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孙　燕　纪海芹

[摘要]《画皮》电影自1965年被搬上大银幕至2008年已有多个版本，中国人对“女鬼”这个来自于不同世界的灵异形象是充满了认同感。甚至是渴慕的。“女鬼”是一种符号，一种感情的寄托，一种对不如意人生的反抗甚至是宣泄个人感情的突破口。试对不同时期的“画皮”故事加以审视，我们隐约可见国人对女鬼形象的一种日益趋新的心理认同。

[关键词]《画皮》，女鬼形象。心理认同

取材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视作品长演不衰，其中以《画皮》最为典型，从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根据《画皮》改编的电影至少经历了三次版本演变：1965年的朱虹版，1993年的王祖贤版，2008年的周迅版，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在“聊斋”中注入崭新的因素，演绎符合特定时代特点的人鬼恋情。试对不同时期的“画皮”故事加以审视，我们隐约可见国人对女鬼形象得一种日益趋新的心理认同。

1965年朱虹版《画皮》故事的发展脉络是忠实于原著的。意境阴森诡异，其中“利爪挖心”的骇人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版的女鬼对人类来说的确是个异类，人与鬼之间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但与后两版相同的是：女鬼很美，虽然是一种阴惨的、诡异的美，但这奠定了“美女鬼”的基础。

1993年王祖贤版《画皮之阴阳法王》问世。此片一扫朱虹版“画皮”气氛的阴森诡异，唯美而颇有韵味，片中壮美的雪景、诡秘的冥界、亮丽的桃林，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女鬼白衣飘飘、柔弱无助的样子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此版女鬼一直幽怨，一直沉郁，显得既苍凉又凄美，增强了人们对女鬼的认同感：鬼原来也会身不由己，像人一样无奈。因此。此女鬼多的是一种亲和力，人们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以至王祖贤在《倩女幽魂》中再扮女鬼竟成一代经典：一袭白衣，肌肤胜雪，云鬓高耸，巧目盼兮，“美女鬼”形象彻底定型。而且本版女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开始走向人间，甚至多了些世俗的感情，喜欢上了正直的公子宁采臣，上演了一部凄美的人鬼恋情。

而2008年版《画皮》承接着“美女鬼”的故事形象，加入了更多的现代因素——爱，左右为难，难以两全的爱。此版的女鬼变成了一只“美狐”。鬼为什么要变为狐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从《聊斋志异》本身看，在全书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涉及狐的小说有八十余篇…，在蒲松龄笔下狐女们少了些悲惨的经历，显得更加美丽动人，诙谐可爱，她们比鬼女更灵动、更活泼，爱得更加无怨无悔(事成之后她们往往选择的是退出)。其次从狐文化发展的传统来看，狐作为一种妖精，有着很独特的审美特质，自古人们用“狐狸精”形容那些漂亮的善于媚惑人的容易招致非议的女人，本身代表着一种既恨又爱纠葛不清的感情。所以“女鬼”变为“女狐”能更好地传达导演的意图，增强受众心理认同感。

因此《画皮》到了2008年版主角变成了一只很乖巧、很媚惑的美狐。她那美得无可挑剔的脸上是一双令人沉醉的眼睛，是一脸柔弱无辜的表情。王生在这双狐媚的眼睛中一直很困惑很矛盾：一边是妻子佩蓉——个让男人梦寐以求的老婆，她温柔体贴，端庄美丽，她爱王生，表面看似平淡，内心却经常翻江倒海地爱着王生，一边是狐女小唯——个在不同的时间邂逅的美丽媚惑的女子，她让人想到的是一见钟情的古老爱情。面对这样的两个女人，王生一直是犹豫而痛苦的：白天他表现得淡定自若。拒绝着狐越来越直白的爱的追求，但夜晚来临时他一直很困惑，他要不停地面对自己眼前幻化出来的狐的影像，以及梦中与狐无休无止的纠缠。于是他不停地躲避，这种躲避却终于酿成了妻子与狐女之间的正面交锋。

至此“画皮”完成了它的三部曲，女鬼彻底从天上落入了凡尘，顺理成章地融入了社会，家庭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之中。女鬼成为一个懂得七情六欲。敢爱敢恨，美丽媚惑的女子，与读书人和其家人展开了正面冲突。中国的导演编剧们“借旧瓶装新酒”，将现代人感情的困惑，“嫁祸”干狐或说选择狐作为一种注码来诠释现代中国人复杂的暧昧的感情：王生或说现代人的感情归属到底应该在哪里呢?这是2008年版《画皮》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导演的回答很讨巧，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句歌词来结束这场争执：“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付出天长地久。”这成为这部片子最好的注脚，除了爱到痴狂的蜥蜴，片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选择了“放手”，也就是所谓的宽容与释怀。

此剧上映6天内地票房超过了两亿，可见受众对这部改编自“聊斋”的片子的热情与认可，他们接受或认同了一个女鬼模样的女子闯入了自己原本平淡的生活。使自己在妻子之外可以找到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人们同样以有些疑惑的态度接受了片子看似圆满的结局：放手，回归。生活是艰难的，感情是复杂的，实际生活中无法得到或无处寄托的感情是自然的，有时是需要找一个点去突破与宣泄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但宣泄之后呢?总要选择一个结局，好让每一天还要这样稳固地过下去。这一点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初衷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写道：“独是子夜荧荧，昏灯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段话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可见，蒲松龄是想通过小说来平息、疏导、发泄自己的内心忧愤苦闷，寄托自己社会、人生的理想，展示自己的才华。他把强烈的主观意识和个人情感倾注在这些花妖、女鬼身上，他笔下的女鬼形象更多地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落魄书生得到了美丽女鬼们的垂青，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身心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作家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某种潜意识。由此可见，女鬼形象是作者的代言人，也成为古往今来国人的一种感情寄托。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创造的第一个女鬼是屈原笔下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这只山鬼很惹人遐想，她婀娜多情，会用各种香草来装扮自己，笔者认为此鬼开创了中国女鬼多情美丽的文化情节。也就是说中国人从创造女鬼形象那一刻开始就背离“鬼很可怕、很恐怖”的初衷，努力按自己的人生理想来创造自己认同的“女鬼形象”。特别是元曲、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女鬼如杜丽娘、小谢等等，经过文人演绎之后女鬼们不但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一群，而且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她们多是豆蔻年华即死于非命，身世可怜。但她们几乎具有中华民族女性的所有美德。像徐华龙分析的，“中国女鬼具有美丽、贤惠、正直、善良的性格特点，还有敢怒敢言，爱憎分明，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这在女鬼性格中占据很大地位……”于是她们被刻画得生动传神、美丽善良、多情而又痴情，虽是阴阳相隔，人鬼(妖)殊途，但同样谱写出了辉煌的男女恋曲，造就了一大批痴男怨女、多情女鬼、落魄书生，仅《聊

斋志异》中涉及鬼的故事有一百七十多篇…。这些女鬼们一进冥界就变成了敢爱敢恨、一往无前而又绝对自由的形象，杜丽娘、倩女无不如此，这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在礼教盛行的明清时期人只有变成一只无所牵挂的女鬼才能自由地恋爱，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典型如杜丽娘；而同样受到各种世俗束缚的男人也只有更深露重面对自己的内心时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女鬼完成心灵的对话，因此在他们的想象中女鬼只有很美丽、很多情才能满足自己的潜在心理，才能得到一定的心理慰藉，所以女鬼只能是美丽的，是多情的，是爱恋着这样一个男人的。那么换一个角度说，男人心中都会装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鬼，只不过有人是没有意识的，而有人是有意识的。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女鬼”们之所以能最终走出黑暗，走出神秘冥界与人世间的男子，特别是会读书的，却又未发迹的，很落魄年轻的多情公子们谈起了恋爱，有的甚至为之死而后生、生儿育女、过上了恩爱的夫妻生活，是中国文人有意为之，其中隐含着一种特殊的、暧昧的、潜在的心理认同。

而联系到现代《画皮》电影版本的演变规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古代人的感情，现代人也同样继承着这样一种理想，来诠释自己心中的女鬼：画皮的女鬼越来越像一个现代的女人。这个现代的女人身上寄托着国人的梦想：找一个女鬼一样的女子做情人，找一个像人一样的女子做妻子。张爱玲说：“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沽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所以佩蓉和小唯就是王生心目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个热烈，一个淡雅，一个肥美秀丽，一个弱不禁风。这也是现代人对自己的感情的一种认同。这种感情亘古未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古代人将人写成女鬼，隐讳而曲折地表达自己深藏内心又无法直接表露的感情，他们在压抑中尽情宣泄的方式是通过想象来描绘、塑造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个与人有些相同但更接近完美的女鬼，她们的感情模式很固定很传统，她们身上既有传统的中国女性温柔善良的典范之美，又有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才能。她们年轻美丽、善良、纯洁，这是中国女子的共性，除此之外，她们兼具神通，这是超越常人的。而这些共同构成了与自己爱的人共同撑起一个家，为寒窗苦读的书生解除现实的困厄的主要条件。这是古代人对女鬼的喜好与认同的原因，而现代人同样喜欢女鬼，但因为喜欢的直接他们融入更多的是感情因素，他们更多的去除了古人所要求的责任与传统，而将他们的女鬼表达成了一个爱的精灵与符号。一个为了爱而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出生就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自己爱的男人，一旦找到她会不管时间、地点是否合适地去疯狂追逐。这是2008年版《画皮》中狐的形象——一个能让男人的爱情达到完美的鬼。她看你的眼神在燃烧、在融化，她让你心跳，让你夜不能寐辗转反侧，让你心痛不已、寝食不安。这是一个本来只能深藏在人的欲望中的女人，但是现代人却将她剥离出来，展现出来，正像是把一个人的欲望剥丝抽茧般一缕缕撕开，然后放到太阳下去晒。最终结果是古人的感情和现代人的感情都曝了光，反倒显得现代人更现实更功利也爱得更加没有边际，因为现代人很矛盾，他想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想通过爱情得到的东西仿佛更多，结果可能什么也不会得到——甚至像古代人想象的那样借由女鬼的“神通”过上一种幸福而安逸的生活也不可能。所以现代人更矛盾，更不幸福，感情更没有归属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更喜欢女鬼，或说更喜欢借助女鬼形象超越时空去谈一场规模宏大的人鬼恋爱。其实表达出来的全是现代社会里对感情的惶惑与无助和一种不可依靠无处归属的无奈。难道说“王生”真的渴望一种“放手”的结局吗?未必，只不过中国人惯以“光明”结束全篇，所以也只能草草地为现代人的感情画上个句号：小唯、佩蓉、王生经历了一番心力交瘁的搏杀，必将回复到她们本来的位置。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共通的。光明的结局，这本身正是一种遗憾。

综上论述，笔者认为中国人对“女鬼”这个来自于不同世界的灵异形象是充满了认同感，甚至是渴慕的。“女鬼”是一种符号，一种感情的寄托，一种对不如意人生的反抗甚至是宣泄个人感情的突破口。女鬼身上更多地集中了中华民族女性身上的所有美德，是中国女性形象更完美的化身。在“女鬼”身上，人们会同时找到自己的“白玫瑰”和“红玫瑰”，林黛玉和薛宝钗也终于合二为一，成为曹雪芹笔下“兼美”的女人，而这绝对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座“空中楼阁”。因此文人们也只能通过不断地诠释、改编、塑造大批多姿多彩的女鬼来完成自己的恋爱理想，也只有通过这些“兼美”的女鬼们才能找到实现某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突破口。从这一点上看古代与现代才子们会一直做这样一个白日梦，除非他们能真的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兼美”的女人，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人们对女鬼形象的心理认同感会越来越强，成为趋势，成为理想的全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