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琦

[关键词]花鸟鱼；发展脉络：石器时代

佛指拈花，以示迦叶，一个微笑便已经然于心，无须再用语言来表达。对人生的感悟，对情景的灵感，对艺术品的欣赏，或许情绪比思维更显得重要些。

中国的花鸟画。展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生命的世界，处处显示着诗情匦意。花鸟。作为观赏的对象，以至于作为艺术再现的对象，在人们的观念中总认为是在人物画、山水画已经成熟的时候才开始的。一般谈中国花鸟画大都由五代的南唐徐熙和西蜀黄筌说起。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发现：花鸟在中国绘画上得以表现。实际上可以上溯到石器时代。

渐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出土的象牙上刻有相对的凤凰、有植物纹饰的陶片，这些都是装饰性极强的线刻鸟纹图案。从工整严谨的纹饰结构。对称变形的意匠来看。已经是很成熟的艺术品了。可见。在它以前还应有一个稚拙的发展阶段吧。早期的“花鸟”大多以装饰的实用器皿。还有彩陶、漆器以及青铜器之面貌出现。但也有少量的以绘画面貌出现：在河南临汝县阎村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画高37厘米，这是距今约五千年的庙底沟期的作品。图中衔鱼的鹳鸟栩栩如生。但它不是单纯作为人们喜爱的观赏对象来描绘的。鹳与劳动工具石斧同时被表现，从而就赋予了它本身不具有的社会寓意。这种图腾也遗留在这一带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从而逐渐演变成为文字化的族徽、“官称”、“爵徽”、“冠冕车服之饰”……正是：“(花鸟)固虽不预乎人事，然上古采以为官称，圣人取以配象类，或以著为冠冕，或以画于车服。岂无补于世哉”(宣和画谱·花鸟叙论)。

到了商代晚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雕鹳、玉鹅、黄玉凤凰等，作为欣赏品的成分则更为明显了，这代表着当时花鸟艺术的发展水平。春秋战国是一个在艺术上获得多方面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在表现动物情性方面有杰出的成就，同时在装饰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例如：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上的禽兽纹图样。在表现动物形态时。利用夸张或变形的手法。使其图案化，既有工艺装饰效果。而又不失其生物情态。战国时期，写实手法与装饰意匠的密切配合，大大促进了花鸟艺术的运用与发展。《风夔人物帛画》上的凤鸟，《人物御龙帛画》上的白鹭都是杰出的花鸟画作品。汉代的鹳鱼图，双鸟图等，皆是精美之极的花鸟珍品。这种写实与装饰意匠的高度结合，开启着我国花鸟画的优秀传统。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在绘画史上已有关于花鸟画家的记载。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上记载晋明帝司马绍画有《杂鸟兽五》，顾恺之画有《凫雁水鸟图》等，史道画有《鹅图》，顾景秀有《蝉雀画扇》、《鹦鹉画扇》。到齐梁时期，以蝉雀擅名的还有丁光，以苍鹰、斗雀壁画闻名于北齐的有高孝珩、刘杀鬼等等。而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已逐渐形成为与人物画、山水画并立的、独立的画科了。东晋到南北朝的花鸟画是在秦汉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发展的。这时流行的《凫雁图》、《鸿鹳图》是战国、秦汉以来早已熟悉的题材。所以《杂鸟兽图》、《杂异鸟图》，当是《瑞应图》中珍禽异兽的发展。从现在遗存的石刻图像中还可以窥见其形象，这些花鸟形象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唐代花鸟画逐步兴盛的基础与条件。

唐代早期，花鸟画流行于宫廷，皇室贵族也有不少人擅长花鸟艺术。这个时期仍然是以描绘得真实生动为最高准则：《历代名画记》评价画家刘孝师，称他“鸟雀奇变，甚为酷似”：冯昭正“尤善鹰鹘鸡堆，尽其形态。嘴眼脚爪毛彩俱妙”。著名书法家薛稷也是位画鹤名手，李白曾有诗云：“紫顶烟睾，丹眸星皎。昂昂伫眙，霍若惊娇。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杜甫亦赞：“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这正体现着花鸟画日臻成熟的过程。唐代的花鸟画家还有表现西域花鸟风情的尉迟乙僧、康萨陀等人，他们异于中原传统的花鸟画，《历代名画记》中曾有记载：“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被唐人称为：“花鸟冠于代”的画家边鸾在花鸟画方面的创造，更具有一定意义，其奉命描绘新罗进献的孔雀，表现得“翠彩生动，金羽辉灼”，“得婆娑之态度。若应节奏”。画的牡丹也是“花色红淡，若邑雨疏风，光色艳发”。他同时又对“山花、园蔬、亡不遍写”。这为花鸟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使作品更具有民间情趣。因此，《历代名画记》称他“善画花鸟，精妙之极”，“得动植生意”不是偶然的。

至此，花鸟画科的发展脉络就比较清晰了。而艺术的核心和思想基础是哲学，每一个民族的艺术必受到这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在中国艺术中，中国画的美学思想起源于“道论”及《周易》的美学思想，“道论”的阴阳辩证思想及《周易》的“变”(阴阳变动)的精神以及以“和”为美的思想对中国绘画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花鸟画能够独立成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母体的核心内涵是由儒、道、禅三者交融形成的。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绘画，其意识的内在结合也必然由这三种哲学思想所搭建。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共同点即是“真气内充。物我同在。”认为人和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同一的，本质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规律，都是自然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这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就是精神与物象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融合，人与自然的通灵。“花鸟”似被注入了灵魂，录性，灵敏，灵动，灵活，灵感，灵通，灵异，灵犀，灵秀，灵巧，灵机，灵气……从此它们便有了心灵。

从原始社会到秦汉时期，花鸟画不断在艺术上获得表现，到魏晋南北朝已成就了花鸟画的滥觞时期。到了唐代，花鸟画和山水画、人物画一样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唐代的成熟，就是花鸟画在唐代最终确立独立成科的根本原因。在表现技法与思想意趣方面，为五代、辽、宋的花鸟画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对后代的花鸟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花鸟画的渊源深远，影响广波。通过先人们的努力钻研及考古发掘资料的发现。唐以前花鸟画的发展过程清晰明了，这使我们对学习中国花鸟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越来越强烈并且执著。正如北方花鸟画家高卉民先生所说：“绘画是情思的影象，是生长于心田的山花，每个人的心中都生长着美丽的花，每个人的眼中都有动人的画。心花只须用心读，用心就能赏心花。”

(编辑／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