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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的重读

2009-04-09李建军

长城 2009年2期
关键词:加林调动

李建军

从1978年到2008年,行行重行行,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个春秋的风雨路,虽然也有波折,有坎坷,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却不曾偏移,故能外与世界修睦以求和平,内与人民休息以求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亦近乎古人所讲的“丰亨豫大”,所以,各类纪念活动,便浩大而热烈,而文学界的纪念,也是风从响应,盛况空前。

躬逢其盛,情不自禁,我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将三十年前感动过我而又不大被人们记得的作品,找几篇出来,重读一遍,以表达自己对“八十年代”的追怀之情,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之意。

一 《调动》:不自由的境遇与被伤害的人格

对今天的读者来讲,徐明旭或许并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然而,三十年前,他却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调动》{1}一经发表,就成了阅读的热点和谈论的焦点。

小说的情节,并不十分复杂。一个叫李乔林的上海青年,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良,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师。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美梦”,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贵州高原西北隅的远西县。在那里,他受到了县委政法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办公室主任牛朝杰的疯狂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调离这个对他来讲无异于“孤岛”和“牢狱”的地方,他低三下四地请客送礼;很痛苦地与女友韩小雯分手,转而与苏南县的患有癫痫的丽燕建立了恋爱关系;甚至,接受了人事局局长谢礼民及其妻子的人格羞辱和情感掠夺。最后,他终于借助当时的渐趋正常的政治情势和舆论力量,通过“狐假虎威”的方式,从心理上打败了牛朝杰,调离了远西县。但是,对于未来的生活,“他只觉得一片迷茫”。

李乔林其实是一个品质并不坏的年轻人。他有理想,爱读书,渴望过一种高尚的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在“极左”政治造成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却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此,所有的同乡、同学们,都像回避麻风病人一样回避他。李乔林把自己称作为‘人海中的鲁宾逊,几乎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白天,他独自在煤场上苦苦地和煤块、煤屑、烈日、雨雪搏斗;晚上,他就钻进阴暗、潮湿和低矮的洞穴里,独自咀嚼着长夜里的痛苦和凄凉。”一个涉世未深的无辜青年,就这样成了无罪的罪人,被抛入了黑暗的深渊,经常地被侮辱,屡屡地受伤害。

徐明旭对自己笔下的这个失去自由感和安全感的青年,无疑是深深地同情的,这一点,从下面这段细致的肖像描写里,就可以看出来:

他有一张白皙的脸,五官端正、清秀,头发又黑又软,细长的眼睛常带着沉思和倦怠,这种神情又不时被机智和嘲弄的神情所替代。薄而红的嘴唇、白而齐的牙齿、微翘的鼻子,尤其是当他微笑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显得格外柔和。

要不是他眼梢的那两丛密如叶脉、深如木雕的鱼尾纹,和嘴角的那两条时隐时现的皱纹,谁都会以为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的文弱书生,从未经风历雨,可他那枯瘦的身体却告诉人们,事实远非如此。

不仅如此,作者还真实地描写了李乔林面对生活的无奈、恐惧、绝望的复杂感受,描写了他的不安、自责、懊悔的沉重心情。例如,当他提出与韩小雯断绝关系的时候,韩小雯却“不哭不闹就放了他”,这时,作者这样描写李乔林的同情、自责的心理活动:

他真诚地同情、怜悯起她来,竭力从她的角度来看待这桩事情,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于是他的眼睛湿润了。他仿佛看到她已经发生了不幸:生病吐血,在寂寞中长逝,或者悬梁、投水、服毒、跳楼。虽然理智悄悄地提醒他,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但他总摆不脱这样的想象。不过,这些想象越可怕、越悲惨、越离奇,就使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模糊、越遥远、越虚幻,仿佛她已不再是一个他昨天还见过的活人,而是小说、诗歌、传奇、神话里的某一个悲剧主角,虽动人,却飘渺。

为了更好地描写李乔林紧张、激烈的内心矛盾,作者甚至创造性地引入了“年轻的声音”和“苍老的声音”相互进行“对话”和辩论,从而生动而真实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其实,这篇小说的叙事内容绝不止于一个单纯的“调动”事象。在“调动”的背后,隐含着作者深刻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叙事自觉,换句话说,他真实地揭示了“一切都被搞乱了”以后的悲惨状况:

仇恨在他的胸中沸腾,他的心被炙得发烫。他多么渴望手里有一颗真正的手榴弹,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和牛朝杰同归于尽。他知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远西老百姓必将把他尊为烈士。因为牛朝杰不仅是他的私仇,也是远西人民的公敌。自从一九六九年牛朝杰因一纸“讲用报告”,在林彪党徒的卵翼下上台以来,一手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整了多少人!光是他亲自抓的所谓“红旗党”集团案中就株连了几千名贫下中农、社队干部,还有本县出去的工人、军人。在他的指使、怂恿下,数百人被打成重伤,数十人被打成残废,十余人被活活打死,近百人被逼自杀。不仅如此,他还企图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他的哲学向来是:不整人则已,要整就整到底,免得那些人从地下爬起来乱说乱动,戳穿他“一贯正确”的神话。一切的一切,远西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奈天高皇帝远,敢怒而不敢言。

这样的叙述,应和着八十年代正视历史、反思“浩劫”的时代精神,显示出一种勇敢而正直的写作姿态。即使现在看来,作者所表现出的批判激情,既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今天重读这样的作品,有一种惘惘然的隔世之感。

徐明旭对李乔林和牛朝杰最后那场较量的描写,充满令人窒息的冲突性和紧张感,虽然有人可能会怀疑其真实性,或者因为李乔林的“狐假虎威”而从道德方面否定他,但是,在我看来,它却包含着令人心碎的真实性和悲剧性,是八十年代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情节和经典性的冲突场景之一。“不为困穷宁有此”,它是李乔林身陷绝境之时孤注一掷的冒险,是无可奈何之际不甘屈服的挣扎。

为什么说李乔林和牛朝杰最后的那场较量,包含着令人心碎的真实性和悲剧性呢?因为,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过于僵硬的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严重地限制着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和自由迁徙,给无数的普通公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为了调动工作,许多无助的普通百姓所付出的代价,所忍受的煎熬,今天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

如果说,在路遥的《人生》里,因为失去迁徙权和就业权,农村青年高加林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么,在徐明旭的《调动》里,因为“调动”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城市青年李乔林的人格则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从性格上看,高加林与李乔林也有很多相似性:他们都很有才华,都属于敢作敢为的“外向型”性格,都对改变生活现状充满激情,但是,比较起来,高加林的处境固然很不幸,但李乔林的境遇似乎更悲惨,遭受的精神痛苦,似乎也更严重。如果说,高加林所面对的,仅仅是如何接受失去爱情的痛苦和一辈子做农民的现实,那么,李乔林则不仅得咀嚼背井离乡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而且还必须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政治迫害。高加林的背后就是家,就是他所熟悉的人们,其中有菩萨一样善良的德顺爷爷,有永远只懂得爱而不知道恨的巧珍,但是,李乔林则是一个充满乡愁的“异乡人”,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环境中,他很难得到心灵所需要的慰藉和温暖。

虽然表现的是相近的主题,但这两部小说面世以后的遭遇,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路遥的作品很幸运,不仅获得了读者的普遍好评,而且获得了来自体制的奖励,而徐明旭的小说则遭遇了严重的误读,甚至长期被打入另册,无人问津,个中因由,实在是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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