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纯福

如果你反映问题，讲真话要坐牢，你还敢讲吗？青年女工刘桂阳就敢讲真话。为此，她果真就坐牢。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近日笔者采访她时，刘桂阳仍像当年那样回答：“我并不后悔，如果我的行为能为解除群众疾苦起到作用，就是献出生命也是值得的。”

家乡饿死人，她要向毛主席反映

上世纪60年代，刘桂阳是湖南郴州地区鲤江电厂工人。1960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母亲从老家衡阳县寄来的一封信。她拆开信急促地读了起来。可读着读着，她愣住了，眉头皱了起来。信中是这样写的：

全家几乎揭不开锅了，你爸爸一个强劳动力，每天仅供给三两米，现在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你13岁的弟弟，每天只有二两米，无心上学已休学在家，靠采野菜度日；你姑姑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解决饥荒，结果挨了批斗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你爷爷已得了水肿病，卧床已久……村里已饿死3人，桂阳呀，我的好女儿，你是吃国家粮的，救救你爸爸！

妈妈

1960年7月16日

她简直不敢相信信中写的，报纸上不是整天都在宣传形势越来越好吗？但她知道，不是万不得已，妈妈是绝不会向女儿诉苦的。刘桂阳马上请了假，第二天，匆匆赶到了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老家。

在家的一个星期中，刘桂阳目睹了信上所说的情况。这时村里又饿死了1人，她呆不下去了，留下节约下来的40多斤粮票，含泪离开老家。可回到厂里，她的心却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家乡闹饥荒，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吗？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把目睹情况写出来，进京反映。

信写好后，刘桂阳一想，怎样才能见到毛主席呢？她一琢磨，又写了3条反对人民公社的标语，万一见不到主席，“反标”一贴，就会引起警卫重视，就会带自己去见毛主席了。同时，刘桂阳想到此去是要冒大风险的，于是她趁丈夫上班之机，写下了一封遗书：

李培务爱夫：我就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要向他老人家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我已作好充分的准备，为了人民能过好日子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爱妻：桂阳

1960年7月24日

留下遗书，刘桂阳吻了吻刚满4个月的孩子，揣好信，拿着装有标语、浆糊的挂包，从郴州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7月26日清晨，刘桂阳抵达北京。来到天安门，她一路问路人毛主席住哪里，别人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用警惕的眼睛望着她。眼看太阳落山了，急于要见到毛主席的她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在国务院北门外墙上，贴上写有“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贴好后，她叫站岗的警卫来看。

警卫来了，问是谁贴的，刘桂阳回答是她贴的，并从挂包里拿出没贴完的标语和写给毛主席的信全交给了警卫：“我是代表乡亲们来这里说话的，这些情况只要让党中央知道，就是立即枪毙我也心甘情愿！现在当务之急，是我要见毛主席，向他老人家反映我们乡里的情况……”“同志，你错了，贴反动标语可是犯了弥天大罪呀！”警卫一本正经地说。“我懂，我死没关系，只要农民生活能改善。”刘桂阳坚定地说。

一切说明都是多余的。刘桂阳被关押进北京西城区公安局。6天后，她被押往郴州。

刘少奇批示：她不是反革命

1960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

北京，中南海。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在办公室里办公，他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拿出一份，聚精会神地阅读，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文件上点点画画。

蓦地，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国务院的一份简报上：湖南省郴州地区鲤江江电厂青年女工刘桂阳，7月26日窜至国务院北门外墙上张贴“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等反动标语，现已被遣送回当地……

放下简报，刘少奇抓起话筒，指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将刘桂阳的情况调查清楚。

徐子荣马上接通了湖南的电话。第二天，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带领工作组赴郴州、衡阳进行实地调查。

刘桂阳案件的调查报告由湖南省委专呈送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逐字逐句进行了审批。当他看到刘桂阳反映的问题属实，而她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时，他削瘦的面孔绷紧了，拿起笔写了起来：“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放下笔，刘少奇离开坐位，双手叉腰，来回在办公室踱着步，陷入了沉思，一会又回到桌旁凝视这份报告，提起笔，郑重地写道：“印发给中央各部委、各党组的同志一阅。”搁下笔后，一会儿刘少奇又提笔写了起来：“请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鼓励她认真向党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所采取的方法不当，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早就料到要坐牢，甚至准备献出生命的刘桂阳，做梦也不会想到厄运很快得到了改变。

1961年2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来到鲤江电厂召开平反大会。张平化说：“刘桂阳上北京反映农村问题，反映农民的疾苦，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做得好！原判她5年徒刑是错误的。从现在起恢复她的公民权，恢复工作，享受应有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话音刚落，群众欢呼起来，掌声如雷。

文革中再入狱，平反后迎来春天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厄运再次降到刘桂阳的头上，她成了刘少奇路线上的人。在受尽了批斗、挂牌游街、罚跪等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之后，1969年3月16日上午，在资兴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资兴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决刘桂阳重新收监，除执行原判5年外，再加5年共判10年……

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后悔，听到自己的第二次判决，面对千万双眼睛，刘桂阳昂首挺胸，走出会场。

刘桂阳被判刑后，身患重病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相继去世了，却没能见上最后一眼。更令她痛心的是，1974年8月，她14岁的儿子李文明因为是“反革命”的儿子，生病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刘桂阳在监狱里强忍着悲痛，任凭痛苦的泪水在心里流。

冬去春来，桃红柳绿。1980年2月29日，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紧接着刘桂阳也接到了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她无罪的判决书。

20年来强忍着的悲悲喜喜，此时，全化在刘桂阳如雨的热泪之中。

刘桂阳平反后，并没有因为遭受了冤屈而消沉，她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两年后光荣入党。

1982年11月24日，北京。原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和刘桂阳来到王光美的家，受到热情接待，王光美热情让坐。刘桂阳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后说：“一听到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主席平反的决定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常常站在他老人家的像前念叨：刘少奇主席，历史把领袖和普通百姓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是我的幸运。虽然我遭受了冤屈，痛失了儿子，但我更幸运。因为我最终迎来了光明，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今后，我要教育好我的女儿，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

王光美眼睛湿润了，她喃喃地说：“刘桂阳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多好的一个同志呵！”

1988年11月24日，经中央批准，刘少奇纪念馆正式开馆，王光美在开馆仪式上，紧紧握住刘桂阳的手动情地说：“刘妹子，让你受苦了，你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令人敬佩，永远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