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国强

1826年，患上了肺病的潘曾沂辞去内阁中书的官职，南归故里。在家乡苏州，他一面潜心诗艺，一面以济世利民为己任。江南虽说是富庶锦绣之地，但逢上水旱年景，同样难逃饥馑。每遇灾荒，潘曾沂总是倾其家藏米粟，赈济乡民。十几年下来，用于施赈的米粟足足有四五万石。就这样，归隐桑梓的潘曾沂赢得了“吴中首善”的称誉。

苏州家家临水，户户枕河。市民淘米煮饭，日常饮用，无不仰赖那些纵横城中的河汊。然而容易壅塞的河道往往将活水变成死水，使一河清流日渐污浊。而饮用水质遭受污染的河水，又常常导致疾疫流行。目睹这样的情状，潘曾沂想的是“凿井而饮”的古老办法。于是他捐资在城内凿井，并劝市民饮用井水，以“默消疫疠”。日积月累，潘曾沂在苏州城里一共“浚凿义井四五十处”，直到1852年他去世的那一年，还有几口井正在挖凿之中。

潘曾沂辞世十年后，一个名叫峰源藏的日本人造访中国。在上海，他记录下这样的见闻：市民“多汲取江水以为日用，不过江水非常混浊，无法直接饮用，用明矾将浊泥之类的污物沉淀后，才渐渐可以吞咽”。其实彼时不独上海，国内其他城市的公共用水也大都如此。

然而在人烟辐辏的都市，这样的水源和用水很难有最基本的卫生保证。1873年农历十二月初一的《申报》上就这样写道：“沪城滨海枕浦，朝潮夕汐，城内居民咸资其利，无如城河浅狭，糟蹋尤甚，沿河两岸，倾倒垃圾过多，潮水一来，满渠便黑污秽，所酿无非毒流。”市民汲取饮用这样“几如墨汁”的江河水，势必“为瘟为疫为痧为毒”，造成疾病的暴发。

不单单是潘曾沂，对于城市的公共用水卫生，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作为一种善行而付诸行动。就在峰源藏到中国游历一圈后不久，苏州城出现了一种“运水船”。这种船由城里的绅商捐资打造，每天“从城外大河运装清水入城”，以供市民饮用。

当然要想获得长期清洁的水源，最根本的还是要避免江河的污染。1874年农历二月初九，有士人在《申报》上发表题为《除秽水以免致病论》的文章，公开向上海市政当局建言。这些建言的内容非常琐碎，不仅提议迁移靠近城河的茅厕，而且要求以后不准染坊在城内的河浜漂洗织物。至于上海人每天晨起在河汊洗涮马桶的陋习，更是在建议者的禁止之列。透过这些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出早在晚清时公共卫生已经开始逐渐向一种公共意识递变。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近代卫生事业的开创者长与专斋将西文中的Hygiene译作中文中古已有之的“卫生”。不过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出现的“卫生”，本义却主要是指养生。现在，这个词具有了近代化的概念。而此时处于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也正是在市民官商的协同努力下，使“卫生”变成一种共同的公众行为，并赋予这个古老的词语以社会公益的崭新内涵。

1883年，英国商人建造的杨树浦水厂开始向苏州河南岸的英租界供水。6月29日那天，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还应邀参加了竣工送水仪式。随着阀门的开启，上海出现了这种叫做“自来水”的新鲜玩意。

自来水在租界的修成，促使上海的士绅商贾决意仿效西洋之法，在城内自设铁管汲引江水。一年后，李钟钰和苏治生这两名生员就呈请市政当局创办自来水厂。他们的提议获得了绅商阶层的大力支持。在绅商的积极奔走和捐助下，又历经施工的种种艰难，最终由中国商人自办的内地自来水公司于1902年告竣。

不过创办自来水厂毕竟耗资巨大，从晚清到民国，在江南一带的城市里最普遍的是一种叫做“老虎灶”的公共供水设施。“老虎灶”也叫“熟水店”，因烧水的炉膛口像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故而得名。老上海有句话说“泡开水”，指的就是去老虎灶打熟水。老虎灶有专门的挑夫去洁净的江河挑水，然后由灶户烧开后以很低廉的价钱卖给市民。当年老虎灶遍布上海人烟稠密的棚户区，市政当局对老虎灶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和具体。譬如，挑夫不准就近挑水，一定要到水质较好的黄浦江去挑水；灶户烧水必须烧得滚开，而且不能任意涨价。维持一个老虎灶，除了挑夫和灶户的工资，还有购买燃料等费用。这些开支往往会得到绅商的资助，有时市政当局也会给予一些补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苏州和无锡的老弄堂里还能见到老虎灶的身影。排满一地的暖水瓶，一路淋漓的水渍，还有翻滚着沸水的大铁锅里冒出的热气。蒸腾的水汽朦朦胧胧，仿佛氤氲着漫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