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彦

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正月里，温家宝总理访欧刚归来，国家主席胡锦涛又于2月10日赴沙特阿拉伯等亚非五国访问。此外，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于2月8日起访问墨西哥、巴西等拉美五国和马耳他。

如此密集的高层出访引发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国的“正月外交”是一股吹向欧洲和亚、非、拉地区的“外交暖风”。而“正月外交”具体收获了哪些硕果?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肆虐之际应该在国际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近期走向又会如何?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

“正月外交”只是中国外交在2009年的“开幕式”

中国报道：在2009年农历新年伊始，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即纷纷出访，媒体称之为“正月外交”。能否谈一谈您对胡主席亚非五国之行，温总理的访欧之行，习副主席拉美诸国访问的观察?

王逸舟：“正月外交”是中国外交在新年之际打出的一张大牌。在全球经济还在继续探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之际，中国几位重要领导人先后出访，主动拓展中国和有关国家的经贸关系，强化固有友谊，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温总理的欧洲之行恢复了因萨科齐断然会见达赖喇嘛而一度停滞的中国与欧盟的对话交往，这对中欧双方都有利，是共渡难关的重要表现。而胡主席和习副主席分别对亚非五国和拉美诸国的访问，我觉得也意义重大：沙特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输出国，此次出访巩固加深了中沙双边关系，拓展了两国能源合作；非洲是中国的传统伙伴，此次胡主席“正月”出访首选非洲诸国，用行动展现了中国不以贫富来选择或抛弃朋友的国家形象；习副主席出访的墨西哥等拉美五国都是拉美地区的重要国家，在该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也都不错，本次“正月外交”的拉美之行对中国进一步拓展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和政治关系都有好处。

此外，2009年将迎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全球气候变化、新一轮WTO谈判等一些重要谈判，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磋商是非常必要的。总的来说，本次“正月外交”的成果丰硕，但这只是中国外交在2009年的“开幕式”，之后还会有很多“大戏”接连上演。

一个全面对话、战略协作、相互协调的中美关系可以期待

中国报道：2月对中国外交而言可谓是活跃且忙碌的一个月，既有中国领导人接连出访。也迎来了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的首次访华。您对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有何预测?王逸舟：我觉得本次希拉里访华有很重要的意义。近期，奥巴马政府的“三巨头”相继出访：奥巴马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是美国新总统上任出访的传统“首发站”。副总统拜登去往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布什的单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否定，强调了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希拉里选择亚洲作为上任出访的首站，反映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重视，其出访的四个国家各有不同：日本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去韩国则体现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重视；中国是她此行的“压轴戏”，开展包括双边经贸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在内的中美之间所有重大问题的全面对话。

对希拉里之行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即希拉里由于其政治家的出身，因此她比一些学者、外交家出身的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全面，在上任之初对中美关系的表述也比较容易让中国接受。

重视中美关系和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这既是她基于个人能力的正确判断，也与过去辅佐克林顿和做参议员的经历有关，但最主要的是由中美两国关系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个现实所决定的。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的关系发展，我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中美“三角牌”的关系，即中美双边如何应对苏联方面的挑战；第二阶段的中美关系特点更多地折射在区域层面上，如中美在亚太地区中的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上的合作；现在进入的第三阶段，更多地是在全球范围内定位两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已不再是双边范畴，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我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人们已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关系。

我对今后的中美关系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奥巴马政府团队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比较好的掌握，虽然未来因为国家利益的不同，中美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我认为，一个全面对话、战略协作、相互协调的中美关系是可以期待的。

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

中国报道：目前全球正在共同面临金融风暴的肆虐。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应当扮演的角色?

王逸舟：在达沃斯论坛上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每天的每一个会议里的每个议题，不论是谈经济、还是谈外交或气候，人人都会谈论中国，就像人人都会谈及奥巴马一样。但人们谈论奥巴马主要是期待他会给美国带来变革，走出布什的困境；谈中国则更多的是从中国经济的潜力、能量，以及大家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四两拨千斤”的角色。

很多国家毫不掩饰地把中国看成拯救世界危机的希望，虽然这在我们看来赋予了中国过重的角色和过高的期待，但显然，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帮助我们树立了一种国际形象，即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增量部分我们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这也客观说明了中国的成长势头很猛，就像去NBA打球的“小巨人”姚明一样，刚加盟时虽显得稚嫩一些，但那种新鲜感和巨大的潜能却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我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对中国经济的普遍赞许。

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冷静地说，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许多如环境、教育、医疗、社保等经济外围问题还比较突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还需要量力而定，在满足国内需求和发展的基础之上逐渐增大我们的国际投入，不能特别着急。

具体来说，首先，中国在国际角色问题上一方面不能“闭门不闻窗外事”，对国际变化充耳不闻；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基本国情，一味地寻求在国际中增强自身话语权。甚至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不能乱，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不能够扭转，保证“立住不倒”。从长远来看，待到经济危机消退之后，如果中国还能保持GDP规模位列世界前三甲的位置的话，就自然地在无形中增加了自身的话语权。所以，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

其次，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对外加大作为。这里首选的应该是中国的周边地区：把东南亚地区列为我们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加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工作；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E增加投入精力。

第三，2009年，我们应该考虑对一些方面有选择性地重点加大投入。其一，跟美国新政府的关系起好步、开好头，避免以往中美关系发展中总会出现“怪圈”，即在新总统的任内前期，中美关系总会出现一些波折和摩擦。如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仍未动摇，奥巴马也拥有超高人气，因此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们外交的重中之重，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各方面都有关联。其二，要处理好周边关系。中国周边现存有些不确定因素，如朝鲜半岛以及南亚的印巴冲突和阿富汗地区的局势都有不稳定因素存在，而中国是有责任维护这些地区稳定的。所以，在同美国保持一个积极对话的态势之外，稳定周边也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此外，今年会有很多重大国际会议，如4月份将要在伦敦举行的20国首脑峰会、秋季将要开始的联合国改革新议程、年底的“后京都议定书”气候谈判等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保持一个关注和参与的态度，争取最有利于我们的方案，同时也使得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变化。

中国的外交策略没有太大的调整必要

中国报道：在新时期下，您认为中国的外交策略是否需要有所调整?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

王逸舟：我认为中国的外交策略没有太大的调整必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方略，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互利共薪”、“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都是邓小平之后几代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方略陆续丰富的结晶，不应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得更加稳妥，更加仔细，这是非常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