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清代阮元（一七六四—— 一八四九）历仕乾、嘉、道三朝，在为政和治学两个方面皆名声显赫。他殁后谥文达，世称文达先生或文达公。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阮元七十岁时，他在诗作中有一首《和香山知非篇》，其中有几句这样吟道：“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结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阮元：《研经室续集》卷十）这是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概括了他此前数十年的生涯。

《郎潜纪闻》一书所记阮元为政之风，在关注民情和处事睿智两个方面甚为突出，如他改变某地溺女婴之举，读来令人感慨不已。文不长，照录如下：

金华贫家多溺女，阮文达抚浙时，捐清俸若干，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盖一月后顾养情深，不忍杀矣，此拯婴第一法（《郎潜纪闻初笔》卷四“阮文达公拯婴法”）。

这里，最要紧的一句话是“贫家多溺女”。对于此种风气，阮元不是采取严令禁止的办法，而是采取资助和引导的办法。当然，一两银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的问题，但却促成了“顾养情深，不忍杀矣”，因而被陈康祺称为“拯婴第一法”。阮元用心可谓良苦。

又一件事是阮元关于“普济堂章程”。顾名思义，“普济”是关系扶贫济危之举，涉及贫、困、病、丧等诸多方面，如施茶水、姜汤、丸药膏片、粥厂、恤嫠会、收瘗局、施舍棺木，直至“设钱江义渡”，都是“筹赀付绅士经理”，是官民合作的一种形式。这些“普济”之举，直到陈康祺作此书时，尚称“至今赖之”。他着意说明：“此事无关掌故，特录之以为外吏劝。”（《郎潜纪闻初笔》卷十“阮文达普济堂章程”）陈康祺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吏”效法阮元，这在当时自然是难以做到的，然作者苦心，却也跃然纸上。

阮元处理政事，机智而有效，他的拯婴之举是其一例，而他处理饥民同漕运的冲突，更可以反映他为政的智慧。陈康祺所记此事，颇值得一读，兹照录如下：

嘉庆十九年，江北旱灾，流民充斥道路。阮文达公方为漕帅，由淮安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饥民万余，拦舆乞食，势颇汹汹。时漕艘衔尾而北，水浅船迟，公立发令箭，传谕押运文武官，每船添雇纤夫二十人，以利挽运。适江南十余帮在境，恰有五百余艘，俄顷之间，万余饥民皆得食，欢声雷动。盖此令一出，漕船得速行，饥民得果腹，而又分帮安插，弭变无形，诚一举而三善备也。文达以大儒为名臣，故经纶优裕如此。（《郎潜纪闻四笔》卷八）

作者称阮元“以大儒名臣，故经纶优裕如此”，正是中肯地道出了学问家和政治家之间本有密切的联系，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能够学以致用。从阮元来看，他在学问上的造诣以及他对人才的爱惜，恰是他在政治上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而他在政治上的威望，也使他的学术组织工作多能获得辉煌成就。清人龚自珍称赞阮元说：“其在汉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韩、李兼房、杜。”（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见《龚自珍全集》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这个评价或许有些夸张，但也并非阿谀奉承之辞，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记得先师白寿彝先生曾在谈话中说到“清代有二元（沅），但毕沅不如阮元，因为阮元本人就是大学问家，毕沅则主要是依靠幕僚支持为学”。这话反映出寿彝先生对阮元也有很高的评价。

阮元一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甚多，陈康祺所记述的，只是一鳞半爪而已，但却也反映出作者对阮元的崇敬之心。他讲到阮刊刻十三经及校勘记时，强调了阮元“属诂经精舍高才生分撰成书”的具体情况。这件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虽如陈康祺所言，“惜南昌刊版时，原校诸君大半星散，公亦移节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误”（《郎潜纪闻初笔》卷九“阮刻十三经校勘记”），但其一百七八十年以来，嘉惠学林，功亦大矣。陈康祺在“稽古斋钟鼎款识”一则记述中，对此评价甚高，认为“阮文达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觯簋鼎诸器，通仓籀之学，其所辑《稽古斋钟鼎款识》，离奇炫耀，贯串坟典，嗜古者家置一编矣”。又说：“是书考义释文，远驾欧、薛”。作者还十分肯定阮元门生朱为弼“皆当代荩臣硕学”，在这方面“拥彗清尘，功不可没”（《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三“稽古斋钟鼎款识”）。《稽古斋钟鼎款识》是否如陈康祺所评价的那样，另当别论，但其书在当时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此外，作者还记述了阮元重建曝书亭一事，写道：“秀水朱氏曝书亭，久废为桑田，南北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瓦，独严藕渔太史所书匾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竹先生魂魄犹恋此土耶？嘉庆间，阮仪征视学按临，醵赀重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重建曝书亭”）陈康祺所记，包含着一些离奇的传闻，或另有其他原因，不足为信，但阮元重建曝书亭之事，这同阮元一贯重视讲学、书院、藏书、整理典籍等文化事业是相关的。作者在阮元推重经学时，讲到毛西河、胡明的著作，因阮元的推重而受到学人的重视，这是一件颇使人产生当代联想的故事。作者是这样表述的：“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明所著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时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文达闻之，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推重经学”）其实，作者与其说阮元“推重经学”，毋宁说阮元是“经学名家声望”，有了名家的推荐，毛、胡二人之书于是走俏一时。当然阮元说“此好消息也”，自非今日“书商”之言可比，乃是学人出自内心的喜悦。

阮元是经学大家，他推重经学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阮元也深知史学的重要，认为史学对于认识历史经验、有益于治道是大有帮助的。陈康祺记阮元所言阅读“二通”之事，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作者是这样写的：

阮文达公尝言：少年科甲，往往目无今人，胸无古人，最是误事。但既登馆阁，又不能重入家塾，为枕经胙史之功计，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来理乱之原，政事之迹，可备他日出为世用。“二通”者，《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也。文达早岁巍科，体用优备，其立言乃平易浅近至此。然果如公言，亦可令名始终，免备官未闻之诮已。（《郎潜纪闻四笔》卷二“阮元言二通”）

这一记述有两点深意：一是阮元确有自知之明，认为年少得志之人，“往往目无今人，胸无古人，最是误事”。这句话又包含两层意思，因为“目无今人，胸无古人”，老子天下第一，是一层意思；“最是误事”是第二层意思。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此话真可谓至理名言。二是阮元强调阅读“二通”可以认识到“千百年来理乱之原，政事之迹，可备他日出为世用”，这就是现今我们常说的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于阮元说的“二通”即《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前者为记事之通史，后者为制度之通史，说明他在史书的选择上是有自己的见识的。以记事与制度相配合，对历史经验的理解会变得更为深刻一些。这一点，也很值得今人的参考。

这是阮元为人的风格。陈康祺记阮元提拔谭莹一事甚详，并带有传奇色彩。原来阮元在“生辰日避客”，以免拜贺、受礼之俗，每于当日往来山寺，见青年士子谭莹“题壁诗文，大喜之，询寺僧，乃知南海文童（谭莹），现应县考者”。作者这样写道：

相传文达节制两粤，以生辰日避客，屏驺从往来山寺，见舍人（谭莹）题壁诗文，大奇之。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现应县考者。翼日，南海令来谒，公谕之曰：“汝治下有博学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近于夺令长之权，代人关说，汝自扪索可耳。”令归，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康祺按：文达抚浙，创诂经精舍，督粤，创学海堂，提唱隽流，扇扬雅道，余韵流风，到今未沫。（《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阮文达识拔谭莹”）

这件事生动地表明：阮元避客拜贺“生辰日”，此为一善；于寺中见题壁诗文，发现人才，此为二善；知才而不明示，谕县令自察，县令“加意物色，自此文望日起”，此为三善。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余韵流风，到今未沫”。

作者在另一处又盛赞阮元爱才。其所举之例，一为蒋山，称：蒋山“治经史小学，兼通象纬，著述甚精，诗文才力雄富，无所不有。弱冠游浙江，阮文达公一见倾倒，留之学使署，约为兄弟之交。公复序其《经学斋诗》，谓‘研精覃思，梦见孔、郑、贾弼、许时，不失颜、谢山水怀抱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爱才”二则）。二为阮元“视学浙西”时，赞赏吴曾贯用“八庚全韵”为诗，誉为“吴八庚”。三为“试杭州时”，赏识诸生陈云伯“赋诗最佳”，赠以团扇鼓励，故人称“陈团扇”。陈康祺感叹地写道：“文达久官吾浙，甚识拔寒，怜才雅举，不胜书。”阮元为官，所到一处，以办学、讲学为务，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陈康祺所记，以生动、具体的事实，使读者一窥阮元在这方面的作为。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所记阮元事，多系赞美、颂扬之辞，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阮元的为官、为学、为人的风貌，把它联系起来，再现了这位封疆大吏和学界领袖的风采。陈康祺是浙江鄞县人，故对阮元在浙江为官时的政绩有较多的关注，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康祺却也做到了不为贤者讳。他就阮元致仕之后所书写的一对门联发表一些看法，认为阮元“好事”。事情是这样的：“《浪迹丛谈》称阮文达退归后，初署门联曰：‘三朝阁老，一代伟人；下句盖敬录天语，非自夸也。然公终恐涉于炫耀，遂改对语为‘九省疆臣。康祺窃谓名德如文达，午桥绿野，谁不钦迟，自撰门联，仍嫌好事。”（《郎潜纪闻二笔》卷七“阮文达门联”）当然，所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都不是夸张的语言，但地位、声名、修养如阮元者，作这样的门联，的确多此一举，陈康祺的批评无疑是中肯的。可以看出，作者在书写这件事情时，是带着惋惜之情的。当然，还是俗话说得好：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人们倒也不必对阮元书写门联的内容太多计较，还是要着重看到他为政、为学、为人的业绩和风采。

陈康祺还记述了毕沅与阮元相互为媒，与孔府“乃同缔姻”。作者赞美此事是：“二公表章经籍，笃古崇儒，至求淑相攸，必属之东鲁圣人之裔，诚不愧儒风流矣。”（《郎潜纪闻初笔》卷七“毕阮二公缔姻孔氏”）诚然，这在当时，确是一件“盛事”，但今天看来，显赫之时的“毕阮二公”亦不免难脱庸俗之嫌。而阮元的“筹海”和“镇夷”，更是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对外、对内的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就不是本文所要详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