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ｗ·道尔

对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美国占领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而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作者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像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世界陷入经济萧条和动荡恐慌中时，日本的领导者以越来越狂热的对亚洲市场和资源的支配欲望，回应并加剧了这种混乱无序。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1941年，作为控制亚洲南部与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部分，袭击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国已处于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像一个巨人凌驾于亚洲之上。

事实证明，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毁灭：日本兵死于绝望的自杀式冲锋，饿死在战场上，为不当俘虏而杀死受伤的士兵，并在塞班岛、冲绳等地残杀自己的平民同胞。

在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

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

前倨后恭，矛盾重重

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占领，开始于1945年8月，结束于1952年4月，共计6年零8个月，时间几乎是战争时期的两倍。在被占领的年代，日本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几乎直到占领期结束，日本人不被允许出国旅行；未经占领者许可，进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经济上的决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对美国政体的公开批评都是不容许的。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许多美国人，当他们到来的时候，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唤，而男人们鞠躬如也地殷勤询问征服者的需求。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正是在这种变动不安的氛围中，美国人开始着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统治压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们自己动手填补，而他们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数千万人发现自己正渴望着像他们的美国领主那样，理所当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

这一切混乱不堪。这一切也充满活力并且释放压抑。战胜者引入的改革，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

包藏祸心，遗患无穷

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续处于彻底的军事政体统治之下。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义的霸主统治着他们的新领地。占领方式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受日本帝国掠夺迫害最为灾难深重的各国人民——中国人、朝鲜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在这块战败的土地上，既不会被认真对待，也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存在。他们成了隐形人。亚洲各国为打败日本天皇的陆海军所做出的贡献，由于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胜利的强烈关注而被忽略不计。按照同样的逻辑，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麦克阿瑟将军的“垂帘听政”，依赖于日本的官僚机构贯彻指令，从而产生了一个双层的官僚体系。当美国人离去之时，本国的官僚集团延续下来，甚至比战时还要强大。为了意识形态目的，麦克阿瑟也选择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义之下，整个亚洲都曾被野蛮践踏。麦克阿瑟甚至走得更远，他私下劝阻了天皇裕仁身边的随员要求天皇退位的质询，而且公开赞扬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领导者。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如何，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20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这样的决定与行为衍生的后果不胜枚举。胜利者自身的做法，导致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方法的制度化。许多今日日本社会的核心问题——其民主的本质、民众关于反战主义与重整军备的强烈情绪、战争被记忆和遗忘的方式——都得自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日本战败后的几年，确乎构成了一个逾常的历史时刻。战败与被占领迫使日本人尽全力去奋斗，以异常艰苦的方式来解决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并由此反映出令人瞩目的人性的、易犯错误的、甚至往往是充满矛盾挣扎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身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普遍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