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田

时间：2008年12月22日 地点：北京文采阁

与会者（排名不分先后）：吴正、时均建、贺捷生、梁鸿鹰、贺绍俊、杨匡满、胡殷红、何孔周、叶梅、李建军、蒋元明、施战军、夏烈、马兵、石一宁、张瑞田、任芙康等。

时均建（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今天新老朋友相聚，共同研究探讨吴正先生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首先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对莅临会议的各位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这次会议得到了文学创作研究界的积极响应，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各位名流才俊。下面就请各位畅所欲言，对《后窗》一书发表高见。

梁鸿鹰（评论家）：我觉得吴正先生，在当代文学当中，确实个性很强。不像我看好多的小说，这个跟那个差不多，他不同，他有个性。他的不同的个性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一个是与他的阅历有关，他对社会变迁很了解。另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双城记，历史和现实都表现得比较好。所以，他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性扭曲。第三点，吴正小说对中国文化的感悟当中，对历史的认识当中，整个看下来你觉得那是很纯的东西，是很给人启示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往往很多小说把握不住这一点，情节可能非常好，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非常激烈，但是写着写着就往下走了，这样有点没有格调。但是吴正在这方面把握比较好，这个跟他的修养有关，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家庭，他的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积累，这个是自然天成的东西。

另外，他在语言上的讲究也相当突出，现在的作家中是比较少的。

说点题外话，我觉得山东文艺出版社这两年出了不少比较好的作品，对批评家的著作，另外对一些史料的整理，对重点作品的关注，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贺绍俊（评论家）：十多年前我就读吴先生的书，但一直没见过面，一次作家协会的团拜会上，在北京饭店，我突然看见了一个很面熟的人，因为我看过他的照片，我就贸然上去问您是吴正先生吗？他说是。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后窗》这个小说集是很典型地体现了吴正先生的创作个性的一本书，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作家。50、4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方面有他的突破，但是也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缺憾，就是经历了“文革”大的动乱，把过去的文化割断了，有一种断裂。但是我发现吴正先生因为他的经历比较特别，他比较早地从上海移民到香港，他实际上就好像把一些过去的文化记忆打了一个包裹带到了香港，完整地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很好的文化记忆。然后他再把它拿出来，就好像拿出文物轻轻地擦拭，擦得很光亮。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活化石，把一些过去的珍贵的文化的东西保留下来了。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吴正先生的东西很值得我们研究，所以后来他的很多作品我都一直关注着看，他保留了过去一种文化记忆的独特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我把它归纳为一种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当代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应该说是很欠缺的。他的这种精英意识，我概括为他的小说始终流露出一种对贵族精神和贵族气质的缅怀这样一种情绪。他的作品你可以感觉到，都是带有一种怀旧的情绪，这种怀旧情绪的基调就是这种对贵族精神的缅怀，我很看重他这一点精神价值。

因为从新文学诞生起，其实就埋下了一个否定和贬低精英文化的这样一个种子，这个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因为在这或许是一种革命的策略，处于这样一个大革命的时期，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牺牲精英文化，这个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进行反思的话，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精英文化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性的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文明的积累在阶级社会可能是由贵族为主在积累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属于贵族这个阶层的，而变成一个共有的人类文明的精华了。这种精华应该延续下来，实际上在吴正的作品中，这个东西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你看他的主人公在“文革”中间去追求音乐，追求那样一种精神的生活，他这种怀旧的小说实际上体现了他的精神实质，就是对这种精英文化的这样一种缅怀。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间，随着这个文学的越来越世俗化，这种建设就被忽略了，这种精神文明的建设被忽略了。他也给我们的小说写作带来影响，可能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但越来越形而下，很难让我们通过这种小说所营造的意境去向往更高的精神境界的东西。

阅读中我感觉他一方面张扬这种贵族精神，张扬这种精神文化的东西，但是他骨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贵族的优越感。贵族的优越感，和贵族精神还是两码事，那么我觉得这种贵族优越感阻碍了他的境界的超越。

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贵族精神，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要把贵族精神放在一个现代意识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加以发展，而不是站在过去的古典的背景下，困守于古典时期的贵族精神。在现代意识下肯定是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越来越融合到一起，那样一种现代精神的改造使他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所以说全球化的视野下现代汉语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对真正发展我们当代文学非常有利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吴正的小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可能我们还是低估了吴正的小说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仅仅好像把他的小说看成一个香港的一个作家写的东西，我们往往容易放在港澳台这样一个格局中间，好像这个东西是一个副产品，只有内地的文学作品才是主潮，这种思路应该改变。

何孔周（评论家）：我非常赞成把吴正的文学创作放在华文文学的一个大格局里面，放在东西文化相撞击的一个背景下加以研究和考察。这样，我们就会对他的作品得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觉得当代文学有几点缺失，原创力、思想力、想象力的缺失。但是我拿到了《后窗》一看，就觉得一定要把他放在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格局里，东西文化互相撞击的大背景下研究。他的作品就是上海的小洋楼里和弄堂里的人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上海的世界。这两个层面的人，就是一个上海的小世界。

叶梅（《民族文学》主编）：吴正先生的作品不长，读了之后觉得很吃惊。我觉得他的作品和创作理念是我们当下中国文学多元化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是非常重要的实证。他的作品我个人感觉有这么几点，至少是我们当下中国文学可以说比较稀缺，应该更进一步注意的。

第一，他的小说更重视现代小说的这样一种写法。吴正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了他的独特创作的追求，所以他的小说有很多是西方文学或者说当下世界文学里面一些很先进的，而且准确的表述，这是我们目前中国文学还不太在意，但实际上在世界文学里面已经很重要的一些风格、流派，一些存在的方式。

第二，他的小说更重视或者说更特别的在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他的小说不是从故事层面发展的，你读他的小说不是读故事、传奇，不是这样的，他大量的是人物心理的刻画和人性深处的挖掘，这个挖掘我觉得也是吴正独特的贡献。

第三，他在文本上非常讲究。当下中国文学对此做得很不够，脱离了文学本身的一些东西，写小说很多是功利的，由很多实际考虑的目的所驱动。而吴正先生的创作，没有考虑这些东西，所以他比较沉得住气地在进行创作。他不在体制内，不需靠评奖获得职称，这一切都不存在，他没有这个考虑。他就是在经营文学本身的创作，他就非常沉得住气。这样的话，使他的语言变得非常精致，非常优美，也非常书面化。

谈到对吴正先生今后创作的期待，我觉得一个在语言，我刚才说了书面化的语言，可能跟吴正先生这种性格也有关，包括因为他是在一个洋楼里头，那种语言、讲究、细致，而鲜活的灵动的气息，感觉不够，或者说那种充满了浓郁的特别强烈的原生态的那种生活气息的东西，我觉得还差一点。

李建军（评论家）：我们现在整个当代文学创作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没有疼痛感，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没有血性，没有疼痛感。还有一个反讽性，都是不温不火的，要死不活的。他的小说往往写的就是一种情绪，包含着作者自己从漫长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忧郁、孤独。这个情绪跟我们当下的写作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精神体系的。

我经常讲谁记住过去，谁比较沉痛。只有记住过去才能有未来。这个小说是有记忆的小说，它的记忆着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他写人类心灵留下的巨大裂痕，这个裂痕如何弥合。这种心灵的痛苦其实在80年代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但是80年代的叙述是不彻底的，很多的反思，很多像内心深处的探索很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突发的变故或者一些因素阻隔下来。

我觉得这样一个，对我们有近几十年的充满了巨大的撕裂、压抑、扭曲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民族来看，我们是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些苦难，这样一些记忆。从这点来讲，基本的情绪和这个小说的基本指向，是应该引起我们对照的，我们当下的大量的写作，真是应该汗颜的。今天有个香港回来的老师，我也不认识他，他就问别的朋友，一定要跟我见面。他问为什么现代的创作读来都是那么没趣，而且不能打动你。因为每个人都是写这种，很安全地在写作，写作其实就是一个冒犯，我一直讲批评就是冒犯，如果谁搞批评，没有冒犯过一个作家，他的批评可能是伪批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冒犯，这种冒犯体现在反讽性，吴正小说里面处处充满了反讽性，反对生活中不合理的，丑恶的，剥夺人尊严的力量，习惯或者一种文化规约的挑战。

蒋元明（杂文家）：我从小的角度谈点个人的感受。我的题目叫做“关注特殊年代，特殊人群命运的海派”，《后窗》初步可以认定的是作者和作品均属于海派，有极其明显的特征。

一，主要的故事和人物都离不开黄浦江、弄堂、阁楼，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不夜城，留学留洋，中西结合，引领时尚。而皇城根下胡同串子、四合院的京味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对上海理论的专注，对“阿拉”的举手投足均很熟悉，所以对人物的刻画、描写驾轻就熟，不仅十分到位，还点睛传神。

二，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另类，也就是说具有海外背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他们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他们被边缘化，是特殊的群落。作者力求真实，但字里行间还是充满了同情，写这样的人群分寸把握很重要，过一点就容易变形，这对作家的生活底蕴和文学功底都是一个挑战。

三，《后窗》的五个中篇主要的故事情节均以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真是五光十色。当然，这些男女故事又有别于爱情是永恒主题的老套路，小说中的男女之间真正属于忠贞不渝的爱情不多，多属过路夫妻之间的性爱组合，这大概与主人公多受西方影响之故。中国的女性大部分几乎属于未开垦的处女地。另外一个特点，即大部分主角都有音乐细胞，有艺术天分，都会演奏，都懂肖邦等外国名家的作品，这些主角既是情种，又是琴种的结合体。这比我们通常见到的男欢女爱独特得多，这样的情爱线索的发展有的是一根线串到底，有的时隐时现。

四，前四部中间均以第一人称写的，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讲述。作品的发展都是从我的视角讲述的，如同亲身经历，特别是风化案，从头到尾都是我和主人公梁小海在香港的咖啡厅、酒吧里聊出来的，作者把一个一个故事，一个一个场景，一个一个人物叙述得如身临其境，栩栩如生，那需要功力，需要语言的丰富和灵巧的发挥。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受外国文学影响比较大，语调平和，如同太极功夫。比如像写林彪爆炸这样的轰动大事件，笔墨淡少，却意味深长。小说的背景如同话剧舞台的背景，通过人物的命运，给人去注视。作家的目的达到了。

施战军（评论家）：刚才很多老师都说到吴正的特别之处，而且把他放在很大的，放在整个汉语文学的背景下，这个放法非常对。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再增加一个视角，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发现在内地生活的作家，他在写过去的生活，尤其写“文革”生活的时候，我们作品的文学水平低到让你难以置信的程度。一个是他不敢面对那个现实，另外他的阐述，那种闪烁其辞的难受，读起来感觉跟他一起难堪。相反我们发现，对那一段历史的文学性的表达，最高水平恰恰是在我们所说的海外。吴正先生这个书里面大部分所写的所谓的过去、回忆、历史都和“文革”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作家，现在海外非常走红的，在我们汉语文学里面比较走红的，比如王瑞芸，在美国的，原来艺术研究院的。她笔下的姑夫、姨，这些形象都和“文革”有关。另外加拿大的张翎，她写的也是与“文革”相关的。再就是美国现在有一个女士叫陈倩，她今年发表一个小说，应该是代表了对于“文革”的那段生活的，文学性表达的最高水平。这批人，包括吴正先生在内，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而且也是在我们这儿出版的，也没有多少障碍。我们有时候会想象出一种障碍，带着障碍写作，反而使得我们的艺术表达变得非常萎缩。他们写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也没有多少犯忌的成分，为什么他们会把那段历史表达得那么有深度，那样鲜活呢？

主要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作家的境界的问题。我们看到，无论是吴正先生还是刚才说到的那些作家，他们在写法上并没有多少太多的新意，我们看到是不是从海外来就一定是什么现代派，跟西方的一样？我们现在也可以同步读一读现在西方的东西。西方现在那些所谓的重要的大师，恰恰是非常写实的，非常朴实地来写这些东西。他们的标杆就是建军说的俄罗斯文学，恰恰回到经典学的文学叙述里，以诚恳的态度面临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文学的那种表达的水平，那种比较高的水平也自然呈现出来。我们恰恰应该把本来可以诚恳表达出来的东西要变得不诚恳，而要表现出一种聪明，一种好像是他很会调整，很有表达的这种本领一样。恰恰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水平恰恰达不到。

夏烈（评论家）：我接着讲几句，这次专程从杭州赶过来，其实我跟吴老师也讲，咱们放在北京开有一个地缘上的便利，但同时吴老师的文化基因毕竟是在上海，希望我代表杭州或者说上海，这样一个地缘的青年评论者谈谈我的想法。在北京这么一个场合，我想说说我的一些感想。

我与吴正老师在三年前就有了交往，他的小说对我在阅读上是一个震动，也是一个挑战。太熟悉当代小说的格局，突然面对这样的文本，有时候感到一种差异性。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一直在看吴正的著作，包括跟他的接触，我觉得大家都聊得非常好，涉及到了很多东西，十分感动。其实我是为吴老师你这么一个文学存在感动，我突然意识到可以说这是一个沉着的，一个有功力的写法，此前我看了说好，但是这次重读，再次地感动。其实让我感动的是像你这样一个作家，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看法，可以很牛了，我明白咱们圈内的一个写作状态。大多数人他写到这个份上，我们认为可以很牛了，但是你，这样一个低调的一个写作，然后是一个默默的写作，一个诚恳的写作，这样一种写作，我整个感觉你就是一个厚道的人。因为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感动。你居然在咱们通常的圈外，这样一个个体，默默无闻地独自往下走，坚持到今天，这样一种无功利的写作方式，让我感动。当时我觉得心里，真的有点难受。

马兵（评论家）：我有两点最深的感触，一个是关于吴正小说的叙述文体，还有刚才很多专家提到的海派传承问题。我们评价一部小说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往往从一个角度，这个作家能否提供一个非常别致的文体。

我读吴正先生的小说也感觉他的文体非常独特，他的意识流和普通现代文学立意上不太一样，他的意识不是杂乱的，从沪到港，从港到沪。读他的小说老让我想起，现在的时间既包括未来的时间，也包括现在的时间。这种意识流动不是一个特别难懂的意识流，而是非常清晰的意识流。他往往借助一个词汇把时空不断拉回，这属于他自己的文体方面的追求。

刚才说海派文学的传承，有很多人谈到吴正先生是不是接受了哪些作家的影响。我感觉他的有些处理和徐 有些相像。在徐 的很多小说里，过去未来和梦境之间也是自由出入。读吴正先生的小说也有这种感觉，我的想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这两侧自由跃动。这种方式就和时空意识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另外海派文学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海派他们处理相同的文学体裁的时候总是有很别致的艺术呈现。海派小说呈现的苦难和一般作家写得不一样，更多的是写人如何在苦难中从容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派气质。许多海派文学往往缺乏质感，但是吴正先生真的是带有这种质感的。

石一宁（《评论家》）：90年代我们曾经主持过吴正先生的散文评论，我是这个文章的作者之一，但是我认识吴正先生也是几个月之前。所以原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以为吴正先生就是一位散文作家，但是读到他的小说之后，我感到非常惊奇。因为没想到他的小说写得这么好。

我觉得他的小说集《后窗》里的这些小说也正像一扇比较独特的窗口，吴正先生通过这一扇窗口取得一种独特的视角，他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来透视人性。读者也通过这么一扇窗口，看到了一种别样的风景，也见识了一种跌宕诡谲的历史和人的命运。

从他的这些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吴正先生不是一个满足于那种表层的肤浅的叙事游戏的作家，他是一个对研究人、解剖人、洞察人的精神的幽暗层面有着盎然兴趣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他是怀着这样元素的态度创作的，所以他才能够雕出一个个立体的、多面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贺捷生（作家）：首先祝贺我的老朋友吴正先生。

吴正是知名的，多产的，也是非常强悍的海外的作家、诗人。我很爱读他的书，我觉得他真正称得上一个很别致的，文艺界的一朵花，他的长、中、短篇小说，还有诗集、散文、随笔，作品有400多万字，历年来获得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外的各种奖项20余种，是个实力派的作家。

刚刚好多同志都说，他并不需要这个，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爱钱，他爱写作，这样把他的太太都得罪了。因为我跟吴正比较熟，我们认识快30年了。但是认识这么长时间，接触并不太多，虽然香港是属于我们祖国的一片土地，可很少能过去，他要不来找我，我见不着他，没有朋友通知我，也见不着他。

我是大姐姐了，在大家这个范围里面，我已经是74岁了，所以出行都很不方便，看东西眼睛也特别难受。因为我做的工作就是编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所以天天用眼睛，可以说看小说是我的最爱。我是50年代的大学生，北大历史系，我又不太喜欢历史，但是历史和文学是有联系的，所以我勉强读了。因为家里都是军人，所以最后我就做了一个既不像兵的，又不像文化人的这样一个“四不像”的人。文艺界一大帮朋友，军队也一大帮朋友，这应该说我的朋友非常多，但见面很少，比如绍俊，他跟我是老乡。

吴正是书香门第出身，他的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大学的教授，上个世纪60年代就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吴正聪明过人，自小受家庭的熏陶，小的时候学了音乐，看了西方小说，我很羡慕，我小的时候炮火连天，没有音乐细胞，更不要说看西方的小说，顶多能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当过知青，他可以再教育，我不可以再教育，我是土匪的女儿，还是反革命的女儿，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红彤彤的气氛之中度过，我觉得我虽然比他大几岁，有相似的，也有不相似的经历。

1978年，吴正要去香港，结果他被排在3100多号的末尾，无论如何也跨不过边界线，并被警察视为形迹可疑，我觉得这好像跟我也有点相似。因为当时说我父亲逃往苏联，还有照片。我的名字就可以说明我父亲是自己成才的军事家，因为他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当然现在就是很有名的了，张家界，张家界有三个县，他是其中山顶上最偏僻的县，他的故乡很穷困。很穷困，跟吴正就不太一样，吴正住在小洋楼，是大少爷。

因为后来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也不太安分，如果说要显示出我自己的爱国精神，就是忧国忧民，那个时候冒着杀头危险都要去抗一抗“四人帮”。所以跟他一样，形迹可疑，背后老是有警察，回家都有人看着。开始的时候就是住牛棚。吴正后来终于和他的父母团聚了，比我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家败人亡，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中仅我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的就死了三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丈夫，还有一个我女儿。所以应该说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这个跟吴先生也有类似之处，他从上海到香港也非常艰苦，非常困难。

他是1948年出生的，我是1935年出生的，他生在上海大都市里面，我生在山沟里面，生在炮火连天的时代，我的名字就是因为取得胜利，所以捷报频传，是打了胜仗的时候生的。

我们俩人的童年，青少年都不太一样，但是见诸于文字的是他不是我，所以我应该向他学习。

我看他的东西是在学习，在反省自己。就正如吴老弟所说的，上海是扯不断的筋，太复杂了，我觉得他这个话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说他在上海的生活是他创作的重要资源，甚至可以说他基本是依赖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来写作的。他移居香港也不是简单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居，而应该说是一次文化心理的搬迁。这种搬迁是基于他对过去的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

吴正的自传体小说，还改成了电视连续剧，按他的话说，这个作品是完全的现实主义。他说他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说他从1969年就开始写诗，他就把心中想说的话写在小纸片上，他说这些话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后来写多了，就把这些纸片藏在一个唱机的盒里，埋在了门口。他到香港后，这些诗陆续见了天日。少年是诗，中年是小说，再就是散文。他的创作道路是先写诗，再写小说，有人说吴正的小说有意识流的色彩。吴正说他的小说是速写，加素描、油画，等于印象派的油画作品。我觉得他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他正是用这种写作的手法，表达了他描写人物的复杂的感情和复杂的背景。

吴正的作品既坚持高尚的精神，又能表现出相当的艺术功力，使作品内涵达到高品位的境界。评论界说他是海派文学的新地标，祝愿这座新地标更加闪耀光芒。

任芙康（《文学自由谈》主编）：在印象里，到北京开文学研讨会一般都是在中国作协的大楼里头。那里给人的感觉非常学术，甚至庄严，同时也可以打马虎眼——我这个作品是在中国作协大楼里研讨的，可以巧妙地让人置换为中国作协为我开的。今天这个研讨会选择文采阁，非常好，尤其身后一排陈列美酒的柜子，增添了研讨会的人间烟火气。

通常，在北京开会，一般都是长篇小说，甚至是长篇多卷本或者大的文学事件、文学现象的研讨。总之是很大开本很厚页码的东西才开会。吴先生中篇集开研讨会，我猜他真正的意思是借研讨会这个题目找一些朋友来喝喝茶，说说话，吃吃饭。我就特地从天津踏雪而来。天津昨天下了最近十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而仅隔二百华里，北京未见一片雪花。

听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我先前的想法不对，这个研讨会绝不是虚应故事，而是非常正规，非常认真，也非常严肃的。我个人一直特别喜欢吴先生的作品，是因为他写上海，写香港，写过去，写今天，写一个个人，写一组组故事，写出了这些人这些故事背后的事理，背后的意义，背后的精神区别，背后的文化差异。他不管长篇、中篇、短篇，区别于很多作家的写作状态，他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基调，凸现出他平实的写作风格。不动声色才会从容构思，徐徐写来，才会从根本上远离先声夺人，拒绝虚张声势。

刚才发言非常热烈，这种热烈的研讨，与吴先生的创作状态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我所在的刊物愿意对不动声色的创作提供更多研讨的版面，尤其欢迎有锋芒的批评家，来评点吴先生的《后窗》。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视野里，吴先生的小说确实是开了一扇非常别致的窗子，但是开的方位对不对，尺寸合不合适，我觉得还有说长道短的余地。

张瑞田（作家）：我喜欢吴正的作品，为什么？首先是他写作的自由状态。李慎之说，在有价值的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价值。恰恰吴正拥有这样的价值。他不为评委写作，不为职称写作，也不为市场写作，很优雅，很散淡，一幅自得其乐的样子。然而，他却关心自己的内心和精神。他常说自己是忧郁症患者，那他患病的时候一定远离了文学，一旦回到文学的身边，阅读，或者写作，或者谈小说，都比我正常多了。

自由写作的结果就是这本《后窗》。很好看。其中的《后窗》和《姐妹》人物关系复杂，故事也曲折，有影视改编的巨大可能，据我所知，还有几家某影视制作机构推荐了，反响也不错。

自由意味着多元化的选择，吴正的自由写作的确写出了好作品。我看，他坚持这种状态写作，前景一定是乐观的。

吴正（作家）：谢谢大家，要衷心感谢各位在座的学者、专家，这是衷心的一句话，我的文学道路一直在大家的关注下、支持下走到今天。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文学的孤儿，生下来就没有父母亲，在文学的生涯里面，我没有父母亲，在这个场合，我就回到家庭了，这是一个内心的真实的感觉，很多人他们都知道我的感觉。

我一共开过五次研讨会，每一次回去我就画一画，正好这是第五次，就是一个吴正的“正”字写成了。其中有一次就在这里，同一个地方，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好出了一本诗集和一部长篇小说。参加那次研讨会的老前辈，（冯牧、邹荻凡）等等，很多人都不在了。大连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匡满还很年轻，我们在海边散步。现在我们已经老了。我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所以说，我们的人会老去，但是文学是永远年轻的。这一代你看捷生大姐年纪最大，1935年，与年轻的比，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从这点来讲，我的文学道路也是我的友情的道路，也是我的人生的道路。

我自己感觉，自己有两次比较强的创作高峰，怎么来到的？是很值得探讨，我自己也在问。我1948年出生，1978年到香港，2008年回归中国，如果我活到2038年，就是斩两刀分三段。每段30年。我在“文革”十年，大家在搞运动，我就写作，还有谈恋爱。这个期间，大量地累积了很多的感受，我说创作是一种累积过程，这个累积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因为在学校已经没有读书的余地，我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地方来。这一个缤纷天地。那个时期大量的英文，各种看上去用不着的知识，全部累积进去。累积进去自己不感觉，已是1978年改革开放了。

这时候的价值观对我的碰撞极大，大到你几乎脱胎换骨，我就在这里为了我父亲的事业，放弃了文学五年。但是这五年，等到1984年第一次创作高峰来了，因为十年的累积，文化的环境的转移，造成了这种碰撞，好，第一次，写了大量的诗歌、随笔。这时候有一百多万字。

第二次出现是在回归，回到大陆不认识了，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中间也回来过，真正地沉进去，觉得大陆怎么会比香港还香港，这种混乱，价值观的泛滥，无秩序。这种东西对我的冲击很大。好了，这样一冲击，第二次创作的洪峰期又回来了。所以说绍俊讲得很对，打了一个包到那里重新打开来，又打个包到拿回来重新打开来。这种感觉在我自己看来，文学无非是生命的累积，一个是你自己的思索，知识的累积。一旦有导火线它就会碰撞出来。

还有一个，要在文学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就两个字，执著。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浮躁。浮躁有很多衍生产品，现在不是讲金融衍生产品，浮躁也有。什么衍生产品？比如五光十色的生活，物资的过于丰富，太多的诱惑，太盲目的追求，这些都是浮躁的衍生产品。如果有了这些东西，不要说文学，所有的艺术什么境界都没有了，因为这是敌对的，最敌对的一样事情。其实文学对我来讲，我的感觉文学是一种宗教，为什么我说文学是宗教？我记得有篇文章，文学是我的宗教，这个题目对我很有冲击。因为文学必须面壁，就像老和尚面壁一样，必须要忍受，就是要承受孤独，要忍得住寂寞、孤独，要面壁，面壁的时候越长，它的效果越好。因为文学是自我对话，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打开心灵，这样的一种动作，当然就是一种练功，至少是准宗教。

但是它的乐趣也就在这其中，因为就像你爬山一样，你到顶峰去看最好的云海，你必须通过一段艰难的攀登期，不攀登你怎么飞上去？所以我说所有要在文学或者艺术上有所建树的必须忍受孤独，一定要忍得住，否则不可能成功的，太浮躁，什么东西都散了，神都散了。

还有一点，你执著的追求是会有回报的，这是文学艺术，因为就像爱一个人你怎么爱？我觉得爱文学比爱人更安全，爱人是不安全的，爱他弄得不好吃苦头，但是文学绝对不会。你虚假地爱它，你真诚地爱它，有几分它回报你几分。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很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徒，40年了，我还是要讲感谢大家以外，感谢主，他带领我走过这样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我会一直走下去，只有他的带领我才可能走得下去，当然也有大家的帮助。因为你们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们能够在这个场合见面是一种很好的缘分，谢谢大家。

（晓田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