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钱穆是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名士，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以其卓越著述和崇高人格被景仰者们尊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

1990年，96岁的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去世，旧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以国学研究为标志的学术时代也宣告终结。哲人其萎，风范犹存，灵归道山的钱穆留给了后1人诸多的启迪。钱穆少年失恃，17岁即辍学在家，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先在家多无锡教小学，再到厦门教中学，后转苏州教师范。教课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经、史、子、集，旁涉考据、训诂，按他自己的说法，这18载春秋，“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即便是吃饭、如厕之时，仍捧书如常。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将双足浸入水桶里，刻苦诵读。

现代哲学大家熊十力有三位高足：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皆以新儒家名。唐君毅说，钱穆是凭借早年“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方成就了后来的史学贡献，这确是知人之论。试想一下，他既无大学文凭，又无留洋经历，而以一乡村老师的身分最终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除了这份苦学的韧劲之外，还凭什么?

从1933年秋天开始，北大聘钱穆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