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风

武汉大学近日对外宣布，国学博士点将于2009年正式招生。其实，这不是第一个。人民大学国学院从2006年起就号称招收“国学”学生，包括博士，但是，学生毕业时，拿的却是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位。因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国学”这一科目。

大学觉得自己有能力，却不能颁发相应学位，这样的情形，颇为吊诡。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从逻辑上说，甚至是先有西学，然后才有国学之说。晚清以前，中国士人生活于自己构想的“天下”中，不知有“西学”，也就不会说“国学”。文明尽在中国，只有中国有学，何以分中、西?

待到19世纪末，因为甲午战败，士大夫产生了文化危机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与日本。作为保守主义者，张之洞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压力，作为一种反拨，他撰写《劝学篇》，告诫士人和政府，应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后来将其改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为流传。

不过，推测起来，“旧学”“中学”与“国学”，还是大为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知识的地域性、时间性，西学是西方的、先进的，中学是中土固有的，不那么时髦。“国学”一词凸显了“国族”(nation)意识——笔者觉得“国族”比“民族”更贴切。应当说，“国学”概念的出现，晚于中学、旧学，它是在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具有十分清醒的文化国族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这种意识的自觉当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之后。清末废科举，大学、研究所、学会之类的现代学术体制兴起。它们带来了现代学术，这种现代学术最初必然完全搬自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