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敦

词语在历史中的冷暖遭遇就如同世事一样难料，特别是在晚清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局之中。最近在读晚清书刊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词——不可思议。一九○○年前后，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当时标新立异的科幻小说家们，写文章时都离不开它。

“不可思议”这个词虽然在晚清时髦，但它其实并不是诸多“新名词”中的一个，而是个古词，一开始是披着袈裟混进汉语里来的，由后秦的西来高僧鸠摩罗什所发明，出现在他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在他译的《妙法莲华经》里也频频出现“不可思议”，很煽情。中国先秦时候的思想家喜欢用“日用常语”说话，到了魏晋以后抽象的思辨语言与表达手段才变得“天花乱坠”起来(想象一下古印度人“忽悠”起来时的语言和神态就明白了，其实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在后来的佛书里，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个也“不可思议”。(日语里的“不思议”一词，口气和中文“不可思议”一样，莫非也是同源?不知道在明治维新那会儿的欧风美雨之中，日本人是不是也把“不思议”当做口头禅？）

最近是在翻看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时开始注意到“不可思议”的。严复在此书下卷《论十·佛法》的案语里把这个词讲解了一番。严复说它本来是佛书里“最为精微之语”，但是后来由于“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所以“渐失本意”，真真“斯可痛也”。他说要想搞明白“不可思议”的含义，就要把它和另外三个看起来很像的词——不可名言、不可言喻、不能思议——区分开。按照严复的区分：“不可名言”就是对奇奇怪怪的事儿说不清楚解释不明白；“不可言喻”就是心有感而很难用言语表达；“不能思议”是说从经验出发，不做归纳和演绎思考。而这三种情况对他来说都够不上“不可思议”的真谛。

“不可思议”到底是怎样的境界? 严复说：“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举例说，“佛所称涅，即其不可思议之一”。我觉得根据严复的意思，“不可思议”的境界代表着超越了经验和表象的真理范畴——不可思之也不可议之——无法通过日常经验来肤浅地想象或求证——所以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

除了联想到佛教、印度人、严复、东洋人以外，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一词在晚清小说领域里听着特别耳熟。再一想，想到了梁启超一九○二年的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果然，翻开头一段：“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所鼓吹的“新小说”有“新一国之民”这样大的功效，迥别于历来人们读传统小说的感受，更没法子来解释论证，真是牛得很。所以这“不可思议”一词，在梁启超的行文中很煽情很关键。

最近读了几篇晚清的科幻小说(当时在小说杂志上叫做“理想小说”或“科学小说”)，发现简直是小学生水平的科学“大跃进”。我所见到运用“不可思议”最狠的，还是徐念慈（一八七五——一九○八）。在一万三千字的《新法螺先生谭》（这篇小说是由“昭文东海觉我戏撰”。“东海觉我”就是徐念慈的别号。小说前面有一段文字交代其写作因由，说是受到包天笑(天笑生)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的启发而尝试创作了这篇《新法螺先生谭》。三篇小说合刊为一书，叫做《新法螺》，由上海小说林社一九○五年出版。包天笑的那两篇，是转译日本岩谷小波的日文本，说的是德国十八世纪男爵Münchhausen著名的吹牛故事，在欧洲曾经以各种文字流传。我小的时候看过现代汉语译本，叫做《吹牛大王历险记》。《新法螺》这本书在上海图书馆里有收藏。我二○○六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楼里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也看到过。这三篇“法螺”也被收入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出版〕)里，他“不可思议”了八次。“法螺”的意思是做佛事用的乐器，在方言里有“荒诞不经”的意思，正好可以来形容这篇小说的风格。在小说里“新法螺先生”讲述了他自己漫游地心、太空，并发明“脑电”的经过：新法螺先生有一天跑上了众山之巅——这里竟然是诸星球吸力冲击之交点——搞得他“颠倒舞弄”，躯壳与灵魂震荡分家，从此具有灵、肉分离的能力。然后，他将自己的灵魂之身炼成一种“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本欲借此光以导中国之奋起，无奈中国人过于萎靡不振，与欧美人相差太远。绝望之余，新法螺先生失手将灵魂抛掷于地，不料在灵魂里面“实存一种不可思议之弹性”，竟一直向上弹出“空气界”外，因而展开灵、肉二分的冒险。他的躯体部分，跳进火山口，下坠到地底之中国，他见到了居住在地心的“黄种始祖”，并从“内、外观镜”里看到中国现状的败坏。新法螺先生的灵魂弹向宇宙太空后，见识了水星上的“造人术”和金星上的物种进化。后来因为靠近太阳，加上速度太快，他的灵魂失去了知觉，回返地球，落入地中海中，与肉身会合到了一起(就像神话里说的那样“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似乎世道也已经变了）。他在地中海碰上了强大的中国舰队，便和中国舰队一起归航。回来后，他在上海参加催眠术讲习会，大受启发，因而结合自己的灵肉分离经历而发明出“脑电”感应（这项伟大的科学突破，具体怎样，也实在不可能说得太清楚，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是互联网无线网络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的结合体，在人脑之间既可以传递思想和信息，又可以输送能源）。他开办学校讲授生电法、发电法、用号法、记忆法、分拆法、综合法六法(后四法很像电报员发报培训）。于是，学习者遍布全世界。由于“脑电”使用，曾经最时髦的电报电话至此全部过时，曾经最快捷的铁路轮船也旅客锐减。所以，脑电“新科技”造成了全地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失业。不满分子开始怪罪新法螺先生，并群起攻之。新法螺先生为避难计，不得不暂避其锋，潜踪归里。

小说里众多的“不可思议”之处，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不是新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本身，而是新式小说这种演义未来、俗讲科学的方式。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新法螺先生俨然比阿Q更开化，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阿Q的眼睛里，“假洋鬼子”可能也是一样的“不可思议”，虽然他不说“不可思议”，只说“妈妈的!”如果是阿Q来讲“脑电”的发明，他可能会说：“妈妈的!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等我们以后有了脑电——比你们又阔多啦!”不管是像梁启超、徐念慈那样编造“以后”，还是像阿Q那样夸口“先前”，都间接说明了那个“目前”的无可救药——堂堂的天朝大国，居然让王胡、小D一样的日本国欺负，真够“妈妈的”。一百年后的今天，从这个角度回头看，晚清对“不可思议”的热衷还是可以“思”、可以“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