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才　崔　蕾

[摘 要]五代时期，战事频繁，生灵涂炭，政权林立，民生凋敝，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阶段。在这样动乱的时期，历仕四朝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利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对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促进图书出版走上了正轨，官方图书由写本时代发展到了雕版时代；他促进了图书的一种新版本——监本的产生，使监本成为官方通行的规范读本并为后世所推崇；他推动了九经文化的传播，为后世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在客观上开辟了新的聚书途径，大大丰富了藏书家的藏书。本文肯定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并分析他在四个方面对图书文化事业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冯道；图书文化；监本；九经

[中图分类号]G25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09)01-0001-04

五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没有辉煌的文化成就，但是它上承盛唐文化之余绪，实居于宋代文化复兴之先河；说这一时期是两大文化高峰的承前启后时期也许有过誉之嫌，而其实这一时期的图书文化事业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图书出版走上了正轨，官方图书由写本时代发展到了雕版时代；产生了图书的一种新版本——监本，监本成为官方通行的规范读本并为后世所推崇；九经文化的传播持续不断，为后世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地官方、民间雕版图书，为国民增加了获得图书的机会，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藏书家增多了，藏书大大丰富了，文化积累丰厚了。显然，五代文化尤其是五代图书文化事业值得研究。而研究五代图书文化事业，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冯道，必须大写特写。

1 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冯道(882—954)，瀛洲景城人(今河北沧州人)，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少年时他刻苦读书，积学成才，而后进入官场，他的一生恰好经历了差不多整个五代时期，先后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他一生官运亨通，除了三次拜相外，还任过太师、太傅、太尉、司空等官衔，曾“三为司空，两在中书”。然而如此显赫的风云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一千多年来，人们一方面对冯道一生勤俭、为人宽厚、爱护百姓、提拔有能之士、印刷流通儒家经典使文化得以保存传播这些美德惠政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则又对他见风使舵、圆滑世故、与统治者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毫无气节的人品大加鞭挞。《旧五代史·冯道传》在肯定冯道的一些作为同时也指出：“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1]一女同时事二夫，无疑该谴责。可是冯道作为政治人物并没有同时效力于多个君主，被谴责以“一女二夫”，显然冤枉。

在此，我们无意讨论冯道的道德人品，但是也必要对冯道的人生略作“辩护”。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五代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军阀争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不断的乱世。整个五代时期共经历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和后周(951—960)，历时五十三载。在这样一个不平稳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士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选择明哲保身、顺时趋势?还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显然更多的人会倾向于忍辱求生。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对原主人尽忠而“杀身成仁”，在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中忍辱求生也无可厚非。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在当下，不是仍然有不少人“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吗?冯道历仕多个朝代，其实也不是“有奶便是娘”的没有道德底线，他的《偶作》诗云：“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2]“方寸无诸恶”就是他的道德底线。何谓“方寸无诸恶”?他在《长乐老自叙》说得明白：“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3]他也有“忠于国”的价值观，在职则尽责，国主轮替，则忠于新国主。他如效力于大公司，董事长轮替，他作为“高级经理”，仍然尽职于公司。不同的“董事长”有不同的特点，冯道与之安全相处，狼虎丛中立身，难免“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

进入20世纪后期后，学界对冯道苛责的少了，对他的同情增加了，甚至对他的历史贡献也给予肯定。如傅金才说：“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入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度众的主张令冯道身心健康、智慧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态度，以高潮的应世技巧，与时变化，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冯道才能在乱世长为将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纯洁，又能以各种方式救济民众，保存文化。”^[4]冯道虽然身居高位，在军阀武力争夺天下的峥嵘岁月中，无法以一人之力左右社会局势，他只能选择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保存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主张采用新的出版技术出版一大套儒家经典著作，并努力争取得到皇帝的批准。当时的皇帝其实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困难，常有外侵内乱，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条件下，申请这个项目肯定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想申请一个具有必要性可行性的公益事业大项目往往都是以被告之曰“没钱”而了事。难以想象，冯道为了这个项目的立项花了多少精力、心血!这一浩大工程历经多个朝代更迭而始终并未停辍，是谁推动这个公益项目在乱世中持续开展乃至竣工?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身居高位而心系斯文的冯道。

可以说，没有冯道长居高位，就没有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成就，中国文化史必然要改写。因此，可以说，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褒扬。

2 冯道对推动图书出版走上正轨的贡献

我国的印刷事业源远流长，古代印刷业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阶段，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雕版印刷技术，发端于唐代，唐代以前，凡书籍皆是写本，读书人要读书就要辗转借阅抄写。唐代的雕版印刷起初只是在民间应用于印刷历书与佛教经书，到五代时期才开始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文学典籍，这个伟大的变革不仅使读书人省却了借书抄书的诸多艰辛曲折，更为藏书事业和文化的传播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而促进图书从手抄写本到雕版刻本逐渐走上图书发行正轨的历史人物中，冯道的功劳当是首屈一指的。

据文献记载，最早倡议雕印经典的是冯道，冯道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5]。冯道在乱世之中，关心“文教”，联合大臣李愚提出了雕印经典的申请。《旧五代史· 唐书· 明宗纪九》载：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注》引《爱日斋丛钞》“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6]文字如此记载，显然过于简略，好像冯道只是和李愚商量后即联名申请，皇帝就立马批准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大臣、皇帝都清楚，经书篇幅多，雕印费时费工，耗资巨大，而且质量要求高，刻印《九经》不是容易完成的事。很有可能，在提出申请前，冯道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得到普遍的支持后才上奏皇帝。

雕印经典工程开始后，工程不一定就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有得力之人长期领导、督促不可。冯道是这项工程的得力的领导者。雕印经书工程关键是人员、经费、物资和工作方案，这些事项冯道必定考虑清楚了，形成意见文本奏报皇帝。这些事项具体如何，我们可以从皇帝发出的命令中窥见端倪：“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帧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7]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承陈观、太常博士段搿⒙泛健⑸惺橥吞镌蓖饫商锩舫湎昕惫伲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7]可见冯道的工作极为严谨。

公元948年，五经刻成，以后又雕造四经，到周太祖广顺年间，全书竣工，历时二十多年。“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后唐政府将儒家经书雕印贩卖，在历史上是首次，也是封建政府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雕印图籍。从此后，雕版印书技术日臻成熟，图书的出版也日益走上了雕版印刷的正轨。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8]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9]可见冯道的历史功绩在北宋时已得到了肯定。

3 冯道对监本产生的贡献

上文所述，由冯道首倡雕印的《九经》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印，它历经四朝递相完成，而主持刻印的由始自终同是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学府，汉有太学，晋立国子学，北齐成为国子寺，隋炀帝始改为国子监，后历代因之。除教育外，国子监从此也兼事刻印书籍，因而后世称这次刊本为“监本”。五代监本是官方雕印群经的首创，在整个雕印过程中，参与人员都抱着一种审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雕版底本的校对书写、雕版的刻写等等都是专业人士一手操办，因此质量相当高，监本《九经》的刊印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又因为监本如此高的水准，成为后世官方范本的楷模。也从此开始，官方刻印书籍成为历朝历代书籍出版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刻书风气的引领者。

监本《九经》的雕印，开创了官刻图书的新局面，这项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力校勘、雕印、贩卖儒家经典的工程，最终使官刻成为我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之一，也使监本的独特标准范本地位得以确立。后唐首开其功，冯道等人首倡，诚宜书之史册。

4 冯道对推动九经文化发展的贡献

监本《九经》的刊刻，始于后唐明宗三年(932年)，中间经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完成。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三月，“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赐帛五十段。”^[10]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又完成了《九经字样》。后汉乾淘年(948年)五月，“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版，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11]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版《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7]监本《九经》的刊刻，统一经注文字，确立国家标准本。本欲效法汉唐，于国子监镌立石经，因“朝庭日不暇给”，而转用雕版印刷。虽有不得已之处，但这种刻板印卖方式在推广国家定本方面，则较石经更为有效。而且这些书不是供国子监内部专用，而是广颁天下，供使用者有偿购买的，由于这些书校刻精审，十分受欢迎，因而在当时的民间也流传非常广泛。《九经》等儒家经典的广泛流传也推动了《九经》文化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儒家大师孔子的产生到儒家经典的大量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文人受到了儒学的熏陶，从而逐渐确立了儒学为我国文化主流的地位。其中儒学经典的刊印发行，冯道主持的这次雕印出版《九经》功不可没，直接为宋代文明的复兴和“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使天下读书人都能亲身接触儒学，从先贤的文化典籍理论著作中学习精妙高深的道理。

5 雕版印刷术推动了私人藏书的发展

自雕版印刷术得到官方肯定和应用之后，雕版印刷术以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和传递文化知识的最佳手段，赢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雕版书籍大量涌现，逐渐取代了写本书籍，成为了书籍生产的主流。由于聚书较为容易了，因而藏书家也增多了，藏书家的收藏量也大大丰富了。

五代虽然短暂而又动荡不安，但是仍然有不少藏书家，他们的藏书事迹于《五代史》《十国春秋》等史籍有记载。《旧五代史》藏书家的事迹：(1)梁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人孙骘，“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得暇即朝夕耽玩，曾无少怠。”(卷24)(2)后唐王都，中山陉邑(今河北省无极县)人，“好聚图书。”“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卷54)(3)后唐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人张宪“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馀，手自刊校。”(卷69)(4)后唐镇州(今属河北省正定人)贾馥“家聚书三千卷，馥手自刊校。”(卷71)(5)郓州(山东郓城县)人梁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书数千卷。”(卷92)(6)太原晋阳人韩NE3A2！昂梦歌诗，聚书数千卷。”(卷92)。《新五代史》藏书家的事迹：(1)“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卷34)(2)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罗绍威“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卷39)(3)青州人王师范“颇好儒学，聚书至万卷。”(卷42)。《十国春秋》藏书家的事迹：(1)蔡州人赵匡凝“颇好学问，聚书数千卷。”(卷8)(2)会稽人徐锴，“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卷28)(3)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鲁崇范出身贫寒而“读书自若”，“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卷29)(4)华原人(今陕西耀县)郑元素隐居庐山青牛谷，“构一室于舍后，会集古书千余卷，遂终其身焉。”(卷29)(5)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人陈褒 “筑书楼，延请四方学者。”(卷29)(6)闽人陈贶 “积书至数千卷。”(卷29)(7)前蜀王锴 “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卷41)(8)青州人朱遵度 “家多藏书，周览略通，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卷75)(9)吴越杭州人暨齐物 “又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卷89)(10)荆南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孙光宪 “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自号葆光子。”(卷102)此三部史书还记录了其他藏书家的事迹，如钱氏等帝王之家多有藏书。

雕版《九经》工程中的文献整理者多是学富五车者，家有藏书，甚至极富藏书，如：濮州范县(今濮阳市范县)人张昭“藏书数万卷。”(《宋史》卷263《张昭传》)有的藏书家风绵延近千年，如后唐时徒居祥符的丁NFDA1＃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筑大室以贮之，题藏书之所称“八千卷楼”，其后世至清末丁丙仍沿用其名，并增“小八千卷楼”“ 后八千卷楼”。 ^[12]

据研究统计，五代历史留名的藏书家有四十余人。五十余年的历史有四十多个藏书家，这个记录是空前的。五代藏书家分布范围很广(见上文)，并不局限于京城，藏书家的分布打破了过去集中在京师一带的局面。而他们的藏书来源除了传统的抄写和帝王赏赐外，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市场的采购。而这些流通于市的书籍则主要是得益于冯道首倡雕版《九经》，其后官方、民间皆重视刻书。到了宋代，随着国家统一的版图增大，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发展，加上统治者采取以文抑武、文德治世的安国方略，改革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整个社会沉浸在潜心学术、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中，人们读书的热情空前高涨。为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逐步形成了庞大的全国范围的刻书网，雕版印刷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使文人藏书的风气更加浓厚，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精神财富。

6 结 语

冯道首倡雕印《九经》，把雕版印刷术与文化的保留和传播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经典文化传播摆脱了笨拙的手抄时代；经过校勘刻板，大量的流通典籍，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文化之命脉，为北宋文教的发达做了技术和资料累积；雕印经典是国家行为，标志着唐代以来北方军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可了对整个社会各方面都有规范和教育作用的儒家文化体系，大大加强了儒家文化对士人的影响。冯道作为屹立五代四朝不倒的政治家，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儒家经典《九经》的顺利雕印出版并向社会公开发行，客观上大大推动了中国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冯道的道德人品任人评说，而他倡雕印《九经》、传承文脉、复兴儒学，无疑是名垂青史的。

[参考文献]

[1]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8405.

[3] (清)董浩等编. 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8992.

[4] 傅金才.冯道的人生之道[J].石家庄：石家庄专科学校学报，2004(1).

[5] (宋)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M].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7304.

[6]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88.

[7] (宋)王溥着.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8.

[8] (宋)沈 括.梦溪笔谈[M].岳麓书社，1998：147.

[9]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

[10]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76.

[11]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8.

[12]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2.

[收稿时间]2008-09-27

[作者简介]黄权才(1958—)男，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文献学硕士导师；崔 蕾(1983—)女，广西师范学院文献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