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莫诩

中学同学聚会时，聊到往事总要提到“文革”中被虐待殴打致死的我们的校长卞仲耘。作为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这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对于我来说，这永远的痛常常与记忆中的那些无法忘却的情景纠结着泛起，令人感伤哀叹。

20世纪60年代中，我考入了当时在北京赫赫有名的师大女附中。邻居陈教授的女儿早在女附中读书，他对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告诉我说，你们学校的卞仲耘校长，她实际是第一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就住在我们斜对面的6号楼，6号楼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宿舍，她的爱人王晶垚在历史所工作，可以说卞校长每天都从我家窗前走过。

我家当年住在阜外大街4号楼，是临街的楼房，北面对着大马路，南面则是小区的人行道。小区里面的人要外出上街，差不多都要从我们4号楼前经过。我家又住在一楼，窗前真的是人来人往。我开始注意到早晚下班的人流中，的确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个子高高，体态丰满，大脸庞，大眼睛，皮肤白皙，梳着曲卷蓬松的短发，神情自有一种持重和威严。

当时北京中学都开外语课，但大部分是俄语教学班。听说女附中这届初中招了6个班，有俄语班也有英语班，父母一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学什么都行。陈教授则激烈反对我学俄语。他早就对全民学俄语大为不满，这次生怕我被分到了俄语班，于是自告奋勇要到学校找领导替我说情。他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资深英文专家的身份，拿着我跟他学英语翻译的小文章，径自去了女附中。从他归来的喜形于色，家里人知道事情办成了。他后来说卞校长对他尊敬有加，推荐他去找负责教学的胡志涛副校长。我因此如愿被分到学英语的中一（2）班。报到时才得知班里高干子女如云，从国家主席的“第一女儿”到部长家的“千金”。看来学英语是赶上了潮流，老百姓还在懵懵懂懂，上层国际外交早已改变了风向。

名校的徽章没带多久，荣誉的光环还没享受够，“文革”就开始了。终日的高音喇叭声，把宁静的校园搅得天翻地复。名校到底是名校，集会辩论，揭发批判，哪一项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大字报似乎也比其他学校写得犀利写得嚣张。学校不上课了，我也不用每天起早挤公共汽车上学了，再说就是去学校也是听社论、看大字报。班里早已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父亲又被打倒，自然被赶入冷宫。为了少受白眼歧视，我干脆躲在家里。

卞仲耘校长却还是照例每天从我家窗前走过，早上衣冠整齐疾步而去，傍晚神情落寞蹒跚而归。从5月初夏的风声鹤唳走到8月盛夏的如火如荼，她的装束从黑呢大衣、灰色两用衫到白色短袖衫，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群众运动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几个月时间，北京的中学里已经揪出了一大批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

1966年8月5日，早上我一起床就感到溽热难奈。父亲作为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匆匆几口饭后就心事重重往单位去了。我站在窗前还在犹豫着今天干什么，就见身穿纯白短袖衬衫的卞仲耘校长，神色凝重地缓缓走过。她比以往精神委顿了不少，连步伐也显出沉重与吃力。前些时校园里已贴满了揭发批判卞仲耘校长的大字报，连她家居住的6号楼的单元门里都贴上了侮辱谩骂的标语，黑色的墨汁和狰狞的字体，仿佛张牙舞爪、血口喷人的怪兽，看着都令人心惊胆颤。

母亲催促我还是要到学校去，理由是，女附中通天人物多，消息灵通，说不定能早知道上面的新政策，新精神。母亲总盼望着上面一声令下，运动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即便有更不好的事情，能提前知道也好，别的学校都爱跟名校学，据说昨天（8月4日），北京四中，北京最著名的男校，就批斗得很厉害。你早点回来，好让你父亲有个思想准备。我见母亲这样说，只好拖到了下午，顶着大太阳再往学校去。

等我赶到学校，刚在自己班的教室坐下，便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喊：牛鬼蛇神出来了，赶快去操场开批判会！教学楼顿时喧闹起来，随着杂乱的脚步声，大家纷纷涌出教室，争先恐后向操场跑去。

刺眼的日光，流淌的汗水，倾桶而倒的墨汁，声嘶力竭的谩骂，游街，殴打，惩罚，构成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从拥挤的人群缝隙中我看到穿白色短袖衬衫的高个子的卞仲耘校长，还有瘦小的胡志涛副校长。

我担心父亲在学校是不是也这样受折磨，急忙赶回家。母亲听我说女附中的事情，一脸惊恐。下班时间到了，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归来。直到天黑很晚了，才见父亲一瘸一拐蹭进家门。眼前的父亲，短袖衬衫上墨迹斑斑，上衣背后还被用墨汁画了个大王八，裤腿膝盖上全是灰土和磨痕，脸上身上满是块块乌青，头发也被胡乱剪掉，如同病态的瘌痢头，一只脚底还被铁钉戳破，鲜血滴流不止。母亲心酸哀叹之余，连连说，还好还好，总算是能活着回来。

但是卞仲耘校长当晚却没有从我家经过，我想也许是被关在学校的牛棚继续批斗？或许是我忙着照顾父亲而没注意到她？第二天早上，我特意等在窗前，仔细看着过往的人，但还是没有看到卞仲耘校长。后来我才得知卞仲耘校长那天下午五点多钟就已经去世了，她被打昏在学校厕所的门边而不再醒来。她是“文革”中北京市教育系统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从此，我家窗前的人流中永远不见了那高而胖的熟悉的身影。

听说那天胡志涛副校长也受了很多折磨。瘦小的胡校长，油黑直发短短齐耳，很精干的样子。记忆中她的眼睛乌黑明亮，透着生气和灵动。即便是在后来遭受围攻批斗时，她也据理力争，怒目昂首反击诬陷，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大字报上说她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下的第四抗敌演出队的成员，批判她与国民党军队穿连裆裤，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我常听邻居陈教授说起30年代末国共合作的事情，知道周恩来就曾是该部的副部长，郭沫若还是这个部所属第三厅的厅长。所以对大字报指责胡志涛是国民党的说法不以为然，暗地里我还挺佩服胡志涛的英勇不屈。一次，我在校园里看大字报时，正好看到胡志涛本人张贴在那里的为自己的历史情况辩解的文字，大字报空白处有人写着“不老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话，我趁周围没人，悄悄拿出钢笔，迅速在胡志涛的大字报上写下了“我支持你”几个字。但是，同情的举动仅此而已。

离8月5日不到半个月，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向最高领袖致意。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聆听了“不要文质彬彬”、“要武”的指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张派工作组到学校去的国家主席靠边站了。造反的狂热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

不久，父亲学校的运动愈搞愈烈，我家单元楼道里也刷上了对我父亲谩骂打倒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还扬言要在我家门口开批斗会，要我们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父亲随后便进一步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批斗随叫随到，终日受到看押监管，晚上也不准回家住了。父亲学校的两位老师，一位教数学的李老师，一位教语文的童老师，都还是三四十岁的年纪，也都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揭发批判，两人先后以跳楼和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也都是我家的邻居，在他们死后，他们家的大门窗户上当即被写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字样。

长期病休在家的陈教授，这时也突然接到单位通知，严词限日即回外地单位参加政治运动，否则扣发工资粮票，后果自负。一向特立独行的陈教授只好听命打点行装，郁郁寡欢而去。不久他给我家写来信，告知在单位的情况。连续几封信，内容不同，格式一样，开头第一句总是“敬祝……万寿无疆”，“敬祝……身体健康”，就连陈教授也不得不随大流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2007年9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女附中90周年校庆活动。在彩旗招展、人头攒动的大门口，我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稀疏的校友高举着“高三（2）班”的牌子，在召唤着她的老同学。我突然热泪盈眶，涌动起一种难以述说的情感，如果不是四十多年前那个初夏开始的历经十年的灾难，她们——北京最优秀的高三女生，该早已是读过大学一路辉煌地在众人的艳羡中走过美好的人生之路吧，就如同我们当年在入校典礼上，卞校长所介绍的那些杰出校友。而1966年我高三的学姐啊，她们十多年寒窗苦读，离山顶只差那么一小步了，就在倏忽间坠入一个跌宕起伏的不可知的命运激流之中。如今她们满脸沧桑，她们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她们的经历不也让人心痛吗？

穿梭在人潮涌动的校园操场间，我看到，人们在签字，在领纪念品，在相拥辨识，在合影留念，在酣畅地述说和欢笑。四十多年前，不也是在这个操场上吗？那时我们才十四五岁，我们目睹了我们的女校长倒在了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同学，有的在喊，有的在打，有的沉默，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暴行说“不”！我们甚至在内心中还为不能冲到前头而抱怨自己的出身。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总在追查谁给了死者致命的一击，却很少更深入地想一想，那时，我们那么年轻，个个如花似玉，胆小似兔，怕医院打针，怕夜里听鬼故事，怕下乡劳动时草丛里的蛇，可是，当黑云压城的时候，我们怎么变得如此凶蛮冷酷?我们像被魔力驱动着，疯狂地不能自已。

对于我们来说，回首往事，就如同重新揭开伤疤，锥心刺骨的痛楚会再次袭来。再过三四年，连老三届中的最小的一届，即当年的六八届初中生，也全部到了耳顺之年，这意味着当年亲历“文革”的初中、高中学生，将要全部地退出工作岗位，真正步入了老年的人生阶段。我们该怎样面对我们当年耳熟能详的那些名言警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但是我们无法言说，我们曾经那样不顾一切，为的是成为暴风雨中的海燕。而当暴风雨过后，满目疮痍，折翅的海燕，被遗忘在荒凉的沙滩上。

岂止是名校之殇，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永远的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