廖保平

在农村，草是很低贱的植物。到处都有，随便可踩。到城里，草就金贵了，大片的草坪是用钱种起来的，是拿来看的，不是养来踩的，因此要写上“严禁踩踏，违者罚款”之类的标语。可是有人为了图便捷，还是要踩，草坪上本来没有路，踩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后来，标语改成“小草微微笑，请你把路绕”之类的提示，踩的人反倒少了。

粗暴标语无用，温馨提示反而管用，固然因人在自觉或被迫的遵守中养成行为习惯，却不能不说后一种提示因为文明、尊重、人道而触及人内心的柔软处，唤起了文明的行为。文明经常就是这样，它是一种很弱质的力量，是靠自己的谦逊悲悯来赢得改进，而不是靠粗暴、血腥、野蛮。

可是，太多人急功近利，觉得这文明的力量来得太慢，他们相信粗暴、血腥，用“革命”的、运动的行为加上血腥的、粗暴的口号来迅速地达成所谓目的，结果总是一阵风过去．很快又旧面重现，并没有入人心入人脑，成为自觉的文明行为。

因此，当全国集中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拉开序幕，四川夹江交警在县城挂出了多幅宣传标语，其中有“酒后驾车者医院给你开好了房间”、“酗酒开车是驶向死亡与坟墓的选择”这样的血腥标语时，我就断定，这又将是欲速而不达的事。

“醉驾”出事多了，就用“集中整治”对付，并没有走出运动式社会治理的思维，只会让社会经常处于动员式的临时状态，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形态使人总处于应急状态，造成浮躁与混乱相杂的社会心理，消解正常的解决渠道和功能，是头痛医头的“暂时疗法”，治标而不治本，其弊端之多毋庸赘述。

用血腥的标语来辅助“治疗”，那些标语看似起辅助作用，琢磨起来非常核心。细细体会，与其说四川夹江的血腥标语是警示，不如说是恐吓，想通过恐吓的标语来逼出行车文明。注定难以成现实。

中国人曾一度信奉(或被迫)“口号治国”、“标语治国”。从土改到合作化，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标语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标语激荡人心，有些标语则是典型的恐吓。

四川夹江的标语想警示酒后驾车后果很严重，但它描绘的恐吓图景却与文明驾乘无关，与改变中国人饮酒中的劣习无关(如只有喝多喝醉才表明感情真切深厚等)，与化解贫富分化更加无关。它只是一种恐吓，一种口头暴力，用口头暴力来压制“醉驾”的行为暴力，终究走不出以暴制暴，走不进善治。这些标语貌似无强制性，但出自管理部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警告，显示了恐吓的“权威性”。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标语治国”是“文革”遗风。我则认为那些血腥的、恐吓的标语，本质上是专制的恶果。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我们固然是共和国了，但有些人在专制文化里打滚太久，深受影响，一脑子的专制思想，在社会管理中不小心渗漏出来，就表现为喜欢用恐吓甚至恐怖的手段来治理。

恐吓可以创造秩序，恐吓逼不出文明，文明可以唤起文明为内核的秩序，稳固而持久。然而。在一个专制浸淫太久的国度。我们很容易习惯地相信恐吓可以创造秩序，而且还把秩序等同文明，孰不知，这样的秩序与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我们需要结果，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