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吏》、《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

由《新青年》肇始的新文化运动，经过“文学革命”的激励鼓荡，至Ⅱ五四爱国运动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力量达到了高度亢奋的状态，而随之涌进的各种外来思潮又同时使大批知识分子在那种多元共处的思想环境下产生了相应的迷乱和裂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文学改良(革命)”的急先锋，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新青年》文人群体和胡适后来的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胡适曾自言“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他的这种兴趣早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就已表现出来。然而，胡适回国后并没有关注时政，而是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其间缘起颇耐人寻味。

从首倡文化载体的创造性转化到寻求人与社会的新生，胡适毫无疑义地担当了其中的“导师”角色。

而经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是少有不受胡适等人影响的。

然而，经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胡适的思想，尤其是对政治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在旁人看来，是颇有些费解的，一些人直言相告说：谈政治是你的歧路，做学问才是你的正途。对此个中的缘由，胡适曾专门撰《我的歧路》予以辩解：“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