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晋

马布巴尼的新书《新亚洲半球：全球实力不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最吸引读者的是其独特的新加坡视角。马布巴尼的工作与生活深入东方与西方，熟悉两边文化历史和观点态度，却又能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惟其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既肯定西方对人类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以西方人能理解的语言指出它的弊端。

西方的贡献

马布巴尼直言不讳地肯定西方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方面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尤其是西方的一些著名大学。在教育学生和培养人才时没有狭隘的国家主义，而是鼓励学生不带任何偏见的质疑、检验、挑战一切约定俗成(free and open inquiry，and challenge conventions)，为全人类拓展知识的前沿，创造积累更多的智慧。

“这样的大学应该被认定为全人类的财富。”这样的称赞与他所受的英文殖民教育息息相关，也正是这样的教育，使他敢于挑战西方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主流观点。

马布巴尼也承认，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在所有国家中首屈一指。二次大战后，美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国际秩序的主要制订者，这包括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经济贸易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马布巴尼对西方某些方面的称赞，使他在判断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明显的一分为二、不偏不倚。那么他在哪些方面的观点带有浓厚的亚洲色彩呢?

首先，他指责西方国家对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命脉、全球传媒的控制和影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疑视的地位，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马布巴尼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西方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没有明文规定，但享有约定俗成的领衔特权——世行主席永远是美国人；IMF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人。

“西方国家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西方主导世界，世界会有可能会变得更好”，所以，他们下意识地觉得，他们有道义上的职责去维护西方文明和西方主导世界的主动权。即使那些职业道德最强的西方媒体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强化这些潜意识。

马布巴尼举例说明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影响。世界最大的十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是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马布巴尼说，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属性并不重要，但在特殊情况下，这些企业就不得不对其直接监管机构和政府负责。例如，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些在韩国投资的主要银行都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电话，“建议”他们不要从韩国撤资，因为韩国对美国来说有战略利益。而泰国对美国来说没有那样的战略意义，所以泰国没有韩国那样幸运

日本被马布巴尼单独立项，说明日本的经济实力被用于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日本力图“脱亚入欧”，不惜一切代价加入西方的各种俱乐部：OECD，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和G7等等，日本偿付了比其他会员国家更多的“会费”。其中，日本以G7成员国最为骄傲，但这也给日本带来不可避免的义务。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日本并不情愿参与，但却成为最大的买单国家：付了总费用610亿美元中的140亿美元，而美国自己只付了70亿美元，小于总费用的12％。日本的企业为了在西方国家树立良好形象，对西方主要国家各种著名大学，博物馆，思想库，和其他文化事业大量捐款。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为与西方建立关系，增进感情大力投资。

民主的弊端

马布巴尼最具亚洲、特别是新加坡色彩的观点，是对西方民主的批评和对“择优而士”的不遗余力的推崇(ruthless meritocracy)。他强调，西方的民主体系发展至今，已经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现今的棘手问题。竞选者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不能提出正确的目标，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位的政治家只能为自己选区的利益做出狭隘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内部争斗和近期矛盾上。而不能着眼于欧盟整体的长远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美国政客提倡增加汽油税，即使这是解决能源问题最合理、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美国总统经常把自己的朋友安插在一些国家的美国大使，使得美国外交部不能“择优而士”，大大降低了外交官的士气。这些都是民主体制的弊端。

西方认为“民主是放之四海的真理”。而马布巴尼激烈地批判了这一想法，认为民主并不是对所有国家在所有阶段都适合的。他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对比，告诉西方读者：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被认为是英雄，但在东方却被认为是傻瓜，他买了西方国家的账，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丧失了苏联，还把俄国人民推入经济萎缩。而邓小平却恰恰相反，是务实派政治精英的最权威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主张安全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而经济繁荣又是提高人民素质、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马布巴尼说，“让这个世界按民主体制运转，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因为西方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他指责美国是“在国内最民主的，最守法的国家；但在国际上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不守法的国家。”

中国之美

马布巴尼称赞邓小平的“28字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认为这一方针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往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那些企图孤立中国的西方国家不能得逞。他肯定中国在非洲投资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的起飞给非洲人们带来希望，“华盛顿共识”对非洲来说不再是惟一的选择。

他指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曲解和谴责。马布巴尼的非西方色彩还表现在他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指出“总量(stock)”和“增量(flow)”的区别。虽然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增加了温室气体的增量，但是温室气体的总量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而全面的现代化造成的。所以任何公正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式都要把各个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总量的份额考虑进去。

虽然马布巴尼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印度人，但在中印比较方面，他与很多西方学者的视角和侧重有所不同。其实，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早有大量的文章，做了细致入微的阐述。马布巴尼的特点在于，强调中国的优点和改革开放以来长足的进步，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中印司法体制的比较。

西方学者大多强调英国殖民者留给印度的司法独立性，而中国的司法体系一直与执政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马布巴尼却强调印度司法的拖延；“对实施正义的拖延就是对正义的拒绝(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与此同时，他强调中国司法体系二十多年来的对保护人权和财产权方面的巨

大进步。

新加坡式的“理想国”

那么，马布巴尼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他建议所有的人都读一读联合国的章程——一本可以装在口袋里的小册子，包含着许多西方政治智慧的精华：一个世界的精神(one-world spirit)和全民参与(universality of representation)的理念。他认为以五个二战胜利国组成的安理会已不能满足世界发展的需要，不过，他没有详细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里联合国应如何改革。

他强调管理世界秩序没有必要发明新的理念和组织框架，而是要依靠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原则来管理世界秩序，处理国际关系。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法制(rule of law)，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制度，“择优而士仕”，发展合作和形成合作伙伴，摒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发扬务实精神。

他相信各个文化和宗教区域可以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昌盛。他以印度作为东方与西方结合、和平共处的典范。他倡议西方国家以他们包容的思想哲学，宽广的胸怀，容纳并支持东方的崛起，而不是计较一时的经济得失，阻碍东方的振兴和发展。他希望中国不再象历史上的中国那样闭关自守，而是像大都市那样有容乃大，承担起引领世界的责任。他也理解中国在务实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不愿轻易挑战任何大国。

马布巴尼的理想世界带有浓厚的新加坡烙印。但在阐述世界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时，马布巴尼忽略了亚洲很多新兴国家与新加坡一个重要差别。新加坡在李光耀推行的“择优而仕”的影响下，政府官员大多廉洁奉公，社会基本保持公正公平。而亚洲一些国家官僚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行贿受贿盛行，以至于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凤毛麟角，普遍的腐败才是家常便饭。

如何跨越这种差别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马布巴尼在否定世界被“西化”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套用了“新加坡模式”，并努力“新加坡化”这个世界。马布巴尼的结论是世界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读者在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观点之前，不妨考虑一下亚洲与新加坡的不同，而且还可自问：“新加坡化”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理想吗?或许一个世界范围的民意测验才能符合“民主”的要求。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新亚洲半球：全球实力不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新加坡)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著，纽约Public Affairs 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