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希强

蒋卫锁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买他的人头。因为他站到了“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对立面上”，打破了潜规则。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

41岁的蒋卫锁，风尘仆仆，略显疲惫，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小宾馆里采访他时，他不时地眯起眼睛抽烟。就在前两天，他刚参加了奶产品行业的一个博览会。

蒋卫锁的“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身份一直备受争议。2006年他发起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把他推上风口浪尖，为他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也惹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说，蒋卫锁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也有人说，他在毁掉中国乳业。他对此辩解说，大多数维权者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出于个人利益，但是“当站出来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受害者的代言人，代表的是一个利益群体”。他说的利益群体，指的是奶农。

现实是，蒋卫锁并没有毁掉中国乳业，但两年后的“三聚氰胺风波”却让中国乳业整体陷入低谷，最终奶源的质量问题还是成了中国乳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痛苦的就是付出了太多，但收效甚微。”面对中国乳业的现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2003年的时候蒋卫锁头上已有一连串的光环：杨凌示范区“十杰青年”、“陕西省农村优秀人才”、“优秀党员”、“农民增收致富带头人”、“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奖”等等。2004年他的企业年产值更是高达近2000万元，他坦言，那时“挣了几百万”。而后来乳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和假奶的泛滥让他损失惨重，也让周围的奶农损失惨重。蒋卫锁曾经做出如下举动：他经营的奶站0.8元购进原奶，0.7元卖给企业喷制奶粉。这是2005年，当时为了让奶农减少损失，蒋卫锁一天就赔几千元钱。“好奶卖不出去，假奶大行其道。”他认为这对西部奶农的增产增收以及西部地区农村的稳定造成的破坏力“将不可估量”。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蒋卫锁痛下决心：实地调查中国西部乳业发展的真实状况，为西部弱势奶农呼喊，为西部乳业探寻发展之路。于是，2006年，一支久经筹划的由农民企业家、农业专家、新闻记者组成的“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新闻采访团就此诞生，蒋卫锁出任团长。

蒋卫锁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买他的人头。因为他站到了“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对立面上”，打破了潜规则。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活动过程中，有的企业婉言回绝，说负责人不在，搪塞了事；有的则直接闭门谢客；有的虽表面热情，却惟恐记者拉赞助或搞新闻曝光；政府官员也热情、冷漠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问：你们到底想干啥？

“乳业很不和谐，其实我就想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诊断、治疗中国乳业的顽疾。”蒋卫锁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蒋卫锁说，他能顶住压力没有退缩，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他，那就是业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的奶农。那时每到一处，热情好客的奶农都把他们团团围住，反映问题，透露乳业内部的一些暗箱操作行为，甚至把一些掺杂使假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偷偷送给他们……

真正令他尴尬的是资金上的压力。活动之初，蒋卫锁把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碧园”酒家以15万元的价格卖掉，作为西部乳业万里行的启动资金。但即便如此，在活动即将结束时还是经费告急，缺口5000元左右。现在看来，也许5000元算不了什么，但当时从新疆返回，3000公里的路途要走3天。路费再加上10多人的食宿，让蒋卫锁很是尴尬。最后他们只好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饭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凑钱……而最让蒋卫锁后怕的是，当他们返回途中经过哈密时，依维柯车子的两个前轮发生异常，司机下车一看，两个前轮箍像火球一样通红，差点就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

“打假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蒋卫锁感叹，他呼吁人人打假，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仅靠少数人也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对矛盾。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假可打。“但只要有假冒伪劣，我就会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

首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打假维权者。蒋卫锁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定位排序。“我和王海不一样，他打假能赚到钱，我没赚过一分钱。”蒋卫锁说，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尊重他的人多了。

蒋卫锁随身带着两包以他名字为品牌的羊奶粉。他现在经营着十来家蒋卫锁乳品连锁店，奶源来自于他手里的十几个奶牛小区，十几个奶站，由专人监控质量，加工环节交给他信任的企业。他认为，“主要也还是资金不足”，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个人品牌为赌注，把“蒋卫锁”牌乳品连锁专卖店开展起来，以实际行动振兴中国乳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