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441-513），字休文，仕历宋、齐、梁三朝，是南朝颇有影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被称为“一代辞宗”。沈约的一生都贯彻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同时，家世传统、时代风气以及个人的人生经历又使得他兼怀道家、道教、佛教思想，儒、道、佛兼容并蓄，构成了沈约独特而复杂的心灵世界。

儒学经由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大盛之后，到了魏晋逐渐走向衰微，降及南朝，又渐被重视。刘宋时期立“四学”，儒学就置于首位。到了梁代，儒学也曾一度兴盛。据《梁书·儒林外传》载：“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可见，梁代的儒学较之魏晋，影响已明显不同。沈约的家族吴兴沈氏是世居江东的世族，有着服膺儒术的传统。《南史·沈约传》载沈约先祖沈警“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产累千金”。沈约也颇以其家世儒学背景为荣，称其曾祖沈穆夫“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在时风影响及奉儒家族传统的熏陶之下，沈约的一生自然也充满着强烈的功名意识，即使仕途坎坷，也始终矢志不渝。

沈约少年时曾遭家难，其父被杀，他只能被迫逃窜他乡。家庭的磨难使得他很早便立志发愤向学，史载他“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则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沈约自己也说：“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可见沈约青少年时期便执着好学，怀揣修史留名的远大理想。

后来，沈约受到吏部尚书蔡兴宗的赏识，在其幕中任记室，从此步入仕途。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一样，沈约在入仕之初也颇受宠信。他在文惠太子萧长懋东宫时“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列官，或不得出，约每以为言”。但仕途之路并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处处险象环生，何况当时新兴的皇族对文士并不看重，反而采取轻蔑的态度。据《南史·刘系宗传》载：“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族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与沈约同为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竟陵八友”的谢朓、王融便先后在政治动乱中葬送了性命。但尽管政治环境如此动荡不安，难以预料，沈约却始终怀着一颗不甘放弃之心，执着不悔，逆境不退，最终得以做到尚书左仆射的高官。可以说，沈约这样一生孜孜不倦、不懈追求的毅力和决心正来自原始儒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这也是他人生之路的原始推动力。

儒家思想激励着沈约积极进取，而道家思想又让沈约在仕途受挫时明哲保身，适时退隐。永明十一年（493）正月，萧长懋死，七月武帝崩，政权旁落到高帝萧道成之侄、受诏辅政的萧鸾手中。竟陵王萧子良及其周围文士受到排挤，“八友”之中，王融死，沈约与范云被贬出。沈约被外放为东阳太守，暂时远离朝廷的纷扰相争，这时道家的退处思想便占了上风。我们知道，中国原始道家的人生哲学讲求知足知止，将对外物的无限追逐化为人心怡然自得的内在满足。“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1]。老子这种超脱恬淡的处世之道在文人失意落寞时往往更发挥其深刻的浸润作用。虽然强烈的功名意识让沈约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隐士，但道家思想却可以使他在人生寂寞时得到心灵的宁静和慰藉。沈约一生处事谨慎，正是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在出守东阳时的许多作品中，沈约均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其退处为安的思想。如“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寻。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登玄畅楼》）[2]，“忘情属兰杜，怀禄寄芳荃”（《早发定山》），“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中既可见诗人移情于山水的情志，又散发着某种淡淡的惆怅意味。

沈约的家乡吴兴武康，属滨海地域，有着天师道的信奉传统，沈氏家庭亦“累世事道”。受其家风影响，沈约本人也信奉道教。东阳本是道教兴盛地区，沈约被外放此地，自然对道教的崇尚更加倾心。《游金华山》一诗就是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的作品。金华山位于东阳郡境内，相传为道教仙人赤松子得道之处。这样一处道教圣地，必然会引起诗人的无限向往。在作于东阳的诗作《赤松涧》中，沈约便直言：“愿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东阳的秀丽山水让沈约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慰与解脱，他暂时忘却了朝廷的纷乱险恶，而沉湎于对仙道的神往之中。例如，被何焯称为“压卷”之作的《游沈道士馆》就是写事道的：“秦皇御宇宙，汉武恢武功。欢娱人事尽，情性犹未充。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宁为心好道，直由意无穷。曰余知止足，是愿不须丰。遇可淹留处，便欲息微躬。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衿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所累非外物，为念在玄空。朋来握石髓，宾出驾轻鸿。都令人径绝，唯使云路通。一举陵倒景，无事适华嵩。寄言赏心客，岁暮尔来同。”作者用秦皇汉武的托慕九霄来衬托自己的真正好道求仙，并描述了道馆景物、道士生活的恬淡清远，令人不禁向往。沈约的另一首《桐柏山金庭馆碑》是他隐居于桐柏山时的作品，其表现的思想与《游沈道士馆》同出一辙。

从沈约留下的文章看，许多都是弘扬佛教义理的，如《均圣论》、《答陶隐居难均圣论》、《内典序》、《佛记序》、《六相道续作佛义》、《论形神》、《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究竟慈悲论》等等。其中，《答陶隐居难均圣论》云：“众生缘果，所遭各有期会。当昔佛教未破，是其恶业盛时；后之闻法，是其善业萌时。善恶各有其时，何关淳厚之与浇薄。”我们知道，佛教讲究“业报轮回”，“业”本意指作为，“报”即“业”的后果，有业（因）必有报（果），否则业就有可能消失。“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3]而善恶不同的业则有不同的报应：“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4]沈约这里所阐发的正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涅槃佛性”的问题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沈约在《佛知不异众生知义》中云：“凡夫之所知，不谓所知非善，在于求善而至于不善。若积此求善之心，会得归善之路；或得路，则至于佛也。此众生之为佛性，实在其知性常传也。”这里，作者阐发的就是涅槃学“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刘宋时期，范缜坚持“神灭论”，认为“形神相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反对离开物质而存在精神实体的主张。范缜的“神灭论”在其时遭致一片批判之声。沈约同样反对“神灭”而认为“神不灭”：“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校，岂无其人？”（《神不灭论》）但以“养形可至不朽”来驳难“神不灭论”，并无很强的说服力。

从沈约的这些作品来看，似乎他真的是皈依于释了，其实不尽然，沈约的佞佛乃“逢时之意”，与其时上层统治者乃至下层士人信佛崇佛的风气密切相关。萧齐的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都信奉佛教。沈约备受二人赏识，为博取他们的信任，必然会投其所好而热衷于佛教。他的《为南郡王让中军表》、《竟陵王造释伽像记》、《为南郡王释奠宴二首》就是为二王所作。梁武帝萧衍更笃信佛教，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其《述三教诗》云：“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萧衍是说自己先学儒道，晚年则又大倡佛教。沈约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然也更加投身于佛学。在南朝士人中，兼修佛、道、儒的也很多。如周颙就“泛涉百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兼善《老》、《易》”。与周颙同时的玄谈家张融，在临终时还“遣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在这种时风背景之下，沈约对于佛学的潜心钻研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沈约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梁书·沈约传》记载了沈约临终前的情形：“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已出。”这里是说沈约对自己背弃旧主、帮助萧衍篡夺帝位之事始终心怀负罪之感，临终之前仍要请道士上表天神，表示忏悔。上章首过乃天师道之规矩，沈约至死都不忘将寻求灵魂解脱的愿望寄托于道教之上，可见道教在其心灵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沈约的一生始终以儒学为本，不忘功名，积极进取。同时，原始道家与中国道教思想也深深浸染着他的心灵，让他在受挫失意时得到暂时的安慰与解脱。而时代风气与个人理想又让他热衷于佛教研究。儒、道、佛兼修，构成了沈约独特而复杂的心灵世界。

注释：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44页.

[2]陈庆元.沈约集校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本文所引沈约作品均出于此,下不注明.

[3][晋]慧远.三报论[A].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88页.

[4]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56页.

张斌斌，女，江苏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基础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