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

1949年以降，大陆当代汉语诗歌批评与研究界所呈现的历史书写是暧昧的。暧昧有三。其一，诗歌批评在诗歌的历史原则与美学原则之间游离，含混不清；其二，诗歌批评，尤其是学院派的诗歌批评，其批评视野存在一个盲区，即以民间性接受方式流传的诗歌，它们作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因隐匿而无名；其三，诗歌批评者普遍没有思考诗歌的本质问题，他们没有深刻追问与思考诗歌是什么——诸如是文学还是艺术——就将它的历史归位于文学考古的一部分，从而只能为诗歌描绘浮华的表象，丧失了对诗歌现实中内在诗性结构的认知能力。

1．诗歌认证原则的两难

导致当代大陆汉语诗歌版图模糊的原因复杂。同其他文类一样，当代诗歌史的厘定并非单纯的经典认证。诗歌的历史认证形式很多：编纂诗史，编辑诗选，甚至诗人们自行分门别类，树立流派旗帜，获得话语权与诗歌身份。在此过程中，诗人和诗歌研究者的历史焦虑逐渐被强化。在众多学者对现代汉语诗歌地图的描绘冲动中，有两个颇有意味的观念群落，分别以洪子诚和柯岩为代表：针对“七月派”和“九叶派”在红色抒情期的消失这一现象，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提出了“流派确认”的概念；柯岩、胡笳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则在选诗中注入了选家对意识形态“崇高”美的鲜明追求。可以将他们描述为诗歌治史中“与美同在”与“与史同在”的不同范型，前者在诗歌审美元质的发掘中，通过诗歌美学复兴的历史穿梭，回到诗本身；后者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偏至”，努力凭借诗歌实现已经濒临落空的某种历史主义诉求。这不仅仅是求美或求真的不同意向的区别，也是中国诗歌观念的深层冲突的呈现。从“白洋淀”、“贵州”群落到“今天”诗人群再到“朦胧诗派”，从“地下写作”到“红色写作”再到“体制外写作”，20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流派和思潮中一直叠加了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美学与非美学的冲突。

《与史同在》审美概念的陈腐从选目上可以看出。这本选集对垂死的诗美招魂，表明选家的诗歌美学结构没有走出红色文学的审美限制。柯岩作为一名作家，她的美学结构体现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创伤，具有难以抹去的审美监禁的印记。多年的审美囚禁，使她和很多作家一样，生成了致命的审美适应性。柯岩对“历史”的生命依附性与这种红色审美适应性密切相关，她的诗歌是带有审美伤痕与历史伤痕的标本，而不是能够提供跨时代审美愉悦的经典。所以，“与史同在”是这一代作家的悲剧性宿命。如果不甘心告别戕害了他们也成就了他们的这段历史，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搂抱着历史的耻辱柱，并以“历史主义”的实现来麻醉自我。因为浓郁的革命史氛围，历史主义的回复成为后“文革”时代的艰深命题。随着历史主义的回归，面对红色审美图景淡化以后中国作家身份认同的心理裂变，研究者已经不再像1990年代初对待浩然、1990年代末对待曲波那样，将中国红色作家的心理症候简单归结为一种“迟暮”心态。他们像敬文东那样，意识到了“太过革命的空间”与作家“过于脆弱的意志”[1]之间的悖谬关系，意识到了此间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剧性。他们意识到，诗歌的历史重叙与审美认证是非常复杂而艰难的，因为，由于审美衍生与承传的有机性，无论介入多强的反思意识，认证者与认证对象之间总存在难以割离的同位关系，存在顽固的审美一体性。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诗歌界可能还没有真正厘定一个不同诗歌观念的临界点。如果不满足于做一两个具象的宣判者，就必须追问：柯岩的诗歌观念与后“文革”时代的审美观念的岔路口到底在哪里？

朦胧诗潮在历史认证的稳妥性方面，仍然是可疑的。朦胧诗被描述为诗歌“新的崛起”[2]，这种敏锐的命名是一次冒险，它表明了命名者摆脱一个诗歌时代的热望，体现出诗歌断代的超前性。但是，朦胧诗诸多代表诗人所表现的文化英雄情结以及追求审美崇高的意念，表明朦胧诗的美学崛起和“文革”文学的审美性状具有形式的同一性。研究者已经从《班主任》、《伤痕》等伤痕小说中看到了明显的审美伤痕，可是，很少有人尝试（包括后朦胧诗人）从朦胧诗和“文革”期间文学的审美共性上去反思。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需要长时间接受循环才能逐渐养成，这决定了审美嬗变在文化承传中具有断代的滞后特征。朦胧诗生命意识的突显，它对历史的反思和重新理解，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反抗特征，当属于1980年代整体文化寻觅和重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朦胧诗意象的丰富与晦涩是一种文化反抗策略，作为文化英雄的抒情主体依靠修辞，依靠诗语的挪移遮蔽反抗情绪，并在客观上导致了一种虚假的审美陌生化效果。

对于现代汉语诗歌而言，质疑朦胧诗在当代新诗史上的审美革命角色是非常奢侈的。但是，当代诗歌和其他文类一样，存有诸多审美问题。朦胧诗生长的时空恰恰是一个文化的深度蒙蔽期结束的节点，那样的时空，作为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如果它仅仅体现为文化英雄的暧昧箭矢，仅仅体现为历史反拨的动力——即使是历史主义的向度——也不能被认定为是美学的崭新崛起。在朦胧诗中，想象力的匮乏、诗语的贫瘠和意象的单调都有呈现，这说明它真实的美学价值和诗歌版图上的描摹并不能完全对应，诗歌美学认证的情绪化特征非常明显。正是对文化蒙蔽的强烈反叛意识，导致了朦胧诗的抒情主体想象力的匮乏。荷尔德林说过，对于一个未开化的民族而言，“想象总是最先发展的心灵力量”[3]。美学内涵被历史意识和思想诉求冲淡，想象被历史重负拖累，朦胧诗的美学特征并不是表面晦涩的意象群所决定的，决定它的美学实质的东西，是它深埋的以文化反叛为动力的力学结构。周伦佑在倡导“红色写作”时所界定的“一个充满暴力与对抗的时代”绝不仅仅对应1992年，它可以放大到1949迄今的当代诗坛，而“弱力人格”的诗人“以逃避作为宗旨的白色声音”是缺乏存在根据的[4]。

批评界不彻底反思类似朦胧诗这样的诗歌断代的路标，就无法获得诗性的本质超越。当代汉语诗歌审美问题，也是诗歌写作的主体问题。因为诗歌审美元素的广泛流失，很多写诗的人在诗歌审美递嬗中放弃了审美操守。但是，更为严重的是，诗人整体呈现出一种精神先锋角色的自我蜕变，并与此同时体验了文体试验的挫败感。所有这些，决定了诗歌写作中出现的低靡的审美选择。诗人作为文化英雄的单向度突进，以及一味沉迷于物质现实的无底线的自我放纵，决定了那些最初富有个体悲剧感受的、沾染了生命原色的意象行之不远。当然，另一些向个体生命感受的纵深处迈进的诗人们，在个性化追求中失去了时代的文化和声，出现了深度自我迷失。所以，诗歌的粗鄙化，能够促使人们看到围绕诗歌文体问题的表层忧虑，也能够突显研究者与诗人对现代汉语诗歌美学探索的凝滞现状，而语言探索的缺失仅仅是这个诗歌美学问题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销蚀了1949年以前诗歌生长起来的主体意识。诗歌抒情主体的身份感不强，文化积累不够就容易出现游离性的诗歌写作现象。港台文化中的纯情主义无法承载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释放，犬儒主义和无厘头文化对诗歌主体的精神弱化日趋明显，这种文化语境直接消磨了诗歌存有的深度象征，使具有审美内蕴的诗语成为明日黄花。当然，当代诗歌审美蕴涵不够，也与诗人们没有相对恒定的审美风格有关系。他们没有在诗歌革新之后很好地回望传统，比如，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退潮影响了汉诗命脉的延伸，这使得传统诗歌域外诗歌的审美影响在1949年后停滞下来。整体看来，自所谓“第三代诗歌”以后，诗人们在情绪的庸俗格律和节奏中进行的技巧探索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诗语积累和创新。诗歌治史者不深究诗歌的美学问题，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地图的绘制，粗糙而武断，陷入历史的虚妄之中。这导致诗歌史并非以诗美的稳妥认证为吐纳途径，而是以流派的考察和批评焦点为勘界原则。

诗歌史的写作以文学史治史为背景。不仅仅是诗歌，中国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学在主体上仍体现为历史主义追逐中的反抗力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思与反讽浪潮，以及诸多形态的个性化浪潮，如果不是“后文革”时期的自我放逐和沉沦，那么，就都有一种反抗的终极追求。根子、北岛、多多的诗歌，王朔、王蒙、刘震云、王小波、阎连科等人的小说，虽然它们包含诸多生命特征，有欲望和信仰冲动，但也都包含一个阐释的局限，即历史主义的对某种真实的探求。这种历史主义情怀的力学结构成为朦胧诗的关键结构之一。长期以来，对文学的思想动机的阐释偏好一直助长中国当代文学在力学结构上偏离审美意识，从而让作家和诗人无法获得帕斯捷尔纳克式的超越，生成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经典的匮乏可以归罪于当代诗人这种审美意识的偏差。

至此，在对柯岩们审美空间之外的朦胧诗潮审美缺陷的探询之后，能够意识到，“与史同在”的审美心理不仅仅属于柯岩这些老诗人，它也存在于诸多诗人、诗评家的审美血液里。洪子诚等人编纂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然在诗歌梳理中体现出多维的美学概念，但是，这本诗歌历史与很多诗歌评论一样，对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依然比较稀薄。也就是说，在对诗歌审美性状各有千秋的指认中，史家的经典遴选眼光基本是暗淡的，更不用说是审美评价了。在诗歌标准缺席的情况下，维系诗史的至多是历史主义的客观性，而丧失了诗史应该具有的美学肌理。也就是说，史家取消了自己对历史材料取舍的能力，让诗史的写作和众多文学史的写作一样，沦落到庸俗历史学的境地。在类似洪子诚的这种对诗歌历史的厘定努力中，文学史学意识、诗史作为一种艺术史的独特性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在此情形下，对于历史的绝对客观性的追求，就形成了对诗歌生长面貌的严重遮蔽。这和柯岩的审美局限相比，有相似的“历史主义”削弱美学感知的特征。因学术界整体诗美感知能力的弱化，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已经深度迷失在治史者的视野中。也许正是对历史框架下认证暴力的逃避，才有了如此丰富的诗歌民刊景观与网络诗歌景观。

历史主义框架中的当代诗歌版图问题重重。诗歌版图的描绘也许可以再缓一步，但诗歌观念的反省和诗歌标准的形成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当然，正像历史主义的文学诉求不一定是一种罪恶一样，审美主义也并非绝对安全，尤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更是如此。在诗歌审美嬗变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追问也许应该是：除了历史主义，诗歌还有什么？我们是否有更宽阔的美学胸襟和更深邃的思维元素？现代汉语诗歌标准是不是可以树立的？诗歌鉴赏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诗歌治史的单一历史主义倾向，是否应该承担诗歌经典匮乏的园丁责任？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反思意识，恒久地对诗美进行多元探索，甚至勇敢地倡导诗歌理念的种种革新，那么，诗歌民主和诗歌自由的实现是对文学批评阶级和文学“权威”的深刻诘问。类似于“是否权威”的提问携带了过多的文学批评的权力意识，但是对于诗歌而言，现在最迫切的事情不是清算这种意识，而是质疑当代学术权威的树立过程。在这种质疑中，一个诗歌批评格局的重要特征浮现出来：学术体制和批评机制中存有过多封建因素，导致了批评的堕落和诗歌标准的缺失。

2．批评盲区与主体失踪

如果诗歌史编纂者对诗歌接受方式存有偏见，那么在治诗歌史时指认诗歌就不仅仅是误认的问题。治史者忽略以民间方式传播的诗歌，导致了当代大陆诗歌仍然处于历史捕捉过程中的失踪状态。诗歌是“文革”后继续以潜在方式和民间方式存在的文类。整体上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今天》的创刊为标志）至今，由于大量民间诗歌群落的生成，诗歌继续呈现出民间性和潜在性特征。目前出现的诗歌史和诗歌资料，对民刊的注目较少。只有当民间的声音变得壮大，并介入了主流诗歌的时候，民刊才在诗歌版图上有一席之地。如《今天》、《他们》、《非非》等民刊，由于它们的声音呈现出对诗歌主流的介入特征，成为诗歌史关注的对象。由于对民刊的过分忽略，诗歌史在描述诗歌时，偏重于关注在传播过程中以主流期刊为主要发表途径的诗人诗作。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论争曾被描述为“文学史版图的割据战”[5]，这场战争表明了民间诗歌的入史冲动，但未能矫正诗歌史书写者偏于正刊的文本指认惯性。

游走于民间的诗人们已经先于学院批评家看到了诗歌民刊存在的意义。“民刊的产生几乎是以建国为始的，这股暗流从意识形态对抗渐渐变成如今写作方式与精神的对抗。……在中国，只有将主流诗刊与民刊结合才能完整考察中国全面的诗歌。”[6]民间之与诗歌，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写作层面，而在接受层面。在追求诗歌版图的完整性方面，关注诗歌的民间存在，比关注民间写作视角和诗人的民间情怀、写作视野更有价值。由于主流期刊编辑审美能力的局限，加之意识形态枷锁，体制框架内的诗歌选择秉持了很多非诗标准。这造成了作为重要诗歌指认资源的主流诗刊，并不具有相应的可信度。比如，《诗刊》2007年第9、10两期发表的王浩洪的《足球：现实与魔幻》、蔡丽双的《梦乡》、王怀让的组诗《春风杨柳走荥阳——河南省荥阳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诗报告》、国庆专号整期的国家颂、山河颂，《星星》同期发表的雷抒雁的《桃花落》、慧玮的《魅惑》、首席诗人王学芯的《甲根坝印象》、叶逢平的《彼岸》等诗，都反映出诗歌编辑低回的审美理念。

类似的阅读经验能够支撑人们对当代期刊诗歌承载能力的普遍怀疑。编辑片面而平庸的遴选眼光导致诸多无名诗人迷失于公众视野，以民间的生存方式自生自灭。众多期刊的诗歌编辑身上，具有严重的诗歌审美缺陷。他们的审美感知僵化而盲从，要么囿于老化的诗歌地图，罗致诗行，要么对实验诗歌进行随机的误认，挥霍文学期刊有限的诗歌传播资源。这些平庸的编辑加剧了诗歌的民间化生长，催生了大量的诗歌民刊。对诗歌民刊和网络诗歌作初步发掘就能意识到，诗人的民间隐匿以及诗歌元素的流失导致当代诗歌存有迷失现象。“白洋淀诗群”和“贵州诗人群”的呈现方式是民间性的，他们引领当代诗歌接受进入民刊时代。诗歌民刊的大量涌现，并非单纯源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生存空间的排挤，更大程度上根源于正统期刊的审美范式的压迫。因此，在这种诗歌发展态势下，应该对诗歌刊物的编辑理念进行审美反思，对审美范式和霸权保持警惕，并细致入微地接近民间和个体。在文学期刊对网络文本的普遍关注态势下，一些刊物正在有意识地进行诗歌民刊的发掘，让部分民间诗歌在主流的包容限度内浮出水面。但对于广袤的民间诗歌丛林来说，这种期刊行为仅具有极稀薄的实验意义。

在粗糙的诗史框架之外，在各种诗歌版图之外，存在一些尚待发掘的优秀诗作。然而，更富有想象力、更大胆的假设是，在民间，存在一些诗人聚落之外的个体行吟者。他们如果没有持续下来，并最终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发表他们的诗作，他们就永远被埋葬了。民间诗人彻底放弃诗人的集团归属、地理索引与历史记录，诸如“我写我的诗，已与诗坛没什么关系”[7]的书写心态，应该是对世纪末20年中国大陆众多诗人心态的生动记录。除此之外，如何展现当代诗人并不恒定的一过性的诗歌写作也是一个编辑难题。因为，很多灵光乍现的诗歌单位，它们散落，微小，短暂，无法归纳。就当下的诗歌现实而言，优秀的诗人几乎没有，但不乏零星迸发的好诗。如果当代诗歌发掘者不注重这些短暂的诗的灵光，而追求对伟大诗人的发掘，必然徒劳地在废墟上耗费精力，并形成诗歌元素与优秀诗作的广泛流失。

民间丛林中是否存在一群迷失的诗人？当代诗歌史家没有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出这种自信而有想象力的追问。而此时的民间诗歌批评，比如急迫的“中间代”倡导者们，正试图用命名的聚敛方式，对“60年代”等诗歌群落进行代际的勘察和发掘。他们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失踪的诗歌”大量存在。另外从断代和文化地理学角度对各种诗歌聚落的勘界行为，也证明诗歌的民间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诗歌研究禁区的逐渐消除，那些零星佳作，那些生长周期短暂的诗思，将在人们对贫瘠的诗歌审美矿藏的开掘中逐渐呈现并得到培植，并迈入诗歌史的叙述。

1990年代以后，诗歌民刊与诗歌网络有共生关系，对网络诗歌的漠视也导致了汉诗历史框架中的诗歌迷失。网络语境下的诗歌生态值得诗歌治史者关注。网络时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异。在中国现代传媒的逐步推演中，从没有哪种新兴的传播载体能够引发如此深重的文化变革。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中国零星而又密集的诗歌聚落。在此前的中国诗人，或者聚集在咖啡馆、酒吧里把诗歌作为颓废和堕落的最后的一根精神稻草，或者艰难地依靠一份民刊扬起一面凋敝不堪的诗歌的旗帜。网络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诗歌帮会以浓重的江湖义气进行诗歌写作与交流。在一个虚拟空间里，这种惺惺相惜式的关怀和无面具焦虑的表达方式，笼络了大批怀有最后的诗歌理想的写作者。当然，这个板块的诗歌史认证十分复杂。网络诗歌远没有形成诗歌创作自在的沙龙性质。在这些独霸山头的封闭空间里，诗人们往往推崇一个以诗歌征服了他们的领袖诗人，并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个诗歌社区。他们往往没有宏伟的诗歌理想，聚拢，相互阅读，写作游戏，唱和，题赠，对闯入的陌生者进行间或的评判和相当缓慢的吸呐，成为网络诗歌帮会共同的诗歌行为。网络文化对诗歌的致命伤害是一种主体泛化的伤害。现代汉诗在没有经过充分的美学积累和文体积累的状态下，过于频繁地进行了若干次全民皆诗的运动：新民歌运动，红旗歌谣，小靳庄诗歌、天安门诗歌、朦胧诗后的校园诗潮、网络诗潮。最根本的诗歌生态问题在于，当代中国无诗魂。所以，现代汉诗研究者们才如此在乎诗人的疯狂和死亡，并对诗人和文本进行过度阐释，以期聚合稀薄的诗歌元素，培育诗歌生长点。这也导致了在当代诗歌历史书写中对诗歌经典化的诸多阐释仍然是虚妄的审美想象。

3．诗歌本质与历史学

诗歌与历史学相遇，诗歌的本质反思与历史的诗学拷问需要同时进行。尼采曾经深刻思考过历史学与生活的关系，对历史学与生活的利弊发表过精彩论述。[8]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利弊关系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个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尼采对历史学的深刻认识没有影响当代文学史学。也许诗人孙文波对“二十世纪诗歌史”是一部“介入”的诗歌历史的认定[9]，在理论上偶遇了尼采的历史学反思，对当代诗歌历史书写具有启发性。然而，这种朴素的对诗歌史本质的反思并未深刻进行下去。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疯长与文学史学的匮乏形成明显反差。这同样体现在诗歌治史领域。为诗歌热情写史的人往往并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就对诗歌版图进行了草率的描绘。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已经成为一种知识权力。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史的偏好深刻影响了诗歌史，诗歌的专门史远不如文学综合史驳杂。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生活的生动映像，诗歌则更为灵动和富有质感，因而，当文学，特别是诗歌需要获得历史和进入历史的时候，历史本位主义的文学历史学对诗歌的规约必然损伤诗的本质。那种“过于重视‘意义的追寻，过于重视语言的指涉性”[10]的思想史逻辑显然不适用于诗歌史。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人？研究者在当代诗歌现实中领取了为诗歌写史的使命，要以历史形态充满悖论地回到诗歌本身，就面临这种关于诗本质的追问。文学史学的研究比较薄弱，但是，文学史是一种以叙述及叙述修辞为主要对象的专门史，这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领域的专门史类型。而诗歌在文学的文体家族中，又具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可以笼统概括为艺术性的东西，与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以及其他形式美感有密切关系。诗歌与艺术的亲和力使它难于单纯地被文学史所规约和限定，迄今为止，作为专章纳入文学史的诗歌史大部分呈现为牵强而缺乏特色的考古历史学形态。要有专门的诗歌史学的研究，至少，要综合思考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写法，才能把诗歌史写好。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研究者对诗歌史的书写才能做到客观，才能不把诗性匮乏的当代诗歌版图误写为诗歌经典史，才能意识到当代诗歌呈现的美学症候，才能在历史写作中关注诗歌生活和诗歌问题，并充满对诗美衰退的忧患意识。时间对诗歌之美的提炼是诗歌史学所关注的关键因素之一。诗歌史还不能是诗歌经典史，而是诗歌审美的问题史，是创伤及其修复史，而非经典认证史。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诗歌所面临的窘迫并非语言问题，它所具有的危机不是形式美学的建设所能改变的。经典认证式的诗歌史写作者也许会申辩，即使在存有争议的译诗中，也能够频繁地发现一些能够令人迷醉的佳作。然而，这种发现在历史短促而作品浩淼的现代汉诗中极其稀少。由于译诗对于诗人书写的关键作用，布鲁姆所阐述的“影响的焦虑”正成为汉语诗歌美学生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译诗中穿越诗歌物质外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诗人在他（她）的经验、文化以及情感的积累和表达中以形成的浓郁的诗人气质，是包含了崇高、优雅、智慧等基本审美元素的诗人风格。近年于公开刊物发表的诗歌，整体读来，佳作极少。这些诗作来自不同年龄和地域、具有不同审美倾向的当代诗人，但是，有些总体的趋同性：他们制造的大量的诗歌意象都没有回味隽永的意蕴，明朗者多为直白的情绪，晦涩者则充溢矫情，诗行里包含有粗劣的斧凿痕迹。提炼诗歌主潮和发现诗歌经典的诗歌历史，显然不是基于中国当代诗歌现实和诗歌本质的诗歌历史。

诗歌史治史者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准确把握，在当代诗歌环境中，应该是对诗歌审美生态问题的深刻体认。诗歌版图的求全心态，必然会蒙蔽诗歌的真实面目，促进伪历史的生成。回到诗歌本身的提法指向一个动态的诗歌读写过程，由于写汉诗的人，诗匠居多，诗人极少，这种提法具有现实意义。“重新回到诗歌本身”，必然包含有诗人精神回归和诗歌美学回归这两个内容。现代汉语诗歌实验型写作，流派或群体们所倡导的诗歌观念，往往仅有建筑形式的探索，诗评者过多关注诗歌表层的美学原则，忽略了精神养成。所以，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青春写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歌现实。在中国，大多数诗人的好诗一过性地出现他们诗歌生命的年轻阶段。依靠生命、依靠本能写作，缺少文化积累和文明底蕴，缺乏审美的博雅和风格的相对恒定，这些特性是当代汉诗最致命的症结所在。诗歌的文体意识淡薄、肤浅，诗人身份意识不浓，缺乏精神操守和审美责任担当，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居于公众传媒和民间帮会，“诗人”大多以树立旗号、张扬自我的方式进行病态的个性放大，将青春和浅薄的生命体验用诗的形式咀嚼，吐出意象的残渣。这种远离诗歌本性的写作行为正充斥中国大陆各种诗歌载体，呈现出一个深度物质化的诗歌图景。在“活水流转的诗坛为历史输送源源不断的实验文本”[11]的时候，诗歌更需要耐心的精神引领，重视“艺术的相对恒定性”[12]，重视诗美的审美启蒙。因为，诗歌要回去的那个目标，和失踪的当代诗歌线索一样，迷失在人们的诗歌意识中。诗歌史写作的根本使命在于，要以书写历史的现实归纳方式，明晰诗歌回归目标，并制订回归的路线图。诗歌史应对民间、传统、西方等诗歌因素进行慎重的理论梳理，它们都是不可忽略的标识。另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回到诗歌本身，必须恢复诗歌精神和审美两个层面的对物质现实的超越性，救诗歌于鄙俗的物质泥淖。

诗歌史对诗本质的关注，能够规避非诗因素的干扰。比如，对诗潮与风潮的甄别，需要以研究者沉稳的审美心态为基础。诗歌的艺术本质并非以诗人的行为艺术为指认根据。在任何文化废墟还没有凭借诗歌进入人们心灵世界的时候，诗人的“行为艺术”应该是孤绝的对时间的背叛，他不应该在文化潮流之中，而应用诗歌与现实的疏离特性远离时尚，尽到自己文化救赎的责任。但是，赤膊上阵的“诗人”们进行的屡次“行为艺术”加剧了精神倾覆的态势。由于长久的审美沦陷，公众不具有最起码的诗歌鉴赏能力。他们判定一个人是否是诗人，有两个标准：以诗行形式写作的人，以及被他者认定为是诗人的人——如“梨花体”闹剧中所谓的“国家级诗人”。这样，他们就很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将诗人的桂冠戴在一个根本无法承载它的庸碌的脑袋上。诗人的称谓比作家的称谓还要泛滥，诗人身份认定的随意性和当代“诗人”审美操守、精神立场的丧失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看来，2006年度以诗歌或诗人之名兴起的喧闹，实质上对诗歌地理形成了致命的戕害。它们以狂欢的形式进一步遮蔽了本已潜在的诗歌现实，误导了公众的审美注意力。这种“无序狂欢”本身，更像是网络文化事故，与诗歌本身的相关性不大。如果说“诗人”与“诗坛”的这种公众印象对于当代诗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的话，那么，应该是，它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表明，诗人已经彻底分化为两个群体。甚嚣尘上的这个群体与沉潜于文化深层的那些未名者，具有难以沟通的隔阂。诗歌史对诗歌肌理的描绘不深入到这个层面，就无法将当代诗歌的审美层次书写出来，就无法厘定一个审美精神沦丧与拯救中的复杂诗歌现实。

已有诗人对“贫民修辞学”的诗歌审美精神进行了反思[13]。诗歌史要回避贫困美学的干扰和广告美学的侵蚀，沉潜地以贵族身份回到诗歌美学认证的轨道上来。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史应该多记录以潜在写作的形式与消费时代的时尚与公众目光保持疏离、孤立地以沦落的精神贵族的姿态追逐缪斯的诗人。很多诗人以广告人的心态制造诗派，形成自己的写作商标，并在其中获得名利价值。“他们”诗派的始作俑者，老先锋作家群体，这些聚落中的一些人依靠1980年代积聚的文学影响获得了广告势能，一直将虚假的声名维持下来。他们甚至依靠庸碌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对文学史权力的误用，持续占据文学精英的位置，维持并无本质区别的学院阐释与大众阅读。诗人和研究者介入历史时的“流派制造心态”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所有具有这种心态的诗人，都具有一种显然对诗歌发展不利的逻辑：诗人，或诗歌，必须以集束的力量轰击大众并引起注意。在这种广告逻辑中，很多诗人的行为惊世骇俗，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将诗歌的绝无仅有的尊贵从悬崖推到深渊里去。在嘈杂的诗歌环境里，诗歌历史书写者的审美心态，不能和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广告人的审美情愫有过多重合。

[1]敬文东：《太过革命的空间和过于脆弱的意志》，《非非》，2003/2004年卷。

[2]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3][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页。

[4]周伦佑：《红色写作：1992诗歌宪章或非闲适诗歌原则》，《非非》，1992年复刊号。

[5]陈大为：《裂变与断代思维——中国大陆当代诗史的版图焦虑》，《新诗评论》，2006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66页。

[6]发星：《黄礼孩现象及其它——对15年来民刊办刊经验简梳》，《独立·零点》，2004年10-12卷。

[7]海上：《闲话中国当代诗坛》，《独立·海上专辑》，《独立》，2005年1月第8卷。?

[8]尼采认为有法则的历史是一钱不值的，认为历史学需要一种能够遗忘自己，并把自己封闭在有限视阈里面的艺术力量来治疗，他把这种艺术和宗教的强势称为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参见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9]孙文波：《上苑札记：一份与诗歌有关的问题提纲》，《阵地》，2003年3月总第八卷。

[10]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曹成杰、李少君主编《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南方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4页。

[11][12]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4页。

[13]夏至华：《贫民修辞学对一首诗的幻想》，《面影》，199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