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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单朴素的文字，告诉大家一个许多人曾经经历，正在经历，但却没有人说出的真相——底层打工生活的真相，底层打工者命运漂泊的真相。打工者的挣扎与艰辛跃然纸上，“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全部／我只剩下衰老／回家。透过纸背的是无言的心酸。

这篇散文感动过许多读者，在网络上，关于它的留言很多。它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写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个群体，一代人的遭遇。

一九九六年，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二姐在东莞长安。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却很久也难得见上一面。二姐一九九二年就来南方了。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如果靠种地，估计猴年马月也还不清。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他们出来时，小女儿才刚刚会走。二姐刚开始一直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她们的厂很大，很正规。越是正规的大厂，管得越严，要去看一次二姐，简直难于上青天。没有厂牌，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

来南方第一眼见到二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那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我记忆中的二姐，是那么的漂亮、年轻。当年在村里，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我青春美丽的二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二姐见到我，脸上开满了笑，她接过我身上的包，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被卖猪仔。我说什么是卖猪仔，二姐笑着说，就是坐车时被人转来转去。从广州到东莞，我转了八次车，买了八次票。二姐说，平安到了就好，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不要坐广场上的车，那些车里有背包党，专门宰人的。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他们没打我。刚出广州时，有两个男的不肯转车，说他们是交了钱的，说好了直达长安，中途让下车就要退钱。结果过去几个人，用广东话说“丢雷个草海”，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俩被打得跪在地上，嘴里流血了，然后被拖下了车，没有人去管他们。我们一车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也没有站出来。刚走出广州站时，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广东，我来了。我觉得，来到了珠三角，我就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了。然而那些背包党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

二姐说，你千万别管这样的闲事。二姐又说，没有打你就好，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遇到背包党了，你和他们蛮干。二姐对于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在她的心中，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我住在了姐夫打工的长富家具厂。他们那间厂不太大，百十号员工，管得不太严，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只要进了宿舍，基本上就安全了。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走进宿舍，简直就是走进了迷宫。钻进床里，拉上床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找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手中的钱也用光了，我又不想问二姐借钱，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这间厂加班很厉害，每晚都要做到十二点过，冲完凉（这里把洗澡叫冲凉），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了。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

有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后过松岗来看我。她到了厂门外，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珠三角的冬夜，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却也有几分寒意。二姐就这样站在厂门外，一直等着我下班，结果她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她必须回去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发工资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红双喜送给保安。工友告诉我，不给保安送烟，保安是不会喊人的。在这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送烟之外，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我送给保安两包烟，觉得还是不放心，又加了十块钱。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

出粮（这里把发工资叫出粮）的那一天，我去了一趟长安，去找二姐，才得知二姐已离开长安，去了宝安的石岩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二姐的来信。二姐在信中说，她花了两百块钱学了一个星期的电车，现在终于有一门技术了。二姐很高兴，说她进了服装厂，一个月可以拿到六百块。从此，二姐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这一做就是十年，一直到现在。二姐常说，等到两个孩子都毕业了，她也要休息了，她实在是太累了。可是她不敢松懈，她一松懈，这个家庭也就完了。二姐的儿子现在东莞读技校，学的是模具制造，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多，女儿在读初三，成绩很好，她是一定要上高中，要上大学的。二姐夫去年突然患了腿病，四处求医，花了很多钱，也没查出什么病症。我疑心他是职业病。这样，我的二姐一个人打工，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供姐夫治病，她只有拼命加班。珠三角的服装厂大多数是做来料加工的，来料加工赚的就是一点人工，因此这边的服装厂工价大多很低。

一晃又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在珠三角打工，探亲访友是一件极麻烦的事。特别在早几年，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差不多的打工者都配有了手机。那时的打工者，有一个寻呼机都是很奢侈的梦想。打电话到厂里，要找一个普通的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趁着一天假期去探亲访友，很可能是花了时间却没有找到人。我在珠三角这么多年，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都在这边打工，但是我已有四年没有见过我大哥，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妹妹，和二姐也是经常失去联系。

二姐去了石岩之后，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再来过信。我放心不下二姐，左等右盼，厂里终于出粮了。厂里有个延续的传统，出粮之后是会放假一天的，大家拿到了工资，有的要去购置生活用品，有的要寄钱回家。一天的假过后，又将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出粮的那天，我从松岗坐车去石岩看二姐。还好，这一次坐上了直达车，路上没有被人卖猪仔。只是车很挤，说好了是上车就走，却一直在立交桥下转来转去，直到把车里塞得满满的才上路。找到二姐打工的制衣厂，已是上午十点过了。我求保安帮我去叫一下二姐。保安看看我说，王敏？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十二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涌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她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灰色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人流，渴望在人流中发现二姐。人流就这样持续涌动了十多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等到保安咣的一声拉上铁门，二姐还是没有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敏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头说，不认识王敏。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胡乱地填了一下肚子，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二姐。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拦住她们问：

老乡，你们认识王敏吗？

靓妹，你们认识王敏吗？

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我一句：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

我熟悉这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打工人惯有的表情。她们总是这样行色匆匆心事重重，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她们当初踏上南方的土地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有过兴奋，有过天真，有过冲着天空大喊“广东，我来了”的冲动。然后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坐上了流水线，开始简单轻率地复制生活。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地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直到有一天，在某个疲惫的夜晚，躺在铁架床上的她们，开始怀念某段曾经昙花一现的爱情，或某个曾让她们心动的男孩的身影时，才蓦然惊觉，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在南方的流水线上一去不复返了，而她们以青春为代价换回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称谓。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黄麻岭》的诗，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我想到了当年去寻找二姐时的情形。想到了我的二姐，妹妹，我曾经熟悉的打工姐妹们。

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抄录在这里，以表达我对诗人的尊敬：

我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生命的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了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人是个打工妹，她在一间小小的五金厂打工。可喜的是，她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去这样思想的。我们想得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我们只关心钞票和粮食，透支自己的健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揪心。至于尊严，那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毫无疑问，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打工者。她是一名车衣工，每天要坐在电车后面飞快地车衣。她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某一天曾经创纪录地车过多少件衣服。她最大的梦想是每一天能领到好做一些、工价高一些的货。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家庭和孩子。而不停地车衣，就是她带领家庭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二姐已有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孩子们了。多年以后，二姐对我说，那一年她回到家中，远远看见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玩耍，她朝孩子跑过去，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孩子们却吓得哭了起来。孩子们已认不出她。二姐对我说起这些时，眼里含着泪花。

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工告诉我说，王敏不在这间厂里做了。她告诉了我另外一间工厂的名字。

那间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找到的时候，厂里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厂里上班时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是刚进厂的。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在松岗。我没有说我在厂里当杂工，而是随口吹牛说在写字楼里做。保安问我能不能介绍人进厂，他说他有个堂妹刚来广东，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我们厂里加班很长。保安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生活很差，天天吃空心菜。保安说也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要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就算了。

这是一间小厂。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面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现在还是很多，当时更多。

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保安的腿得了一种怪病，突然就伸不直了。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调查职业病的情况，我想起了这个保安。我猜想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很可能就是苯中毒，因为当时保安告诉我，他之前一直在箱包厂做工。箱包厂、鞋厂、丝印厂，这些都是苯中毒的高发区。

我们又聊那道锁住的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起了多年前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几十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聊着维权，聊《劳动法》。我说，现在的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在我打工的珠江织造，对付劳动局就很有一套。厂里给每个工人都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应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三十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而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标准答案是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问加班费怎么算，标准答案是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两倍……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

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保安去帮我叫二姐。他站在工厂中央大声喊：王敏，你弟弟找你。

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又问我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厂里情况。我也问二姐的情况。

下班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保安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下班后不要在外面跑，外面不安全。二姐说，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上班铃。二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二姐松开了我的手说，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路上小心点。二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了别，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十一点。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那间厂。当我再一次去探望二姐时，二姐又离厂了。听说去了宝台厂，我找到宝台厂，厂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二姐。我和二姐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的珠三角，我无法找到她。后来我离开了南方去了武汉，一九九八年又去了佛山，直到二○○○年，我再次来到深圳宝安，在一家打工期刊当起了编辑，二姐偶然地买回了那本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她弟弟的照片和名字，于是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我再一次见到了二姐，其时，离上次见面，已过去了整整四年。

王十月，1972年生于湖北，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万字，作品入选《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及多种年选。另出版发表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三部。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