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

除去他本人，团员中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都是中国年青的一代知识精英。

考察团有双重目的，一是参加巴黎和会，二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地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时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感到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伯格森等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的更严重。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样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它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1903年前往美国访问时，他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又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