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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者爱人”的思维角度评《论语》

2009-04-19李浩然

岁月·下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修己孝悌颜渊

孔子的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亲也,从人二。”(《说文·人部》)从字义上说,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高道德规范。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及仁,据知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1],远远高于其他道德范畴,可见《论语》一书仁学思想内容包含甚广。“仁”:含义广泛又灵活多变,致使两千年来从无达诂,也给后人见仁见智的理解提供了多种可能。”[2]《论语》在对“仁”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奠定了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说。《论语》“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修己论”、“仁本论”及“博爱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总结《论语》“仁者爱人”说,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论语》“仁者爱人”说的“修己论”

这是孔子所强调的个人内在修养,也是“仁者”能在真正意义上“爱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完善,又谈何关爱他人?故孔子非常关注人格修养。“修己”就是律己,就是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凡引用《论语》,只写篇名)显然,成就仁完全在于自身,不必仰仗他人。即若达到仁者的境界,必须通过个体内在的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个体人格的完善,这样才能达到修己的目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是孔子“修己论”的核心内容。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蒋伯潜认为此“言仁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 [3]《孟子·尽心下》也说:“仁也者,人也。”这个“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靠修养才造就出来的。”[4]靠后天修养(修己)造就仁人,此即“为仁由己”的修养方法。《论语》中多次论及这种修己之方。如“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唐代韩愈在《原毁》中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便是对其最佳诠释。《论语》还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仁,即使是“造次”与“颠沛”,也要心念仁爱,不得忘记。

“修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孔子认为仁与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孔子认为“仁”须学才能得到。孔子所追求的哲学原则是“中庸之道”,这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完美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不断学习。其弟子子夏也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这个“道”便是仁。为了实现仁,孔子认为先要立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为学要“志于道”(《述而》),并做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心中有了大志,求仁还需做到如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样才能“仁在其中矣”(《子张》),才能求仁而达仁,才能“我欲仁,斯仁至矣。”除此,在求仁的过程中,孔子认为还要注意一些细节:1.做到“里仁为美”。他认为“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与仁人相处能经常受到仁人的熏陶,这对“求仁”的人来说,岂不是明智之举?2.观过,斯知人矣”(《里仁》),要从过错上观察人、考察人。3.“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能以自身为例,可以称为仁的途径了。4.“以友辅仁”(《颜渊》)。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之为“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其次,得到了仁,还需学,不能懈怠。孔子主张以仁德为主,不是机械地认为一个人有了仁德,就能明了一切事理。他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阳货》),其意思就很明确:喜好仁不喜好学习,其弊病是愚昧。由此可见,具有了仁德还需学习,这样才能明晓事理。

孔子提倡“修己”,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身,重要的是为了推行他所向往的仁德。他认为单纯追求自身的完善,还不能算作仁,至多算作是一种美德。这在《论语》中多次论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以上《公冶长》)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子游曰:“吾友张也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子张也,难与并为仁也。”(以上《子张》)孔子把美德与仁德作了细致地区分,反映出孔子一贯主张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的思想,即孔子认为“仁”的要求很高,非一般人能轻易企及。

为了达到自己向往已久的仁道,孔子还标出了为实践“仁”应具有牺牲精神。“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者必有勇”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殷有三仁焉。”(《微子》)殷朝的三位仁人都具有牺牲精神,故孔子称为“三仁”。这种为了实践仁而具有牺牲精神的崇高追求便是:“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称之为“道”,因此他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二、《论语》“仁者爱人”说的“仁本论”

《论语》“仁本论”,强调的是从伦理角度来探讨“仁”的内涵,它将众多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并依次进行阐述,以探求“仁”的根本。《论语》书中提到多种伦理道德——孝、悌、忠、敬……它们都是以“仁”为核心,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外在表现。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仁”:是对以往氏族血缘关系的宏观性道德涵包,它既是对以往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性继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性包摄。孔子之所以对仁有着多种解释,正说明仁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主宰,其涵盖的社会的全方位性与多层次性质。”[5]孔子所宣扬的这些美德,对我们的民族影响很深,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父慈子孝的正常习俗和美好的道德风尚。”[6]

《论语》书中所提到的美德的出发点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蒋伯潜先生认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者,即有同类意识所发生之同类情感也。父母、兄弟,为吾人自幼最接近之人,初有同类意识,即对之有同类情感,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语)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此意也”[7]而这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思想,对孟子也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孟子·尽心上》的‘亲亲,仁也及《离娄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使‘孝、‘弟(悌)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这是从远古至殷、周宗法统治体制的基础。孔子将‘孝、‘弟(悌)作为‘仁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仁的标准,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缩影。”[8]《孝经》上也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也指出:“孝是人类相生相养的自然感情的表现。”[9]孔子强调孝,也即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如果统治阶级能力行孝悌(“君子笃于亲”),那么统治阶级就能具备“仁”的品德(“则民兴于仁”(《泰伯》)),这样就能达到如下的目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另外,孔子在谈论仁与孝时,也具体到实践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就是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这就是孝,就是仁。“悌”本是弟对兄的一种伦理关系,《论语》指出孝悌为仁之根本,就是说孔子已视孝悌为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从亲子、手足之爱到“泛爱众”,表现了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很显然,孔子的伦理教育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要德育第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文化教育则在其次。

懂得孝悌之道的人,会时刻关注礼的。孔子为了复兴周礼,对仁与礼的关系看得很重,提出了仁是礼的内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既是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愤慨,又是他关于“仁是礼的根本”这一主张的论断。它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来实行周礼的。《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是统一的,表现为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礼统一的仁,由于受礼的制约,人在行动上必须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克制,这样才能使人格不断递于完美,所以当颜渊询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主张个体人格的完善,也即通过自身约束而使言行合乎礼,这样才算是仁。当颜渊问如何实施时,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里,孔子为仁确定了外在的制约尺度。既然仁与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有仁的人必知礼,知礼的人必有仁,但在《论语》中却有一位不知礼却被孔子赋予仁的人,他就是管仲。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孔子对其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树塞门”、“有反坫”是僭越行为,是违礼的事,所以孔子对管仲的个人道德修养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由于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立下功劳,孔子认为这些功劳与违礼之事相比,功还是大于过的,所以给了他难得的仁。可见,孔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把仁放在礼上,这合乎他一贯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的。”[10]

在《论语》中,孔子还从道德行为、语言、仪表等方面来阐释他的仁道,不断丰富他的仁道观。他曾对弟子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合二为一便是仁。忠、恕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仁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敬,执事敬,与人忠,虽至夷狄,不可弃也。”(《子路》)恭、敬也是。“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里的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是。

三、《论语》“仁者爱人”说的“博爱论”

《论语》“仁者爱人”说的“博爱论”应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层次表现为爱人,高级层次表现为博爱。当个体经过“修己”,并具备孝悌之美德时,他才会真正地懂得怎样去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里“仁表现的既是昔日氏族血缘制下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反射,同时也是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升华。从孔子的回答上便可了解仁是爱的观念基础,爱是仁的道德观念的现实实践,这两者是密切不可分割的。”[11]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在孔子看来,确立自身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他人,而确立他人也是在确立自身,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现出对人的发现,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孔子全部哲学的基石”。[12]“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马棚失火,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人,而这人却是和马生活在一起的下人。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人的价值,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价值,不可能得到重视。孔子能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它表现出孔子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关切,反映出其“仁”学思想的民主性与积极性倾向。

爱人的高级层次是博爱,这是“仁者爱人”说的理想目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的“泛爱众”就是博爱。个体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才会去“泛爱众”,博施爱于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这样才能“亲仁”,得到“仁”的境界。另外,仁者的仁爱之心也惠及虫鱼,“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由此可见仁者的博爱之心。

既然是“泛爱众”,是否什么样的人都爱呢?“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者不是好好先生,不是什么人都爱,应是爱有差等。在仁者那里,因为自己无私心,所以会有一把正确的尺度:在爱人的同时,会真正的厌恶那个“不仁”之人。因此他又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谆谆教诲,如长者在侧,他告诫后人要“泛爱众”,而不是亲爱一部分人;在亲爱他人时,不能亲爱不仁的人。这里,不妨把“仁者爱人”理解为: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真正的仁。

既然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那么在爱这些人的同时,还要遵循什么原则呢?“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欤!”(《雍也》)这里他告诉我们要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作为仁者,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立足也要让别人在社会上立足;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让别人事事通达。这既是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泛爱众”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承认自己“欲立”、“欲达”的欲望时,也要尊重别人有立有达的欲望,这样才能使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自尊、自立。另外,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从个人修身而言,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连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何必要强加于别人呢?“爱人”就要立足于此,并以此为原则,才能得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由此可见,孔子爱人,能尊重人的价值,能把人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是他的一大进步,也明显有别于墨子的“兼爱”。当然,孔子所追求的仁爱,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所以他在谈论仁时,不免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在评价“仁者爱人”这一观点时,不能简单加以概括,说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来阐释当时的贵族、平民、奴隶都具有平等性。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君子(贵族)才有仁的品德,至于“小人”(被统治者)则就另当别论了。这里,孔子将什么样的人具备仁,什么样的人不具备仁,分得十分清楚。

《论语》“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只有当个人不断地通过“修己”,他的人格才会渐趋完善;同时再还要通过外界的美德熏陶,让他知孝悌、懂礼节,他才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仁”,才算得上是仁者,才能懂得真正去爱人,并进而“泛爱众”,从而具备一颗博爱之心。

【参考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2][8]白玉林党怀兴主编. 十三经导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7]蒋伯潜. 十三经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10]匡亚明. 孔子评传[M]. 济南:齐鲁书社,1985.

[5][11]佘树声. 国学导引[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6]张葆全. 论语通译[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

[9]杜任之高树帜. 孔子学说精华体系[M]. 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12]王长华. 诗论与子论[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浩然,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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