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涂允檀等通电起义后，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竟“无所知，其一外交部”还要涂允檀等在缅甸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就撤退到泰国或菲律宾，并寄给他们一部分拖欠的工资。殊不知，“使馆”早就悬挂起了五星红旗，起义人员已陆续奉命回到北京。涂允檀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涂家大湾是陂邑望族，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教育家、外交家、科学家、农学家、水利专家。其中涂允檀祖孙三代就飞出了翰林、留美博士、驻外大使、地质学家……

翰林之后，留美归国

不久前，笔者为撰写《无陂不成镇·名流百年》到涂家大湾搜寻史料，发现了光绪甲午年(1894年)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两个版本的《涂氏宗谱》，里面详尽记载了涂氏家族的传奇家世。后又到外交部查阅解密档案，搞清了涂允檀率部起义的前前后后。

涂允檀之父涂芥庵(字福田)，由于他是黄陂最后一位翰林公，人称“末代翰林”。他生于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甲午年(189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供职户部，后相继任晴川书院监督、巨鹿知县与遵化县长等。

1906年2月，他冶巨鹿时，受命赴日考察教育、地方自治、文明监狱、环境保护等方面，写下《东瀛见知录》。他认为“日本所行之有效，为我直隶所急宜仿办”，如兴办女学，设农蚕试验场，设森林水利局，改良监狱管理等。

中华民国成立，黎元洪当选总统后，黎有意延揽他到中央政府任职。但他婉言谢绝，仍然坚持在基层为民做主，先后任河北遵化县长、湖北省长公署秘书、黄陂县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校长等。

涂允檀1897年出生于黄陂故里，1913年以优异成绩进入湖北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读书，此间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同学恽代英。他们过从甚密，莫逆于心。恽代英1918年4月3日在《致涂瞻叔(允檀)书》中云：

凡居本籍之学生，非绅富子弟，即学成则为地方有力之人，故其可以于地方办事，乃当然必然之事。而欲办事，有不可不注意者二物：一能力，一信仰。无能力不能办事，无信仰不能得助力，而便号召。代英于互助社于二事均颇有进。盖此间研究同人心理，筹谋如何收效方法，一法无效则改一法，一日不成继以次日。故能力由弱而强，方法由谬而正常……

代英在此亦颇获同人信仰，此皆常时聚焦：(一)以自己真人格示之；(二)以赤心血诚之语言感化之；(三)以大公无我恒久不懈之精神灌注之；(四)之功效由此可悟中国人之合群，见面少，谈话之机会少，观摩之机会少，再加以不诚心，不公不正之言语、态度、思想，此所以永无良结果也。地方上办事自然不比学生时代，然总从可有为人做起，至少必有所成。而尤要者，必在学生时代办一二事，必求成功以为练习。能立一社固佳，否则与一=人订一条约亦可，常人作此鲜有能成功而维持经月经年者否?亦徒存名义毫无实际。(《恽代英·来鸿去燕录》)

1918年盛夏，涂允檀以甲等成绩从北大毕业。几年后，他考取公费留美，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有几家美国公司均许诺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毅然选择了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

回国后，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武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他欣然应召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各地党务案。4月，国民党中央指派涂允檀等人组成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涂允檀任常务委员、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次年，他相继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政府教育局局长、社会局局长及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长等职。1930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政治系主任，193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

投身外交，共赴时艰

鉴于涂允檀熟悉外交事务，1935年，他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对“弱国无外交”感同身受。在一次酒宴上，一西方国家外交官借酒装疯，对涂允檀进行人身攻击，骂他是东亚病夫。涂允檀顿时拍案而起：“中国现在是落后，但并不代表永远落后，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大物博，东亚病夫是有病，但病可以治好，一旦治好了病，东亚病夫就会变成东方巨人。”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升了驻马尼拉(菲律宾)、新加坡、巴达维(爪哇)、海参崴、纽约、渥太华6个总领事的地位。涂允檀被任命为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

菲律宾在1946年7月前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不能派公使、大使，总领事职务主要是照管当地的华侨事务和两国间的商务往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驻外使节的作用，如代表中国政府与驻地政府洽商，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增进睦邻友好、加强两国商务往来等。

涂允檀于1937年6月6日到任，当地华文报纸《公理报》发表了一篇《对涂总领事贡献数言》。文章直指前任领事：“少有能为本政府爱护侨民之旨以忠公者。邝总领事关心汇水起落，李总领事注意股票升降……上行下效，争先营利，贻误要公，不知几几。涂总领事下车伊始，吾人望其首先禁绝此种非分营业并劝止同事中有此类嗜好者，剔除积习，树立良风，庶不负付托之重也。”

对侨胞的中肯进言，涂允檀非常重视，他不仅公开表示，将“恪守中央法令，体察侨胞舆情”。同时劝勉侨胞“精诚团结，共济时艰”。而且言必信，行必果，为侨胞、为中国抗战多做实事。

首先，他根据国际通则，向菲当局频繁交涉，解决了歧视华人和华侨的诸种苛刻限制与陈规陋习，如中国轮船登岸，发生侮辱人格式的搜身、非法勒索金钱等。他就任后，当中国轮船抵岸，他亲自上船，直接了解情况，对同胞的困难及处境关心备至。同时许诺以后船来了，即便他不来，也会派领馆的人来，帮助解决问题。经他据理力争，多年来歧视华人华侨的某些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同时他劝诫华侨，“旅居国外，首须遵守所在国法律，注重秩序。不可稍有越轨行动，致滋无谓之纠纷，徒然启人干涉，遭人批评。真正爱国者当不出此。”其次，他明确提出领事馆“办事以不分派别为方针，相互团结，精诚合作”。在任期间，他以总领事的职责为重，不囿于党派偏见，广泛团结侨胞共赴时艰。他不仅跟工商业界侨领、侨胞相处融洽，团结协作，而且十分关心华侨劳工。1937年11月，华侨劳工团体代表前来咨询成立劳工团体联合会事宜，他当即表示赞成并协助办理立案手续。同时，他对菲侨界在中共地下党影响下，进步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给予真诚支持。

再次，全力以赴，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涂允檀本是国际法学专家，“七七事变”后，他应马尼拉市远东大学中国学生会之邀，用英文演讲

“远东时局”。他旁征博引，结合许多实例，揭露日本践踏国际公约、公法，天理难容。指出公理将战胜强权，侵略者终将失败。他勉励侨胞“抗战主张、爱国信念务期百折不回，坚持到底”。在他的影响下，侨界对祖国抗战进行资金与物资多方面的支援。

正是他主持下的总领事馆成为“华侨之家”，1938年底，当地侨胞听说涂允檀即将回调国内，纷纷以侨团和个人的名义函电重庆慰留，建议当局“收回成命”。

1939年初，涂允檀回到陪都重庆履新，次年3月起任中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巴拿马运河更显战略重要性。1942年，涂允檀受命派驻巴拿马任公使，还兼任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中美洲三国公使。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赠送中国8艘军舰，国民政府派出一支海军部队前往接收。当中国海军舰队在巴拿马城靠岸时，涂允檀和巴方领导人分别代表中国和巴国政府，对中国海军首访中美洲及巴拿马表示欢迎。中国海军在巴拿马街头，举着两国国旗，演示了队列行进。不少当地华侨，兴高采烈地加入欢迎行列，并登上中国海军舰艇参观。

缅甸，梵文意为“坚强、勇敢”。位于亚洲中南半岛。1948年1月4日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建立缅甸联邦。随后，我国在仰光设大使馆，1949年总领事馆与大使馆合并，在大使馆设领事部，专管一切领事事务。涂允檀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缅甸派吴敏登为驻华大使。

涂允檀到达仰光就任时，正是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那时仰光华侨出的报纸，有趋向进步的《人民报》，中间派的《华侨商报》，西方报刊也很多。因此涂允檀和大使馆官员，不难从各种报刊了解、判断中国国内局势。

率先易帜，弃暗投明

缅甸独立后，即开始关注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1949年4月，随着渡江战役的进行，缅甸对中国的形势更加关心。7月初，缅甸执政党自由同盟高层讨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影响，此后吴努总理派外交部长访问英国和美国，期间就中共夺取政权对缅甸的影响与英美进行讨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该公告于当日函送缅甸前驻南京大使。这样，是否承认新中国成为缅甸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缅甸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不久被召回国内，商讨建交问题。1949年10月至11月初，缅甸国内几乎所有左派政治团体都在向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尽快承认新中国，以缅甸华商商会、兴商总会为首的大约40个华侨社团也要求政府承认新中国。

新中国诞生后，印度也准备承认新中国。1949年11月间，印度原驻国民政府大使K.M.潘尾迦途经仰光赴京，涂允檀设宴接待。涂允檀知道，早在1948年5月，潘氏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的作用的文件，认为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恢复对西藏的统治。

席间，潘对涂说，缅甸与印度可能即将承认新中国。因为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秘密通电，就承认新中国达成默契。吴努有意抢在印度之前与中国建交，故他曾公开表示，他对新中国非常敬畏，“新中国是大象，尾巴甩过来我们也受不了!”12月3日在伦敦访问的缅甸外长宣布：“我们必须很快承认新中国。虽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那只是时间问题。”12月6日，缅甸外长返回仰光后向媒体表示，缅甸将在圣诞节前承认新中国，同时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那时，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许孟雄，同新中国外交部的王炳南关系密切，他回到北京后，写信给驻缅使馆参赞李秉汉，说解放后的北京情况很好。李遂向涂允檀辞职，经香港回到了北京。李还给驻缅使馆随员庄去病写信，希望庄劝涂起义。

同年12月，缅甸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巴令顿正式通知涂允檀，表示要立即承认新中国。涂允檀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一旦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原来的大使馆就必须撤走。如果继续跟着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所有人就只有回到台湾了。该怎么办?涂允檀在办公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进行着一生最大的、也是最艰难的选择。经过反复的考虑，涂允檀终于下决心：起义。于是，他首先与平日有进步倾向的一等秘书李体乾和庄去病密议。三人不谋而合，决定立即起义。涂即让庄起草起义通电。

当时，在缅甸首都仰光，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对进步人士采取打击、暗杀的行动，因此，起义的事情一定要慎重。第二天一早，涂通知全体使馆人员开会时，特将有特殊背景雇员的武官何某有意支开。

会议一开始，涂允檀就开门见山地说，缅甸即将承认新中国，而且还介绍了国民政府驻法公使凌其翰等人，于10月10日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首次在巴黎悬挂起了五星红旗。到底是起义，还是到台湾去?他请大家发表意见。当场三等秘书王一天、随员马廷伟、主事刘敦贵等纷纷发言赞成起义。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有主张撤往台湾者，有主张各找出路者，有痛哭流涕者，有默不作声者。最后涂允檀代表多数人表态，正式决定起义。并当即责成庄去病前去发通电，又嘱咐大家保守秘密。这一天是1949年12月16日。电文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鉴：

使馆全体同仁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中、缅关系素密，请即派遣使节，以敦睦谊。使馆人员谨当照料侨务，保管公物，以待后命。

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率全体使馆人员

同是12月16日，缅甸外长E.蒙也照会中国外长周恩来，表示缅甸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这期间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12月19日电告刘少奇和周恩来：“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拟了回电：

仰光

缅甸联邦政府外交部

E.蒙部长阁下：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来电，关于缅甸联邦政府期望建立缅甸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我现在通知阁下：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

余断绝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甘一日于北京

周恩来在拟定复文后，于12月21日，批示王炳南和乔冠华：送回缅甸来文及复文，望阅正后于今早以中文复文发出，以中文复文及英文附件电告南京外侨事务处转交南京前缅使馆人员，告其转给缅甸外交部长。12月26日，南京外侨事务委员会电告外交部：奉本月21日来电指示，职处已于22日将周部长通知及英文副本送交缅甸前使馆三等秘书藻文，兹将职处之英文译本原稿及藻文之收条寄上呈报。

1950年1月8日，缅甸外长藻昆卓的复电中称：本人荣幸接到由本府驻南京办事处转来阁下1949年12月21日的通知。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之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部长”也证实了断交。

由于缅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行事。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电文精神，对涂允檀的义举给予嘉勉，并让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表达欢迎之意并对使馆人员量才录用。但涂归国心切，又致电北京外交部，盼新政府尽快派人来接收。1950年1月2日，周总理兼外交部长发来了复电，全文如下：

驻缅大使涂允檀先生及全体馆员钧鉴：

去年12月17日电悉，甚为欣慰。我对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岗位，维持现状，并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后命。原驻缅使馆及各地领馆近情，盼即扼要电告。

周恩来

1950年1月2日于北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涂允檀等通电起义后，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竟一无所知，其“外交部”还要涂允檀等在缅甸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就撤退到泰国或菲律宾，并寄给他们一部分拖欠的工资。殊不知，“使馆”早就悬挂起了五星红旗，起义人员已陆续奉命回到北京。涂允檀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

此次易帜事件传到日本，在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内部发生连锁反应。二战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派出了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属外交性质的机构。在代表团中，吴文藻为公使级官员、盟国谈判顾问，他的夫人就是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于是，吴文藻夫妇劝说朱世明，尽快脱离国民党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震怒，强逼冰心夫妇辞职，还撤了朱世明的职并电召回台。

1950年6月，继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之后，中缅达成互换大使(分别为姚仲明与吴敏登)，建立外交关系协议。由于涂允檀等使馆人员大都已归属新政府，故照常继续办公。接着，赞成起义的使馆人员陆续回到北京。但涂允檀、李体乾、马廷伟三人一直坚守到1950年秋，新任驻缅大使姚伸明到达仰光，新旧交接后，才作别仰光。

这年10月1日，涂允檀和新任同事于市政府大礼堂共同举办了隆重的国庆招待会，邀请缅甸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已承认人民政府的各国驻缅使节和社会上中外知名人士参加。随后，涂允檀及其随员乘船离开仰光，经马来西亚、新加坡抵达香港，11月1日由香港启程到达广州。

抵广州后，由广东省政府接待，住在省府招待所六楼(今人民南路和平旅店)，并由副省长李章达代表省府设盛宴洗尘。11日涂一行乘火车北上到京就任。

毛泽东曾说过，像外交部这类要害部门，我们要“另起炉灶”。但对涂允檀、周鲠生、梅汝獒、陈翰生，毛泽东、周恩来却表现出远见卓识，没有让他们4人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参加培训，而是破例地将他们任命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四大顾问，直接上班。随后，涂允檀还担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任期间，涂允檀尽职尽责，贡献心力。中缅签订边界条约时，他提出的“我们不能以中华帝国的眼光，宜以平等态度同邻国谈判边界条约”等建议，不仅被采纳，还受到周总理赞扬。又如他坦诚提出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非法划定的‘边界线，如麦克马洪线，我们千万不能承认、接受”等，至今仍然是我国政府坚持的严正立场。

蒙冤而去，兰桂芬芳

正当涂允檀全力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倾注心血之际，不料，突然遭受无妄之灾。

那是1964年9月，涂允檀从青岛度假归来，突遭逮捕，被长期监禁。在监狱里，他曾对同监的人说，他是冤枉的!那位后来出狱的同监人说：“当时，涂允檀内心的苦恼、痛苦无法解除。”涂允檀说：“周总理一定了解我，一定会来弄清楚这桩案子。”他还告诉监友其在北京的住址，希望监友被释放后，通知他的儿子为其申冤。

“文革”十年，涂允檀一直过着监禁生活。1976年7月末，唐山大地震时他被迁居地震棚里，由于身体日渐虚弱，感染了肺炎，不幸于8月10日撒手人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统战部、外交部于1979年8月9日在京为涂允檀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0月，外交部政治部发出通知，“根据我党对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此案(指涂允檀因历史问题被判刑关押一案)经统战部报经国务院批准，按起义人员对待，应予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其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66年度对涂允檀判刑的刑一字第2号判决”。至此涂允檀冤案得到昭雪。

涂允檀虽然不幸远去，但他膝下的三个儿子都是新中国成立初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其中长子涂光炽是享誉国际的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荣膺“为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奖”；次子涂光涵系林业部高级工程师；三子涂光楠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