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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乱

2009-04-15

文学与人生 2009年12期

黄 海

类号:1500,6/1;书号:10071·485;出版:北京出版社:西安徽电机厂图书室;书名:《荷马和(荷马史诗)》;著者:陈洪文;价格:0.39元。

这是粘贴在书籍扉页的卡片。一本属于我最旧的书,十年前的冬天我花了一元钱,在明德门小区一条至今也未命名的路上买的。我搬到这里的时候,那条路上杂乱地布置着旧家具交易市场、废品收购站、户县机场烤肉、大片杂草丛生的水果卖场、库房和庄稼地。城乡结合部——不断涌向西安的农民工、手艺者和游手好闲者,我不知道他们来自祖国的哪个方向,他们和我一样用带方言的普通话询问日常的事情。

明德门地名考:据X记载从朱雀门出,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是明德门。今天方位在西安南郊杨家村附近,与长安县毗邻。而我那时对它的了解突然多了几个词:小偷、盲流和好事者。我在报纸新闻上阅读这里的消息,吸毒、流氓滋事、自杀者和盗窃事件。朱雀路修到两八里村就停止不前,往南是尘土飞扬的机耕路。再往南机耕路通往那片麦地就没有了。路的两边白色的围墙把工地裹得严实,杂草和灌木在里面疯长。有人把尿撒在墙脚边(旁边写着:禁止随地大小便),上面贴满了寻人启事、征婚广告、皮肤病性病广告、办证便条和各种便民服务电话。大写的“拆”写满低矮的工棚和门而房。公交车的终点站在不远的医学院,我坐人力三轮车(一元钱)去那里换乘5路(五毛钱)去小寨、钟楼、解放路或者火车站。我通常坐402去太乙路祭台村的一家印刷厂车间四楼的图书公司上班,轰鸣的机器声,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夏天,穿灰色工作服的女孩裹紧胸脯。汗水湿透了衣服。油墨味道和身体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她们青春的芬芳。纸张,那柔软的颜色和张力,正被她们一页页地抚平。我编辑的图书都在这个厂子印刷,我经常借机去看她们。

我想起她们其中一个工友,她来自天水的农村。她有着姣好的面容,身材曲美,我常常没事的时候去二楼找她搭讪。她戴着毛线手套的手还粘满黑色剌鼻的油墨,她用肥皂洗掉这些油渍,再用汽油搓洗剩下的污垢。冬天,她皴皱的手涂满廉价的防冻霜,但她青春的身体没有人可以挡住。她在车间做了不久的领机助手就调到办公室做文秘。我有时候还去她们车间看看,白色的墙上写着“禁止烟火,安全在心”几个朱红大字,《车间员工守则》、《印刷车间管理守则》也挂在其上,我过去没有仔细看过它们,现在发现这些字竟是那么的醒目。那么好的姑娘,谁还有空看别的东西呢。她的办公室在一个套房的里层,外面坐着这个印刷厂的中年老板。从那以后,我很少见到她。

但有一天,她的高跟鞋“噔噔”的响声从楼道传到我的办公室。她的突然出现。令我有些惊讶。她说,印刷厂被图书公司的K老板买走了,她可能要失业。但现在还没最后定下来。她坐了一会儿,语气中有些担忧,她问我,能不能找K说说,让她继续留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和她一样随时可能被老板辞掉。我说,你现在的工作总得要人做的,你不用担心,你会继续留下来。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她还是留了下来,给我们分发订阅的报刊,平常有空的时候也到我的办公室坐坐,说些她家乡的事。过了一段时间。K在会上宣布她做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我们几个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其实也没什么事,以前也没安排办公室主任,办公用品完了,就有人定时发下来。开始的时候她就不常来,偶尔给办公室员工传达一下K的指示。以前是K亲自给办公室打电话,现在不同的是她代为传达和直接安排。

后来她也懒得上四楼了,有时一个电话打到办公室就把事情交代完。在油墨和汗臭味道的过道,她走路鞋跟落地的声音让我们工作更加谨慎。她学会打扮自己,口红、护肤霜、香水和女人分泌的体香,她穿低胸的连衣裙,夏天我几乎能看到她半个乳沟。肩上别着一个小挂包,装有钥匙、卫生纸、钱包、镜子和化妆盒,有时从包里拿出镜子照照。她还不够自信,其实在我看来她的衣装足以引起我的无限遐想。她没事的时候给我们提醒一些事情:襁糊和剪刀用完要还给她,订阅的杂志过期后要归还她,纸张要节约着用。在那间阴暗向北的房间,昏黄的电灯照射下,我们脸色发黄。

她管的事情越来越琐碎,我们开始不喜欢她,她甚至有些对我们苛刻起来。有一次,公司有人向她告密说我把办公室里的废纸给了一个老人,她知道后大发脾气:哪怕是没用的废纸也要留下,还能卖给废品收购站!那个月,公司每个人工资被扣了十元,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K几乎一年都不到四楼看看,我们编的图书源源不断地被印刷出来,运往全国各地。那些五颜六色的图书封面印着青春少女的照片,十分撩人。

我离开图书公司那年,她经K介绍嫁给了一个开出租车的两安人,不久她的儿子出生,我没见过。那几年她和K打得正火热。她得到K的信任,主管公司的财务,买了房和车,她的男人也不开出租车了。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有人不断地传递她在西安的小道消息,她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K这样臃肿的中年男人,一晃十年。我有时想,如果我是她,像她那样面容姣好,就去做小姐吧,我要把自己交给更多的人。

以后我再没有去过祭台村这个地方,它在城中村改造中被艰难地拆迁了。那些村民搬到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太乙路向南延伸到二环路,我还是住在明德门的杨家村,只不过是和一个甘肃男人住在一起,在189号院的三楼;然后我又搬到193号院,还是和这个甘肃男人住在一起。他在师大读自考,没事时我还去他的学校旁听过。那里有好多女生,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们在寒冷的冬天喝北京二锅头,房子里没有冷气,我们围在床上喝酒、抽烟,兴致勃勃地谈人生和理想。他来自平凉农村,高考失利后有人到他村子招生,他父亲就帮他交了一千元定金,他于是卷起了被盖来到了西安。他原以为花了这么多钱可以像统招生那样住大学校园的宿舍,可以和他们一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读书,而现在情况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接受。他上课的教室是租的一个村中村厂房。空荡荡的房子可以坐几百人,学校没有固定的老师,厂房的大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干脆写着:陕西XX大学XX教学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看守,几乎不闻不问。有时。他懒得去。老师也是这样,课还没上完,就走了。奇怪的是他周末还要去学校上课,周三却没事可干,我和他可以去录像厅看成人影片。他的那些书堆在桌子上,他好像没有翻动过。自学考试,他说只及格了一门,太难了,不想把时间放在这里。

第二年,他从家里拿了学杂费再没有去学校报名,他乡下的父亲还不知道。他在我的介绍下为我所编辑的杂志做发行工作,每天骑着单车给城市的每个报刊亭送杂志。月薪400元,保证金1000元。其他押金200元(单车和工作服成本)。他踩着单车走街串巷,做杂志销售调查,还整理了一大本资料。为老板提供了

许多有益的参考,他逐渐取得了老板的信任和好感,后来他被安排到办公室接电话、记录考勤和保管办公室钥匙。

有段时间他晚上很少回来,我不知道他有了女朋友。他还向我借了一些钱。说是寄回去给他父亲看病。我没有细问。夏天快结束时,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带女友去办公室过夜,把客厅的沙发压断了。老板知道这事情后把他辞退了,他又没事可做了。

在杨家村193号某个狭小的房间,台历的记事页上写满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

27日,小晴。他整天呆在房子里,睡吧。没事可做,我们周围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3日,多云。我借给他50元钱,他去理发,吃饭。可能还买了一盒避孕套。这几天他没有回家。

5日,阴。今天房东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上月房租到期,请续补。天气真的有点冷。去年夏末又换了一个工作,快过年了,到现在只发了三个月工资。晚上碰见一个熟人。我请她吃了一碗米线,吃了烤肉。花了12元。她吃饭的时候不停地咳嗽,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搓手。我们丝毫没有想走的意思。我原想请她一起去我的房子坐坐,我那里只有一张床,没有椅子和板凳。被单已经三个月没有换洗了,它充满了我身体的气味。

7日,阴。昨晚做了一个梦,遗精一片床单。我梦见了昨晚一起吃饭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尝到蜂蜜的快乐,哪怕是那么虚无。

10日,持续地阴。无事。靠在床头读一本《图像·女人的盛典》的书:我认为克莱尔非常美,她无疑比她穿白裙子的年轻朋友要美得多。但与后者相反,她从未引起我的肉欲兴奋感。

11日,小雨。心情有些烦闷。出去走了走。风吹在脸上有些痛。泥溅在裤腿上,鞋也湿了,晚上还看《图像·女人的盛典》,又是开头几页:她一下子将中指插入,几乎完全没人凹处里面。接着,她抽出指头,动作非常缓慢……立刻又再次插入深入。这描写的不是性,而是抚摸一朵花。

13曰,晴。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还没写完。如果可能,我想每天只写一点。写到我要回湖北的时候,我想当面给他。我不打算浪费几毛钱的邮票了。像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一样有些伤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伤感。我还在信里劝告父亲,要想办法戒掉白酒,想办法把母亲找回来。

他回家过完春节又回到了西安,第二年春天刚来,他就从我这里搬走了。他搬到瓦胡同的一个院子,和他女友住在一起。他有了一个很好的靠山,我要祝福他,他找了一个有点小钱人家的女儿,他可以从别人身上取暖。而我还是一个人走在孤独的路上,遇见了漂亮的女孩还要偷偷地看。青春在孤独中深深地发酵,当它要腐败的时候,这种气味就得到了散发。他就是这样的。

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父亲每月不断地给他寄来生活费,他一直瞒着家里自己还在读书——其实他好久没有去学校上课了。我去他租居的房子看过他,男人有了女人以后。模样改变了很多。头发和皮鞋一样乌黑发亮。衣服整洁多了。特别是房间里东西摆得井井有条,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像是个有气质和有文化的人。那几年,我跟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他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听说他和那个女孩生了孩子,不久在甘肃老家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我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和他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

不久。他开了一个文化公司,我去过他那里几次,他一个人也没雇,就他和他老婆。孩子送到了乡下,我没见着。我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他家里堆满了杂志和书。他编过一份叫《春草文学》的小报,印刷得很差。其间,他在我一个朋友主编的一份杂志做过编辑。时间不长,他又去了武汉。关于他的事,我知道的越来越少,好长时间也没主动去想过。人都是这样,朋友就像公共汽车停靠的站点,到了一个地方,下了车,在人群中消失,某一天,你碰到他,忽然没喊出名字。

那几年,我忙着恋爱、结婚和工作,当我快要彻底把他忘掉的时候,他竟然和我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说,我在福州,没想到吧,我在福州呢。我懒得去想别人的事。他在哪里对我来说很不要紧。我说,你在福州忙什么呢。他说,刚辞职,没事可做,闲着。

他跟他女人已经离婚了,女儿还在甘肃老家上学,他现在又有了新的女朋友。他说,你在福州有认识的人吗?帮我介绍个事做吧。我想了想,还真有一个朋友。我把朋友的电话告诉了他,让他去找。不久后,他在一家连锁茶楼编本行业内刊。此后,我们还联系过一次,他说,我写了一首长诗,你帮我写篇评论吧。我答应了他,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的福州朋友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你上次那个朋友电话打不通,茶楼跟他联系几次了,好几天都没上班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不辞而别让我很难过,我尽量不去想起这个人。但事后,我觉得他和我一样在一个充满孤独感的城市,我们不需要跟另一个陌生人打招呼,何况是熟人呢。

1998年的南方大水刚从故乡的地平线上退回去,北方的冬天就要过去了。

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在西郊的任家口住了下来。那时候我刚找到工作,要穿过一条土路到土门绕半个城市,换几趟车到东郊一家公司上班。和我一起租住在一起的是个安徽人,他在西电公司上班。前段时间我还去过他单位的集体宿舍,那窄小的空间挤满了三张架子床,住六个人,还要放三张桌子。它们一字形摆在房子中间。桌子上杂七杂八地放着牙具、书籍、报纸、工作手册、大宝SOD蜜(男士护肤品)和刮胡刀等。毛巾挂在墙上,衣裤挂在走廊的过道上,许多人还在过道里炒菜做饭,油烟到处弥漫。

昏暗的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嘈杂和沉闷从来就没有散去。就像这里的灰尘一样,它落在地上、蜘蛛网上、蚊帐上,没有披及时地清除。请原谅我有时忘记他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个安徽人。来自陈独秀的故乡怀宁。他老婆还在怀宁一所学校当老师,我那年夏天见过,——他从单位宿舍搬出来后,再没搬回原来的宿舍了。他们就租住在住家口的一间民房里,不久他老婆收假回去后,他就辞职了。我和诗友王琪一起去看过他(他是诗友王琪的中专同学),我为此感到忧伤不已。我觉得他那么好的单位,一个从乡下分配到大都市的农民后代,他的举动轻而易举地把我那时所有的梦想击得粉碎。当我一遍一遍在城市的夹缝中寻找那么一丁点空白安歇下来的时候,下岗再就业正是那时社会的流行词。

他说,他不想在西安呆下去了。他老婆还在老家,他要回到她身边。

他想体面地调回当地工作,努力了好几年,也找了一些关系花了钱,最后也没结果。他给他老婆的上级单位写信,没有回音。没办法,他只好找到厂办,把五年的工龄买断,换些钱。这是厂方求之不得的想法,他很快办好了离厂手续。他租住在任家口某个民房里,每天很早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背诵英语。他说要花三年的时间考上研究生,这是生活的最后一条路。每天他都在强迫自己,他的桌子上全是英语参考书和英汉字典,还放了一张她老婆的照片。我跟他一起大约住了三个月吧,冬天一过,

我就换了一个地方。我记得我是那年九月才搬到任家口的,他老婆刚走,我在王琪的帮助下搬到他那里和他住在了一起。他不喜欢我抽烟,不喜欢我熄灯睡觉,他通常把灯亮到深夜。我没办法,因为房租和水电费不用我承担。我只是暂时住一住,因为我刚找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几乎没人相信我会去干它。

后来我得知他老婆原来是他的初中英语老师。大他五岁,马拉松式的恋爱在他毕业后才得到女方家人的同意,差不多十年,五百封信函,让他们挺住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他想跟老婆要个孩子,但一想到两地分居,他就有些辛酸和难过。他要回到她的身边,这么多年,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

他很快就获得了汉浯言自考本科文凭,这距他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我在此期间还去看过他一次,他戴的眼镜又大又厚,人看上去要比以前精神,虽然苍白的脸上胡子拉碴,但让我仿佛看到他即将来到的胜利。我那时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想起来,我大概换了好几个工作吧。他依旧一年到头地刻苦攻读,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和毅力。我那时也开始忙着恋爱,忙着找朋友,青春,无处躲藏的诱惑,我慢慢和他疏远开来。有一天我偶然想起他,我问起王琪:他,考上研究生了吗?王琪说,他坚持了四五年吧,最后他放弃了。

我听了依旧忧伤不已。也许是他重新唤起了我对大学的认知和认同吧。我把从前的课本捡起来。开始复习大专学过的《大学语文》、《古代汉语》、《大学英语》和《现代汉语》,我在那年西北大学的专升本考试中也是失败了。但我一想起他,我对自己就开始忧伤起来,因为我还是在快要把他遗忘的时候又想起了他的名字:陈德亮。他曾经有那么美好的理想、美好的信念、美好的行动,他怎么就不能成功呢?那几年,人心浮躁,而他却岿然不动。

我的一位朋友跟他一样为考研准备了五年,不恋爱。放弃工作到研究生毕业,再到待业,这十年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听说她又要读博了。我打心里没为她高兴过,我觉得她或许更需要一个爱她的男人吧。书本对她来讲就像毒瘾一样让她充满幻想和期待。我这样说可能对她有些残酷,青春的时候,她没遭遇爱情,她可能是身体不完整的人。我觉得陈德亮,他经历了爱情到婚姻的阵痛,他经历厂事业和理想的割舍,他最后选择放弃,在这充满未知的未来中,他走在我们的前头,一直处于我对他遗忘和铭记之间的地带。

我听说他现在搞钢材批发生意,在他的故乡安徽安庆。

真是好。他有了孩子。他身体开始发胖,职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他还是那么用心和执著。我有时想给他打个电话,但不知说什么。好在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或许他也忘掉了我的名字。

从任家口搬到土门的钢铁厂家属院是深冬的时候。那个院子有几棵梧桐树,光秃秃的,路灯旁的叶子还没掉干净。有三五片,在风里摇摆。我住的那栋房子是解放初期苏联的建筑,像个大宿舍,公用的走廊堆满了杂物,楼道很宽,楼层不高,上下楼很平缓。墙上快要掉下来的白色墙皮是新居户重刷的,隐约可见的绿色油漆墙面还没有完全褪去。我住在一个退休在家的老头子的家里,三间房子,没有客厅,厨房和厕所加起来不过四个平方米。冬日里,窗户被厚厚的窗帘裹得严实,太阳照在南边的阳台上我都毫无感觉。主人呆在阴暗的房子里,他不喜欢阳光和风。他几乎不离开自己的房子,他早上出去买好菜,回到家天还是刚刚亮。我和他睡在一张宽大的木板床上。我不喜欢他的呼噜声,让人彻夜难眠。我不喜欢他跟我讲的“文革”那些事情。我不喜欢他吃的生葱和生蒜味道,一说话满嘴都是男人保健的话题。

他家里有很多中医方面的藏书,从民国初年的手抄本《集验大成外科总录》、《百病自疗法》到“文革”时期的红皮书《农村常用中草药选》、《处方药物手册》等,纸张泛黄,散发沉香的书籍气息。他喝的茶散发中药本草的气味,泡在白酒里的动物尸体也是某种药栩,他说话的慢和房间充满潮湿的阴气交织在一起,我时常有种不安之感。那也许是我的错觉。他懂点中医,按照他的说法,他祖父是清朝末年宫廷的老中医,父亲在京城开过中药铺。他懂点周易八卦,胡诌起来似乎上识天象下知地理。有一次,有女同事来他家找我,他跟我们讲青年生殖健康的话题。他说男人每天晚上蹲下来用温水热敷生殖器一刻钟,可起到活血、利尿、减少前列腺炎的作用。男人生殖器勃起的时间不能少于半个小时,牙齿要整齐宽整,阴毛、胡子和眉毛要浓稠。眼睛要明亮有神。他问我。你达到了几项?女同事有些不好意思,脸色微红,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听下去。他跟我们讲了很多膳食搭配的方法,我一种也没记住。

他中年的时候失去妻子没有再婚,儿子下岗后一直在外地跑运输,难得回家一次,留下几间房子一个人守着。我是经人介绍在他家住了小半年时间。他常问我乡下的一些事情,家里有几口人。有几亩田地,主要种植什么作物。我总是被动地答复他的一些问题,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话题要谈的。早上天亮就起床踩着单车去很远的太乙路上班,晚上回到钢铁厂家属院时,天已经黑了。一天下来,人累得什么话也不想说了。我只想安静地看看电视,或者靠在沙发上小憩一会。他每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他从来不谈及自己,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我没有兴趣知道的答案。

他在冬天的早晨坚持洗凉水澡,在晚上用温水泡脚和热敷阴囊。他腰板挺拔,六十多岁一直坚持长跑。他精通中医书和房中术,却独守自己的年华,把他那么好的身体置之度外,我替他有些惋惜。他不看电视,不读报,不炒股票,不看演出,不随处串门,不随波逐流。不做爱,在钢铁厂最困难的时候提前退休了,这是他的明智选择,现在想起来,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划算。

他给我介绍过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和我住在同一个家属院里,她发育良好,恰是农村做农活的一把好手。我的父亲母亲肯定喜欢她。我跟她见过两回面。每次都没话可聊。最后不了了之。他跟我讲女人要臀部肥圆、胸脯丰满才是美德,这样的女人能为你生好多健康的孩子,这是男人一辈子的幸福。在选择女友的标准问题上我不想参考他的任何建议。我不喜欢话多的女人。不喜欢女人男相,不喜欢说话矫情的女人,不喜欢财迷心窍的女人。他给他儿子相过对象。他对那女孩喜欢得不得了,他儿子跟他一样的审美特点,那就是丰乳肥臀。在我家乡,像这样的女孩漫山遍野,我不用费神到城里来找,她们生而为那片土地的男人的女儿或妻子。如同我的姐妹一样。

我那时想既然来到陌生的居住地,还是找城里人吧。我离开钢铁厂的家属院那年,还没找到对象。他还在那个家属院住着。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一个人过着,我没去看望他。我从钢铁厂的家属院搬到了杨家村,在2000年初。有一次,我从土门经过那里,那个院子基本没什么变化,梧桐树比以前少了几棵,但都长得高大起来。房子比从前更旧了,灰色的墙砖爬满了爬山虎,铁窗户和铁栏杆上锈迹斑斑。我敲门无人应答。从别人那里打听过他,好像听说过这个人,但没人见过他。按我对他年龄的估计,他大概快八十岁了。

我对他知之甚少,像住在这个院子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一样,没多少人关心。我把关于他的那些事记录下来纪念我在西安最初的日子。我对他谈不上了解,我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那几棵梧桐树上,冬天,光秃秃的树干和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