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海迈·拜利作

我在迈阿密生活了已经两年，像在这个城市——如果说迈阿密是一个城市的话，也许有些人认为这么说言过其实——生活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逃避什么东西，我想我在这儿不会住得太久，然后我要去一个更适合我写作的地方。许多人跟我一样，到迈阿密来是为了逃避什么，却不知道往后到哪里去。人们很少能够冷静地选择迈阿密，常常不顾一切地到这儿来，而把一种不可忍受的过去抛在后面，梦想成为另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做个自由人，不再回故土去。

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国家秘鲁，摆脱了它的种种粗野方式和它那种对同性恋的刻骨仇恨，逃出了一个不让我呼吸的虚伪家庭，摆脱了一个新上台的独裁者，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也逃离了自己，因为在秘鲁我不敢成为我真正想成为的人——一个作家和一个愿意和男人有性关系的人——我觉得迈阿密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我了解迈阿密后就喜欢上了它的某些方面：它离大海近，大海环绕着它，净化着它，美化着它；它阳光灿烂，天空明亮、耀眼，可以看到云朵漂移，和利马的天空截然不同，那里的天空永远是一片一动不动的灰色，像一块巨大的金属板把城市压得毫无生气，仿佛患了传染病；在迈阿密，西班牙语十分普及，具有加勒比或南美洲的多种语调，古巴人的口音居主导地位，他们言谈爽朗，调门高亢；迈阿密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城市或企图变成一个城市，它属于大家，却又不属于任何人，一个外乡人一旦来到这里就变成一个本地人；寒冷的天气绝对没有，因为它只有不同的热度或热度的差别，但是从来也不冷，人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冬天，只知道有两个季节：一个是热得能够忍受的季节，一个是热得可怕的季节。每个季节持续大约六个月。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是个阉人或两性人，你很快就能成为人们的朋友，你会感到很愉快，不会遇到愚蠢和粗暴的反对，受到反对的情况在整个拉丁美洲十分普遍，也许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例外。

我之所以留在迈阿密，是因为迈阿密天气不冷；因为我在迈阿密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或者说我觉得自己不完全是外国人；因为迈阿密有许多人和蔼可亲，对我微笑，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滑冰时也对我微笑；因为我离我的家庭很远，终于可以写那些激发我的想像力的故事了。但是一个忧心的疑问出现在我的脑海：在迈阿密这个看上去文学并不发达的城市，一个人真的能够成为一位作家吗?我在比尔特莫瑞饭店请教过正在用早餐吃鸡蛋的巴尔加斯·略萨，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能，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作家。”他是对的，他几乎总是对的。我在面对那一片大海的比斯坎饭店租了一个套间，大海风平浪静，气候闷热，和波浪滚滚、冰冷而危险的太平洋完全相反。我开始写作，事实证明，可敬的巴尔加斯·略萨没有说谎，我在迈阿密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尽管某些知识分子嘲笑我，无论我住在哪里，他们总是嘲笑我。

但是我本人也嘲笑他们，因为我过得很好，因为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最重要的是他过得愉快，会享受生活，除了快乐，其他一切都是幻想。事实上，我在迈阿密确实过得很愉快，因为我可以安心地写作，我可以在沙滩上跑步，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看电影，我可以自由地追求那种既危险又不易接近的事情即爱情。

当然，迈阿密有许多东西我并不喜欢，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厌倦。比如说，你不能做个行人，没有地铁，你必须坐公共汽车，因为出租车非常贵；想找到一家西班牙语书店极其困难，夏天蚊子也特别多，你必须在气雾剂里洗澡，它可以把蚊子驱散，你必须习惯在空调发出的那种有害的冷风中生活；人们通常只能在患病的时候阅读，因为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得去奔波，去旅行，去滑雪，去滑冰，去晒太阳，去逛公园，去商业中心，去任何地方，但是不能呆在家里看书，这是病人、闲人、失业的人才做的事。不过，应该提及的是，我来自利马，而不是来自巴塞罗纳、纽约或马德里，在利马你也不能做一个行人，因为车辆会撞着你或把水洒在你身上，此外也没有地铁，永远没有，你也不能打车，因为你如果乘出租车，你会被人绑架、遭鸡奸，即使夏天没有蚊子，那些有盗窃癖的政客（他们通常是统治者），那些道德的预言者（吓唬最弱小的人的乌鸦），那些喜欢制造混乱的工团主义者、躲在每个街角的扒手和小偷，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家庭，也会终年吸你的血，你自己的家庭可能比最顽固的蚊子还可恨。你可能争辩说，至少在利马人们读的东西比在迈阿密多一些，但是对此我有我的疑问，而我毫不怀疑的是，人们在利马读的几乎都是盗版书，所以反正都一样，因为如果你把几本小说卖给随便什么人，而你并不知情，那么，惟一能够对你表示感谢的人只会是盗版者，在秘鲁，他们是我最忠实、最热心、当然也是最急切的读者，因为只要他们在街上看见我——我总是设法不叫他们看见——就大喊大叫地胁迫我赶快出版一部新小说，因为生意很不景气，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维持生计。

拉丁美洲众多始终不停地写小说或拍电影的积极分子——他们常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和议论政治——经常说，迈阿密是一个没有文化、卑微而轻浮的城市，是一片没有历史、没有博物馆、没有任何伟大之处的沼泽地。这恰恰是迈阿密让我喜欢的方面，它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由移民——主要是古巴移民，尽管近几年来有来自各地的移民——用汗水和力气建设的现代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交通运转正常，让人感到舒适，无所顾忌，在这座城市里，你不会遇到少数破坏者在袖手旁观的警察的胆怯默许下把街道切断的情况——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那样；你不会被几个喝醉酒的骗子、可能是休假的警察劫持——就像在联邦区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那样；你不会因为说统治者的坏话而遭到棒打棍击——就像哈瓦那或加拉加斯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那样；你不会由于同性恋被剥夺儿女的照顾——就像智利圣地亚哥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一样；合法政府不会被一些结帮搭伙的政客推翻——就像在拉帕斯或基多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那样；人们不会选举一个十四年不认亲生女儿、甚至在法庭上也不肯承认的人当总统——所以他应该蹲监狱而不应该进驻政府大楼，这个家伙当了总统才肯认她的女儿并向全国发表公告声明此事——就像在利马，真不知羞耻!

我之所以喜欢迈阿密，因为它是一个十分适合居住的城市。在迈阿密，我最想做的是去南比奇区的林肯路散步，那个区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但也是迷人、时尚、吉卜赛人聚集的地区，因为那六七个街区（从阿尔东街一直到科林斯街）离大海很近，实际上它们是你户外散步的唯一去处，不像商业中心那么令人窒息。你在那里下车，走进那些不安的、来自各国的人中，出入于画廊、咖啡馆、餐厅、书店、体育场和服装店。林肯路是全城最优美、最具刺激性的大街，我经常去那条街，但仅仅是为了散步和坐在我所喜欢的一家供应葱炒鸡块和油炸香蕉的古巴小咖啡馆里看行人。我坐在那里看得发呆，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们从我旁边走过，看都不看我一眼，因为我不像他们那样去运动场。然后，我通常是进电影院，但是影院的舒适程度大大降低，空调太冷，讨厌的孩子们不停地尖叫，有些人以不文明的方式吃爆玉米花，人们总在嘲笑看上去并不可笑的事情。

尽管南比奇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但是自从来到迈阿密，我就住在比斯坎岛，我不愿意搬家，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全城最美丽最舒适的地方。那个小岛天主教盛行，异性爱流行。岛上可能发生的唯一不幸是席卷一切的飓风，就像1992年那样，飓风摧毁了整个岛，或者由于你开车超速而被警察拦住，我就遇到过无数次，所以我宁愿骑自行车在岛上活动。

我在岛上没有朋友，我不参加社交活动，也没有人请我参加娱乐聚会，也不偶尔去迪斯科厅或夜晚的娱乐场所。我十分珍视安静，我发誓要当隐士，非常庆幸周围没有人吸烟让我中毒（这在欧洲经常发生），所以我觉得平静的比斯坎岛像天堂，因为除了警察偶尔敲门和7月4日讨厌的游行——我从来不参加，因为我厌恶任何形式的游行活动——没有人来打扰我。很遗憾，我在岛上的朋友只有加油站的一个想带我去迪斯科厅的古巴人，一位知道我的全部秘密的药剂师——比我的读者们还清楚，一个给我端鸡肉芒果片的阿根廷服务员，一位监管我在银行的微薄存款的穿戴整洁的女士，超市的几位女收银员——她们用古巴口音问我何时回电视台，我对她们说，我是写小说的，她们以为我是写喜剧的作家，因为她们知道的小说只是几部仍在热播的电视小说，还有一位委内瑞拉妇女——她固执地想推翻查韦斯总统，她要求我在那个讲大话的人执政期间千万不要去委内瑞拉。比斯坎岛我唯一不喜欢的是，很不幸，有两三个教堂老敲钟，让人们心里感到不安，不过总还是有希望：下一次飓风袭来时能够把它们推倒，不应该丧失信心。

大约两年前，政变——我出生的国家的不幸历史上又发生的一次——第二天我坐飞机从利马来到这里后，我一直在想，我只会在迈阿密逗留几个月，这只是路过，然后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但是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再回利马那个危险的流沙之城了。爱情的许诺如今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着我，但是我并非不知道，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在迈阿密意外经历的，所以一想到离开这个我觉得是我的城市的城市，我就感到恐惧和痛苦，就像一想到把几乎到了四十岁我才敢爱的那个男人舍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就感到恐惧和痛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