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锵

中国的花鸟画，其所表露的本质是人的情感——心灵。心灵，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优秀的花鸟画家在对大自然的欣赏、观照中，热衷的不是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细节，而往往是有趣的自然美感细节和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人生联想，中国传统文人大量的咏物诗可证。在“玄观静览”，“静与花亲”中的情境，才是触发热爱大自然的花鸟画家勃发创作激情的诱因。而这又决定于观照者的心灵：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心灵和心境都会引发不同的审美判断。审美的直觉也根于心灵的自觉。

艺术的本性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至少包括对题材和表现形式、方法、手段的选择自由。自由与自觉有关，自觉连系着智慧与心灵。事实也明摆着：笔由心遣，笔尖是指尖神经末梢的延伸，笔和着水、墨、色，碰触在宣纸上生发出可遇不可期的形迹，对这种偶然性的美感邂逅，心眼随机应变，调动着智慧做审美判断：对之保留还是调整。这种不断的判断推敲，最终成了作品中所谓“耐看”的因素、作品的美感结构，这种信马由缰的“随缘”也正是画画之所以快乐的原因。作画的始终须臾无以离开判断，即离不开心智。有谓：“笔笔要有出处”，出处何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道法自然”“明心见性”者矣。绝非是拾人余唾、仰人鼻息。

花鸟画的艺术价值，具有社会属性。世间上的一切，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审视和认同，则便毫无价值可言。即使避世的隐士，其本身也正因为体现了部分人类回应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从而获得社会的同道同类们的认同乃至激赏，才具备了存在价值的。

花鸟画家必定是个人，这就必然要直面世俗，要培养起自己对现实人生的“各适其适”的“适当”态度——价值观，以便由自己的心灵引领自己行走漫长坎坷的人生路，最终进入自己的人生愿境。因而，花鸟画家应该锤炼情性、铸造心灵。我以为：唯有向自己的心深处走，才不会重复别人的路。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能少了创新。但我以为：“创新”不是艺术的目的，“提供新视觉形式” 也不是艺术家的本务责任。这一切都是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尊重心灵、表露心灵、自然而然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亦即“无为而为”的结果）。尽管世俗社会很需要各种光怪陆离的“创意”“创新”来激活已濒死于徬徨与沉闷的人心和献媚于好奇与贪婪的感官。有谁如果疯了、自杀了、自残了，当然也会使我们当下的“娱乐社会”荡起触目而未必惊心的波光！也许这“悲剧美”能唤起活着的人的良知与思考！能此，他们也可以算是做出“贡献”了。然而，问题是有着天赋自由选择权利的你，甘愿这样为他人的感受而作贱自己否？“蝼蚁尚且偷生”啊！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该是人的天性，花鸟画家亦然。

花鸟毕生都无知于世俗功利，都在“无为而为”地履行生命的使命。花鸟画本也无所谓精神，它们的精神，都是人们以自己的精神去赋予的，至于赋予什么样的精神，就只好看赋予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有谓：“俗到家时自入神”。比如卑鄙得率真也会不失其作为“人本”（人的标本）的价值。

草木固无言，江海鱼虾，似是终日喃喃，但总不闻其言；鸟兽草虫虽有其鸣，亦必无意与人语，自鸣得意而已。它们是如此的孤寞，又如此的单纯！“圣则同天”。

老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花鸟精神”我想就是一种大美，她自己不言。厕身俗世，渺小的我贸然臆测奢谈之。

泰戈尔说：小道理可以说清，大道理只有沉默。

也许中国人较之于西方人，自古以来就尤其善于托物抒怀的艺术，这就让中国的“花鸟画”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也是画花、画鸟的静物画，中国人心眼中的自然美，其实是人格美，人性美，“唯心”美。中国花鸟画有着作者的人格魅力。中国人认为有生命的一切都是“有情”的“众生”。中国人很重感情，而感情必定源自于心灵！

艺术语言、手段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只有表露了心灵的艺术，才会有所谓艺术个性和风格，才会真正感人，也才会直指心灵地超越时空，走向世界。画家们总津津乐道的中外先贤、八大山人、齐白石、梵高、毕加索以及所有民族的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不正是以其鲜明心灵的魅力撼动我们的么？

所以，我主张并坚持：直面世俗，贴紧心灵，用心画画，无为而为，率性为之。

(作者为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广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