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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门槛……》之续

2009-04-08裴毅然

文学自由谈 2009年2期
关键词:中国作协中文系苏宁

裴毅然

拙文《作协门槛曾甚高》(原载内刊《上海作家》2008年第三期),不意被远在天津的《文学自由谈》转载(2008年第六期)。日前,又得该刊编辑来电聊天,希望我就此话题深入一步,再“自由自由”,加上我处也还有一些未来得及进入前稿的补充材料,就再来一“续篇”,这回将自己也“搭”上。

胡山源申请入会之续

另一五四名家王鲁彦(1901~1944)“未亡人”覃英(1906~1993),1957年由中西女校调任上海师范学院第一院(文科),出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魏金枝),成了胡山源的同事与领导。覃英得知胡山源申请加入作协被拒,甚怀郁闷,一再向胡表示入会一事可由她去办理,说她在作协中有熟人。想来覃英乃中共党员,胡山源只是“民主人士”,身分不可同列而语,故而信心满满。胡山源记述:“有几次,她说得非常热烈而肯定:‘他们已有人来向你联系了吗?我说没有。她说:‘明后天一定会有人来!可是明后天没有人来,以后也终于没有人来。”

反右前夕鸣放时期,老区干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宁(1923~ ),动员胡山源向党提意见。胡山源在最初发言中说:对党没有什么不满意,即便有一些,也是极细小的事情,不提也罢。同事包玉珂(1906~1977,以编译《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名世)从旁说:“你不是对作家协会不满意吗?”苏宁鼓励胡山源讲说此事,大小也算“意见”。胡便用缓和口气说出屡次申请被拒之经过。苏宁听后,打了包票:“那没有问题,由我们去为你办理入会的手续就是。”苏宁又听说胡山源的文章发不出去,也满腔热忱:“那容易得很,由我们推荐,就一定可以发表。”当时,“组织”威力正炽,可不得了,上管天下管地,确实可以包办一切,苏宁才有此大包大揽。

不久,胡山源被划右,主要“罪状”是“为胡适辩护”,估计一定还会添上一条——“对党不满”。批判大会上,“诸人中,包玉珂最欣欣然有喜色。苏宁没有出席,但我知道,我的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是很有关系的”。至于苏宁的“包票”,自然也就不用兑现了。申请入会数叩皆拒,且为沦“右”诱因,该事对胡山源刺激太深,晚年回忆录中多处提及,耿耿于怀。

一则申请入会的轶事

对绝大多数作协会员(理事除外)来说,除了一本会员证与数年才会有的一二会议,“作协会员”既不算个衔,亦无什么差,只有一份冷暖自知的“社会承认”。尤其如今“作协会员”多了,印上名片都有点“那个”。应该说,是否加入某一级作协,是否成为其会员,不会影响现实待遇。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事情也总有人们想不到之处。对某些编辑来说,有无此头衔,则兹事体大,说来亦甚涩重。笔者因长年投稿沪上某名报副刊,与一女编联系较密,信函、电话多有过从。关系一熟,话语便多。一次,问她怎么不见其大名署于该栏?如今,成名成家已是正面用词,责编列于栏已是行规,除了“搭车”,亦表明责任。电话那头她有点尴尬,说是该报该栏规定:非中国作协会员不予“出名”。后来,忽见该报终于一亮其名——责任编辑×××,连忙拨电话“致贺”,不料说是临近退休,最后几个月“安慰安慰”。作协会员,分量如此沉重,令我唏嘘多日,也算明白了什么东西都是“须到用处方恨少”。

很长一段时间,本人心里一直拴系着这位女编之事,总觉得责编在所编刊物上的“出名”钩挂上作协会籍,事情有点怪,不免多想了一些。想来出此规定,正面作用不外鼓励推助尚缺会衔的编辑多写多发勇攀高峰,但其负面是逻辑上太牵强,一则编辑不一定非是“作家”,编辑自有独立职称系列,说明编辑自成体系;编得好,既甘当人梯绿叶,又为社会提供优质作品,这份劳动成果难道不应承认么?二则编辑职岗与“中国作协会员”毕竟是两条河,编辑能力并非需要作协会籍予以证明;三则如非要坚持这一“本栏传统”,则可事前就非中国作协会员不聘,以避矛盾;既聘之又别之,徒惹不愉快,徒添不和谐,何苦?

我的“作协之路”

本人“50后”,我们那一代受时代氛围影响,“作家”炎炎正热,人气指数绝对堪比王心刚、王晓棠一流影星。我们青少年时期,谁不想做做作家梦,恨只恨作家身段太高,可望不可及。我个人的文学梦,当然也是从小就栽种下的。

1978年秋,本人在进入大兴安岭深山密林八年后,攀高考之梯入学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是为七八级。当时,我校最出挑最有动静的是中文系;中文系最夺目最有亮色的是七七级,有那么几名像模像样的才子。副系主任周艾若(1927~ )又是周扬长子,与不少文学名家相熟,能请来开讲座,全校人气数中文系最旺。不久,七七级组织起文学社团“大路社”;稍后,几名“大路”才子入了黑龙江省作协,红榜登在主楼大厅,挠得我们这些不是才子却很想成才子的“七八级”,那个眼直、那个心痒!记得有三位:大路社长曹长青(后为美籍评论家)、小说组长李庆西(作家、评论家)、评论组长李福亮(后任《北方文学》主编)。大路社也因为出了这几位“省作协会员”而身价腾昂。

余生不晚,但成才甚晚。因了种种原因,整个1980年代本人一直在攻外语而非文学,直到1991年才改邪归正进了杭大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1996年,本人在同事王克起先生及其夫人叶文玲女士(时任浙江省作协主席)鼓励提携下,总算当上作家——入了浙江省作协。此时,本人乃高校文学副教授,发了几篇文学论文、一二篇小说、几十篇散文、评论。

刚加入省作协,王克起先生见我有点革命到头的样子:“慢着,这才是省的,上面还有全国的。”2000年本人结束复旦攻博,工作调沪,转“组织关系”于上海作协;2001年申请中国作协,按通知寄去两本个人专著,久无音讯,想来被拒。自忖文学研究毕竟二线,不像文学创作在一线,研究作家并不能证明自己也是作家。如此这般,此后多年不再去想这一茬。一则加不加入中国作协既无助于发稿,亦无增损于实际生活,二则大学科研处要的是论文而非作品,一篇小说远不如一篇发表于“核心”期刊论文值价。

再说,从成果上,刨去学术类,本人在文学方面不过发了九篇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与各式评论倒是发了近千篇,终究没有成名,自觉与中国作协还有距离,丑媳妇就别去见公婆了。同时,本人也发生不可避免的中年价值转移,有了比作家更高的追求目标。2007年10月,本人出了第一本学术随笔集《历史皱褶里的真相》,收入67篇大多已发于各报刊的史料类拙文,看看还像样,原载报刊多少还有些档次,加上少时的“作家梦”与那位女编际遇的刺激,同时还想看看中国作协门槛到底有多高?2008年初,再发兴致申请中国作协,半年多后,来函祝贺通过,要求寄缴310元(审读咨询费200元、会员工本费30元、四年会费80元),再过三月,寄来一本比上海作协会员证制作精良的中国作协会员证,编号9155,不知是否表示第9155名会员?从随后寄来的《作家通讯》中得知:中国作协现有会员8522名,各省市作协有4万余会员。本人的博导、复旦教授陈鸣树先生乃中国作协老会员,说是中国作协会员最初仅700余。

从省作协到中国作协,本人耗时12年,老冉冉其将至兮,才解决“组织问题”。较之那些一上来就以“中国作协会员”为起点的青年作家,本人以文学教授资格入会,当然是太落后了。以我的人生经历,如果不是命逢“文革”,大概断不至于如此不争气。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代赶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所谓历史的不幸,终究要由每一历史成员具体承担。好在本人岁过天命,心态缓平,已能自我阿Q——“享用过程也是一份收获”。

一本中国作协会员证,对大多数中老年会员来说,除了一份“水准承认”的心理鼓励,偶而出去开开会,似无余用。写作毕竟乃一室私事,“依靠组织”已时过境迁,不合当今之需。对任何一位写作者来说,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能怎么写还是只能这么写,入不入作协,牵扯不大。设若确实才高八斗如沈从文如张爱玲,自然金子总会发亮,依靠市场化机制,不入作协,照样星光闪烁。到时,将不是你以作协为骄傲,而是作协以你为自豪。

当今作协,除了传统的联谊统战功能,窃以为应致力于写作自由与竞争环境公平化,为各项人权具体落实于作家而努力,包括保护作家的种种权益。上海作协好像动作较多,至少市作协领导希望有作为,虽然点点滴滴,毕竟还是“到心头”。世上之事,愿望总是大于可能,大多“只能如此”矣。

其实,文人扎堆易生摩擦,无事生非,徒增烦恼。窃以为各地作协应该精简,文学之事可不是人多好办事,恰恰是人少好干活,寂静深处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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