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前言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无意识场景”的女性书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向着客观的现实世界与历史场景转移。原来在陈染、林白们笔下的隐秘的内心经验，在经过了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化改造之后，在近年中又返回了妇女世界、特别是底层世界的生存挣扎。很显然，女性写作经历了出走———返回———再出走———再返回，以及想象———个体经验———集体或时代经验的游移与变迁。这当然是机遇、打开、胀破和无限可能性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毋庸讳言，在返回身体和现实的过程中，女性叙事或女性经验的书写也不断面临误区和困境，即不断地丧失：在强调内心化的时候会丧失现实性，在强调身体性的时候会丧失伦理性与文学性，在强调现实问题性的时候又丧失其性别特征。这个困境当然有着先天的原因，也即女性主义诞生即存在的相对性悖论的原因，也有这些书写形态本身的局限。总体上，在近年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几代女性作家们，像林白、方方、残雪、迟子建、王安忆、孙惠芬、徐小斌、盛可以、卫慧、张悦然……她们日益淡化女性经验表达的特征和迹象，这究竟是无奈的衰微，还是主动的出走和胀破？显然，这一动向映现着时代气候、批评舆论与女性写作之间潜在而隐秘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揭示，连同对转向之成败的探讨，在我们看来，也许将有助于对新世纪女性写作变动进行描述、理解和把握。

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误区

王 玉

“美女作家”的标签、“身体写作”的概念成了世纪之交文坛最热闹的风景。随着沸沸扬扬的争论，女性写作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一时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似乎成为同义词。短暂的热闹之后，“美女作家”成为昨日黄花，女性写作也陷入沉寂和困境。在这场热闹中，“女性经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其含义的歧异和暧昧，曾使女性写作的声誉蒙羞受损。反思“女性经验”不断地被误读、挪用的事实，对认识当下女性写作的困境和问题尤其必要。

“女性经验”是一个来自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概念。当代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即使像她们的前辈那样，争取到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却无法逾越男性文化和男权意识的樊篱。当女性第一次从黑暗的历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她们用以自我表达的语言、话语都打上了男权的烙印，她们所依据的依然是男权文化的原则，包括平等的标准、写作的原则、文学评价的标准，甚至道德行为的规范。因此，为了争取真正的文化、心理上的平等和解放，女性应该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法国女作家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这种写作（身体写作）首先让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的身体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史上不属于她自己，而是被剥夺了，女性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女性的身体写作———女性经验的书写，标志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唤醒和自觉，在颠覆、解构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女性自我形象、女性话语和女性文化空间的积极建构。因此，女性经验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作为女性文化的表达策略，女性经验包括两个层面：精神性的存在和物质性的存在。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构成女性经验私人性的、个人性的一面，它是丰富的、多样的，也是驳杂的；同时，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女性所拥有的精神上、心理上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女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铭刻着男权秩序和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压迫和权利的剥夺，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女性经验的私人化的书写，都是一种女性文化和历史存在的隐喻，代表着这一群体边缘性的、黑暗的、沉默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女性经验的“革命性”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当私人性的女性经验升华为颠覆男权话语和抵抗权威的话语资源，在丰富主体心灵的前提下，才获得了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的时候，却发现在市场和名利的诱惑、鼓励下，女性经验已经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物质化、私人化的价值取向正在消解和侵蚀其丰富的内涵和超越性的精神纬度，使女性写作陷入迷途。

女性经验的物质化和单一化。女性经验的界定和描述首先涉及到“女性”这一概念。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发现并激烈批判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性别压迫和性别权利剥夺的现象，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女性又是一个不具有“同一性”的范畴和社会群体，与阶级、等级、政治、国家等这些非性别的概念紧密地连在一起。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与农村妇女对于自身解放和平等的想象及诉求肯定相去甚远，当一部分女性在寻求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时，另一部分女性可能因繁重的劳动而不堪重负。因此，当我们以一部分女性的“经验”作为女性经验的全部，实际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歧视和剥夺。在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中，一种物质化的女性经验正在以相同或相似的面目在女性写作中大行其道。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蝉》中的倪可儿，棉棉的《糖》、《啦啦啦》中的“问题女孩”，尽管她们的身份、经历不同，却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经常出入各种酒吧、咖啡馆、迪厅以及各类派对，拥有固定的时装名牌，名牌化妆品成为她们的随身物品。往来于一些国际大都市之间，或者到处旅游，所到之处必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身后总是不乏男性追求者、崇拜者。她们不需要辛苦地挣钱，没有理想，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甚至《大浴女》中的尹小跳，《无字》中的吴为这样一些知识型的女性，对这些物质性的生活方式也失去抵抗力，似乎用名牌、品味、时尚、中产阶级的趣味，才能定义和说明所谓的成功、地位、身份的要义。女性体验的物质化还表现为“身体”的放大，心灵的萎缩，各种身体快感，包括幻觉、欲望的放纵，同性恋、异性恋、跨国恋，甚至吸毒、大麻、失措等状态充斥于她们生存的空间。在这里，女性经验似乎就是都市生活、时尚、流行、品牌、中产阶级趣味、消费、欲望、放纵的代名词。把一种形式单一的、物质化的女性生存状态渲染成可以人人分享的“经验”，激发或满足了普通大众对这一切的想象和好奇心。然而，那些联系着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和历史的女性生存，尤其是那些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她们的“经验”势必被排除在女性经验的视野之外。这些物质化的“女性经验”只是代表、维护少数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自由，“大多数”仍然是“沉默的”。如果指责这样的女性经验造成了新的歧视和权利剥夺，似乎有耸人听闻之嫌，但是，这样的“女性经验”导致了另一种压抑和遮蔽，远离女性写作的精义，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染、林白等人的女性经验书写，曾经让一些批评家、读者大跌眼镜，遭到他们尖锐的批评。陈染小说中的人物黛二、倪拗拗有着大致相似的特点，孤独、压抑的成长经历，自恋、孤独绝望的内心、仇父或者恋父情结、姐妹情谊、对自己身体的抚摸和迷恋等场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女性经验世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这些独特的女性经验被指责为，视野狭窄，缺少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写作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陈晓明《90年代的女性———个人化写作笔谈》，《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这样的批评对于倪可们物质化的“女性经验”同样适用。同样是“视野狭窄”，缺少“道德价值”，但是，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精神境界却有高下之分。林白、陈染笔下的女性经验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女性边缘化的存在和历史，这些独特的女性经验———自恋、姐妹情谊、欲望、压抑，却是有“远离社会大众，自我封闭”的局限，从另一角度看，它具有颠覆男权文化的意义，是对男权话语的直接抵抗和最有力的拒绝。在这个意义上，“狭窄”的女性经验被赋予精神高度。而卫慧们笔下城市丽人的物质化的生存体验和生存方式，只不过制造现代都市新的传奇。那些中产阶级女性摩登的品味和另类的“身体”，既不代表女性写作的价值维度，更谈不上对世俗、权力的抵抗。

女性经验的私人化。文学写作是个人性的，这已经成为常识。作为一种边缘化的写作，女性写作始终与男性本位的中心文化、主流话语保持一种对抗的姿态。因此，女性经验的表达必然以私人化的形式出现。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说，所谓女性经验的私人化、个人化，就是女性自传性书写，也就是女作家写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私人化的女性经验的意义在于对男权话语的颠覆，对女性形象的重写和建构。（《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但是，这一写作策略本身的局限，使之很容易被男权文化所利用。从林白、陈染、海南到卫慧、棉棉、九丹，私人化的女性经验已经成为她们主要的写作资源，这其中，身体、欲望成为女性经验的核心。陈染笔下人物黛二、倪拗拗所拥有的独特而丰富的心灵世界、高雅孤独的行为举止，总是在既有的规范、秩序中无法安顿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孤僻阴郁的性格，永远也走不出个人成长的阴影。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孤独敏感、行为出格、另类，成为公众眼里的异物或怪物。这些作品通过女性特有的感性化的叙述，摇曳多姿的诗意语言，精心营造的梦幻、孤寂、飘忽不定的氛围和情绪，更增加了女性经验的私人化、边缘化的特征。在隐秘的姐妹情谊、自慰、身体的快感，成长中的压抑、孤独、绝望等女性生存场景中，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描写，大胆而前卫。一方面，这极有可能成为男性本位的阅读心理“窥视”的对象。但是，就像西苏所说，这一次是女性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这些私人化的女性经验完全溢出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想象，构成对男权文化和权威话语的颠覆和消解。而那些极端私人化、阴暗、孤独、绝望的女性经验，或许正是女性黑暗、沉默的历史文化境遇的象征。但是，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中，女性经验的“私人性”被不断地放大、强调，而精神立场却在萎缩、消逝。卫慧、棉棉笔下的女主人公虽然也显得特立独行、卓然超群，却不再像以往的多米、倪拗拗、黛二那样，与现实秩序和世俗生活处于紧张对立的境地，与主流文化保持一种对抗的姿态。相反，她们在物质主义的大潮中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任由身体沉迷、放纵。这些身体的体验，由于缺乏内心的抵抗和精神性的维度，难免沦为身体快感和感官刺激的作秀。这些女性经验，由于丧失了对男权话语和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批判，不只是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还将女性写作带入一个误区，陷入困境。

在消费主义已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清醒的女性立场，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如何维护女性经验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以抵抗男性文化和商业主义文化的侵蚀和诱惑，正是当下女性写作面临的问题。

“剑走偏锋”至“寒光不再”：

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

周 航

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景观（小说）显得“丰富”而“芜杂”，大致有“三个支脉”：一是以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海男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作家们激进的文本试验；二是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人构成的广阔的腹地风景；三是以卫慧为代表的70后女作家。其中第一支脉是“最引人注目的前沿风光”，这类写作代表了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主导性特征。（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598-603页，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它犹如文学之剑猛刺出一道“偏锋”，其逼人寒光令文坛颤栗震惊。

陈染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最突出的代表。陈染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与林白“我的自我，我的身体”的讲述，无一不凸显女性潜意识、自闭式梦幻与个人绝对隐私。徐小斌的《羽蛇》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女性对世界的经验，她借助一些神秘的意象来讲述一个家族五代女人的“幽闭”而绝望的心灵。她在中篇小说《双鱼星座》中，讲述了女主人公卜零对男人的复仇，进一步哀叹女人的悲剧宿命。徐坤的写作带有知识分子性，她力图解构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她的反讽与调侃就像一把利剑，在自审的同时激起一片寒光，使男性话语的不同变体分崩离析。这是女性自我发现的开始，它带有身体启蒙的性质。这类写作除了对女性自身进行灵魂拷问与生命欲望的伸张外，还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男权主义进行指控与反抗。不难想象，在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中陡现极端的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包括幽闭的情绪、大胆的性爱、扭曲的迷狂、女性躯体之美，甚至是自恋、同性恋，等等，这些将对文坛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力！从陈染、林白到徐小斌、徐坤，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从自审到建构的过程。1995年恰逢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诸多外力与女性写作自身遂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以“私人写作”为主体的90年代女性写作具有空前的影响力。

然而，这类写作本身充满悖论与缺陷，它在努力建构女性自身话语的同时，又有了迎合男权文化的口实，从而会使之成为“一次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徐坤《路啊路，铺满红罂粟》，《北京文学》1995年第1期）实际上，当这类写作把自身躯体带进文本与公共的文化空间之后，其使命即宣告完成。问题是，当女作家们认识到自身写作的局限性时，蜕变的历程也将正式开始。她们在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等创作更为稳健的女作家的横向影响之下，在后来70后“美女作家”卫慧、棉棉、张悦然、盛可以等人历时传承延伸之下，在网络媒介大肆流行、人人都可一展风采，写闺房博文与上传个人写真集的大众文化语境之下，“私人写作”必然承受巨大压力，女作家们不得不对自身的写作进行自审与重构。故以躯体经验写作见长的她们，就必然经历一次收敛“剑走偏锋”招式的过程，从而，在她们以后的创作中，除葆有之前的写作优势外，将力争做到视域更开阔，笔触更“及物”。

王安忆自上世纪末以来，推出了一系列作品，如：《长恨歌》、《桃之夭夭》、《富萍》、《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等等。王安忆写作的多面性与多产，是有目共睹的。她既写旧上海的老故事，又写知青的故事，还写当下底层的女性命运，连少女心理活动与感情纠葛、少年心事、书生意气、游侠江湖等等均发诸笔端。她不仅深切关注历史与现实，还对女性灵魂做更细致入微的发掘，这种密集式立体化跨越时空的女性写作，无疑是每个女作家所仰慕的。铁凝的《笨花》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均是大书的构架，历史感厚重，颇具气魄，均直指史诗路向。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等等多部作品，也无一不追求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与有意识的“及物”。除了延续女性特有的细腻笔法外，她们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得到空前的展示，细读之下，其女性写作的特征已不明显，更多的是大作家的魄力。

从陈染、林白的“私人写作”到“美女写作”，再到盛可以以《北妹》为代表的一类小说的出世，其中确实存在传承与变异的因素。《北妹》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写作终于有能力超越一己的自我宣泄和身体想象”，（参见盛可以《北妹》一书中马策写的评论《身体批判的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它回到现实批判立场，重返时代风尚所嫌弃的“宏大叙事”。从以上的梳理大致可看出“私人写作”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不断变异与弱化的趋势。

近几年林白发表了《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等作品。她在《万》的“后记”里说：“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我从房间来到地边，跟牛和南瓜厮混在一起，肌肤相亲，……《万物花开》，到底是转型了还是没有转，我不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不长出一双翅膀呢？人活在大地上……”很显然，林白走出了“躯体”之恋，回到了“大地”。她用自己的文字构筑了一个叫“王榨”的地方，但是她仍念念不忘那熟悉的“飞翔”的翅膀，只是现在沉重多了。在《致一九七五》中，转型的写作姿态更加明显并又有新的变化。“看上去，这部‘小说似乎更像一部长篇叙事兼抒情的散文。”（参见拙作《评林白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文学教育》2008年7月上）在这部书的封面与封底上赫然写着：“往昔生活的追忆与重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日常生活与“内心狂想”成为这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解读的关键词，从而，林白借助往日刀笔的“偏锋”欲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构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

陈染在《私人生活》后并没有间断写小说，但她的变化一直存在着。她在《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里表达出在浮躁的人世间向人的内心眺望的一种诉求，似乎从另一层意义上在向她的“私人生活”做出妥协。日记体《声声断断》把平淡安然的日常生活融入充满诗性、哲思与感悟的陈述之中；谈话录《不可言说》既有深刻诚挚的内心独白，又有与国内外友人充满智性的交流。陈染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善写“私人生活”的女作家了。徐坤在新世纪后也是作品频出，然而她却更为主动地贴近宏大的生活主潮，她的《八月狂想曲》最具代表性。而徐小斌的《敦煌遗梦》则向她惯有的“神秘”更迈进了一步，她原有的女性主义影子却少见了。其他有代表性女作家的创作也莫不如此，可以说是群体性的转向。原来她们“剑走偏锋”的女性写作姿态已成过眼云烟，其逼人心灵的“寒光”已化作分散的缕缕霞光，照彻她们的创作之路。

“强度”浮出与历史淡定：

女性书写新走向

刘江凯

“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是需要区分的两个概念，后者因为集中和张扬的女性意识而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文学“潮流”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女性主义文学”这股“浮出历史地表”的洪流似乎自行得到了疏导和隐退，渐渐失去了其女性主义立场的锋芒，开始转向一种更为朴实开阔、多元平和的创作局面。最典型的代表如林白《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卫慧《狗爸爸》，两人近几年的创作都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转向。当年急于宣示女性隐私的另类女孩好像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成长为稳重的少妇了。其实，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潮流性文学运动，和所有热闹的“运动”一样，也遇到了“革命后第二天”怎么办的问题。

研究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一直都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女作家喜欢极力彰显女性主义立场，如林白、陈染等；另一些女作家则不愿或不能简单归为女性文学，如王安忆、铁凝等。人们对“女性文学”达成较多共识的是：女作家在写作女性题材的前提下，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的探索，以及语言和叙述风格上，表现了某种独立的女性“文体意识”。（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2007，第304-307页）这个描述除了性别外，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弹性很大的“强度”空间，在我看来，正是女性意识“强度”的不同把林白和王安忆们区别了开来。刚出道的林白、陈染及卫慧等是以一种“主动”、“张扬”、“高强度”的女性写作方式来标志自己的，像一把把尖锐却有点单薄的钢刀，武艺奇绝华丽而缺少后劲；而更早成名的王安忆、铁凝却显得“自然”、“朴实”、富有“韧性”，她们的创作如浑厚的铉铁大棍，是一种更加稳健和内力深厚的武艺。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强度“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写作，那么后者大概可以称为“历史淡定”的女性写作了。我们不能用优劣的方式对之做出评价，不同的女性写作其实都是同源的河流，分别以不同方式展示着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动向。

虽然女性意识的“强度”是一种模糊的说法，仍不失为区别不同女性文学相对合适的方法。如果我们把极端的女性主义立场作为标准强度，那么，其他女性写作的强度则依次应该减弱。依照这种原则，我们会发现女性文学其实一直就是多声部的共鸣曲。既有像林白等人早期群体性的“高强度”演奏，也有王安忆等人富有特色的个人独奏。并且，这种“强度”不同的女性声音将穿越漫长的中国文学史，回荡在每个文学时代的上空。

对于林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及其创作转变，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文章，本文的兴趣在于：王安忆式的女性写作对于女性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发展有何意义？以其新作《启蒙时代》为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家创作历程中的一次轮回和总结。从小说的时间背景和对象来看，又回到了王安忆初涉文坛时的“文革”与“中学生”；小说的空间背景是作家最为熟悉的上海；小说的女性人物形象中可以找到当年的“雯雯”或者王琦瑶；小说情节的设置，思想主旨的追求以及语言情调的把握，都有着王安忆一直以来的风格和气质。但王安忆的确又“炒”出了一盘“新菜”，使得这部小说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着过去同时正在新生的气味。这种感觉就仿佛是用鼻子来感受一盘佳肴，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但却可以分辨出来。

比起《雨，沙沙沙》、《六九届初中生》等早期作品，王安忆这次更加成熟地审视了那段历史和那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尤其是思想成长。小说的叙述格调非常平缓，也许慢读正好适应了它的节奏。我总觉得一本优秀的小说，作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创造了最佳的阅读方式。读者只有在合适的阅读节奏和方式中，才能比较充分地感受到小说的生命和血脉。王安忆的一些作品如《长恨歌》包括《启蒙时代》，在骨子里是一种“慢”文学，即作品中有份闲散的心情，有点末世贵族的气息，有丰富的细节捕捉，有铺张弥漫的意蕴，还有深广丰厚的内涵。总之，优秀的文学往往是一种从容的表达，理当表现出一种“慢”的特性。“快”的文学不是失之于浅薄就是流之于试验，其文学性的意义很难被固定下来。这也许正是王安忆对于女性主义写作潮流的一个反拨性的贡献。

尽管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努力追求一种“思想之重”，然而读者却并没有感觉背着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阅读。这是因为王安忆的情节设置、叙述方式和笔调情致都极大程度地平衡、稀释、冲淡了这种可能。作家使用了“陈卓然”、“南昌”这样一些“中学生”作为思考的主体，而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时代环境都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更像是一次严肃的闹剧。靠着青年人一知半解的热情，断章取义地引经据典，然后大言不惭地进行关于革命、民族、国家的思考和宣讲，并敢于实践自己的思考结论。这样的人物情节设置首先让读者很难产生对他们思考的认同，当然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他们思考所带来的分量。我相信那个年代的确有这样真诚而狂热的青春启蒙，只是当这种启蒙并没有更多指向自己，而是指向了他们无法把握的民族国家时，它的虚妄性便显露了出来。王安忆用《长恨歌》式的笔调和心情书写“文革”年代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对“文革”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革命青年和青春骚动统一在一个混乱而富有激情的年代，却被王安忆叙述得有条不紊，这得益于王安忆特有的女性情致。她压制了时代的骚乱，给小说注入了一股清凉的镇静剂，把这种青春的骚动圈了起来，让我们能看到尘土飞扬，却又不至于热血沸腾。“革命”、“小市民”、“青春”、“启蒙”，这几个词可以说是王安忆这部小说里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如果简单地归纳，王安忆在小说中是用一种“小市民”的情调注目和观察青春革命的启蒙，同时也在用一种启蒙革命的青春眼光观察和审视着小市民。这就使小说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分裂或者说张力，从而使小说的思想探索得以泄露。和王安忆一些女性色彩浓烈的作品不同，《启蒙时代》中的女性视角写得十分隐蔽，悄悄地隐藏在作品的“小市民”意识里。更有趣的是，作家以一种男性的启蒙立场来反观女性的小市民意识。如南昌对珠珠的批评等，诚如张志忠先生所论（张志忠《误读的快乐与改写的遮蔽———论〈启蒙时代〉》，《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王安忆的创作在误读和遮蔽中依然体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这不光是对女性文学的贡献，也是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如何理解小说中的“启蒙”？小说其实有两套“启蒙”话语———社会启蒙和自我启蒙。小说表面上似乎要彰显社会启蒙，但人物情节的设置却又提醒我们作家对自我启蒙的思考。这是一种悖论或者分裂式的双向启蒙，一方面社会启蒙是放在自我的启蒙的历程中进行的；另一方面，自我启蒙并没有从个体生命的周围开始，而是一开始就指向了宏大的社会革命，最终架空了启蒙的本义。陈思和先生对南昌的启蒙历程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南昌父亲在他启蒙过程中的缺席是令人遗憾的（陈思和《读〈启蒙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这种感受我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过。小说末尾似乎停留于一般性的父子冲突，父亲的思想表达暧昧，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启蒙从何而起？从“五四”鲁迅那一代人甚至更早起，我们的个体“启蒙”就往往被国家“救亡”中断，社会革命启蒙究竟能否引领我们进行自觉的个体生命启蒙？缺少了个体生命的启蒙又能否真正推动民族国家的社会启蒙？王安忆以自己的创作和思考，给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厚度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真实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