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彬

娘，三叔的太脚趾长在了手上，我七岁那年对母亲说。母亲扭过头来微笑了一下，并不言语，继续手握一截枯死的树枝搅拌铁桶里的猪食。两头白猪在猪栏里吱吱呜呜，摇头晃脑，来回骚动。一头暗黄的毛驴在圈里悠闲地打捞鲜嫩的草叶。蝉鸣的大雨淹没了村庄。

那时候，我常去爷爷家找三叔。我最喜欢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的大脚趾长在了手上。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和他一样的。那时候，他已经年近三十，还未讨到媳妇。我见到的最熟悉的场景是他倚在门框上用大拇指和食指卷旱烟。因为大拇指像脚趾一样粗大，所以卷起烟来很吃力，常常烟叶沫子撒了一地，蚂蚁趁机叼走了。原来蚂蚁也抽烟，我想，它们吸烟的姿势一定与众不同。

听爷爷说，三叔小时候到村东的小学堂念书识字。手指操不住铅笔。爷爷边说边从发黑的抽屉里扒出几页草纸，看，这就是你三叔写的。那些笔痕，是一根根竖立在暗黄草纸上的枯树，一直排到尽头。原来他的手指不能使铅笔拐弯，

一年中秋，我回老家逗留了几天，见过父母亲。便去爷爷家看望他。他脸上的沟壑已经不少，四十多岁了，爷爷也成了挂在堂屋土墙上的一幅画。他见了我，忧郁的脸顿时兴奋起来，扔掉卷了一半的旱烟，拉住我的手，说我的手指从小就又细又长，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命。早就从电话里听母亲说，他性子太直，不会奉迎。整天不言不语，虽然勤快，家境还是不如意。叔叔们当中，只有他还没讨到媳妇。

夕阳下。我看到三叔从堂屋走出，又展开了那几页发黄的纸张。那是他在幼时偶尔画出的今生的命运。

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太少了，寒暄之后不知再说什么，好在一条毛驴的尾巴将我俩围住。走失多年的它发出焦躁不安的嘶鸣，惊飞r院子里偷吃鸡食的两只灰麻雀。

几个低头不语的汉子走进院子，最前面的是父亲，其他便是叔叔们。父亲排行第一的身份是他高大剽悍的最佳注释，有些自然卷的黑发披在明亮的脑门上。我悄悄地躲在母亲的身后，拉住她的上衣下摆，生怕父亲的鞋底像飞镖一样迎面打来。他从小跟随梁山的武师习武，有一身好拳脚，有一帮好兄弟。

他望了一眼已经被远山掩埋的日头，驴子是找不回来了。脾气就是倔，你是知道的。母亲沉默了一阵，转身回屋去了。

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更多关于那头毛驴的事后，唏嘘不已。在一些母子相对的片刻，她皱纹里泛起的涟漪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当初，外祖父不同意这门婚事，说父亲只是一个没文化、满身匪气、家里揭不开锅的野小子。那年的麦收时节，父亲每夜都就着月光打磨一把镰刀。他要去帮外祖父家割麦子，还要把两个舅舅远远地落在后面。他又去远方的大河里逮了几十斤的鲫鱼和草鱼，用藤篓背着，送到外祖父家，给他当下酒菜。外祖父的嘴是一把年深日久生了锈的铁钳，连小脚的外祖母都骂他倔驴一头。那两年，外祖父经年不与母亲说一句话，他整天精心侍弄着一头毛色暗黄的毛驴。外祖父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黑褐色的眼睛会说话，眼神是拴在外祖父后襟上的两股麻绳。

母亲出嫁的那天，春阳打开了乡间小路边的花朵。骑上这头毛驴去吧，外祖父终于发了话。外祖母带领母亲的姐姐们编织了花环，套在它的脖子上。母亲穿着一件绣着兰花的薄袄，比花朵还美丽。

一路上那头毛驴兴高采烈，一路小跑，大板牙亮得晃眼。好像出嫁的不是母亲，而是它。

母亲嫁来后，父亲用砖头和石灰在南墙根给它垒了一个圈，又用木材和塑料布在圈里搭起棚子。父亲常常在清晨和驴圈上的那把镰刀一起消失。回来时背上的藤篓里满是绿油油的茅草和苦苦菜。他喂完驴，母亲也做好了香喷喷的早饭。

小时候，我的淘气全村出名。我从村北池塘里挖出一坨黑泥，糊在驴的耳朵上、腿上、背上，违背它的意愿改变它的颜色；爬上屋顶，用凉水浇它的头。看着它惊慌失措地摇头，我嘿嘿地笑；还有一次，我早早起床，用胶泥捏了一头毛驴，把驴的下身捏成了一条腿，在房顶晒干，拿到它的眼前。

那时，父亲开办砖窑厂不顺心，常常招一帮“兄弟们”在家吆五喝六地喝酒。母亲和他吵了几次架，有时候也会自己坐在里屋床边抹眼泪。好几次在院子里就争吵了起来，如果三叔在，他就会支支吾吾地责备父亲几句。父亲蹙眉的眼神总能使他立刻闭口不语。驴圈上的那把镰刀也已锈迹斑斑，面无表情地躺在驴圈的棚子上。母亲曾多次把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背，说，长大后不要学你父亲，咱不抽烟，也不喝酒。许多年过去了，母亲的话语犹如古老神秘的符咒，我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天我早早起来去逮白色的知了，昨晚醉酒的父亲仍在酣睡，猛然发现驴圈上的那把镰刀不见了，莫非招了贼?管它呢，仅仅是一把镰刀，这丝毫消减不了我对白色知了的兴致。耶一个个系着披风，骑在树干上的白眉大侠，我要捉住你们，看着你们一点点变黑。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我前脚踏进门槛，一只长着脚趾的手把镰刀搁在驴棚上。一筐绿油油的茅草伏在他的背上。他开始把草丢给那头毛驴。驴子并不急于吃草，它的眼神犹疑不定。神秘莫测。父亲伸着懒腰从堂屋走进院子，看见丢草的三叔、满筐的青草、躺在棚子上染着草汁和露珠的镰刀。“啪”的一声，父亲宽厚的手掌已经收回。三叔的脸上泛着红晕。父亲左手握着镰刀，右手指着刀背，面对着一言不发的三叔。映着跃上山顶的朝阳。母亲的小名在刀背上一闪。

那头驴白天卧在圈里睡觉，到了晚上便整夜地哀号。悠扬的叫声响彻整个村落，惊得新媳妇们不敢出门。一天深夜，父亲骂了一声他奶奶的，走下床，抄起一把木锨到院子里去了。我慌忙从被窝里钻出来，紧紧地跟在他身后。他最终没有把扬起的木锨拍下去，那一刻。他也许想起了几年前的那天，花朵一样的母亲骑着这头毛驴从隔壁的村子来到这里，成了他的女人。从那天起，无论它夜间怎么折腾，父亲都对它置之不理。凌晨鸡一叫，它就沉默下来。我发现它身上有几处淤血痕迹，我猜晚上被吵醒的乡邻往驴圈里扔了石头和土土司垃。

我玩泥巴归来的一个黄昏，看见圈里的缰绳成了一条刻满神秘花纹的死蛇。它的下端布满噬咬的痕迹。我拿起圈上的那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奶奶的，大板牙比刀刃还锋利。父亲和母亲下地回来，母亲一眼就发现毛驴不见了，看了父亲一眼。父亲放下肩上的锄头，到奶奶家叫上我的二叔、三叔、四叔、五叔，顶着夜幕出去了。

那几个月。父亲四处打听它的下落，还请来了隔壁村会算卦的黄麻子，让他根据铜钱的排列指明它的方向。父亲循着他指明的方向走了很远。差不多到了远方那座大山的脚下。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放弃了寻找。许多个夜幕沉沉的夜晚，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驴圈的旁边，把唇边的纸卷旱烟抽成火把。在我的印象里，白发从那时起开始到他的头顶驻扎。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不远处的山岭上东张西望，似是搜寻着什么。有好几次，我游过那条小河，爬到山岭上。原来，那人不是父亲，也没有父亲高大。

外祖父在驴子走失的那年寿终正寝。灵堂搭起来了，花花绿绿的纸花轿立在旁边。泪眼汪汪的母亲执意让父亲请人扎一头毛驴，在它的脖子上戴一只花环。送葬的那天，大舅用一张火纸引燃纸驴，它开始沿着火苗的方向奔跑。一声悠扬的驴鸣震颤着空气。

后来，听大舅说，外祖父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省城里才华横溢的举人，做着一个小官。在那个疯狂的历史时期，外祖父的父亲正直敢言，宁折不弯。遭小人残害。外祖父沿袭了他父亲的秉性，脾气倔，认死理，被下放到乡下的驴棚里，整天与驴为伴，吃驴食。后来年景好些了，外祖父就在这偏僻乡村安了家。

三叔说曾经在不远处的山岭里看见过那头毛驴，它鬃毛飞扬，脖子上戴着一只美丽的花环。成了一匹奔腾的野马。夕阳下，他的脸上泛起红晕，是多年来未褪尽的父亲手掌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