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钩

一

从本质上说，权力无非是一种“命令一服从”关系，一个正式、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就是在纵向上规定了权力的层级，在横向上分立权力的界别，有如一个“井”字形结构。

晚清的封疆大吏勒保早年在成都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时，因不讨上司与同僚欢心，一直郁郁不得志，衙参都无人理睬他。后来新上任的四川总督(相当于省委书记)是勒保的故交，对他很是亲热，勒保参拜时，总督戏谑他说：“不要汝磕狗头。”又叫随从帮他除衣脱帽：“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总督这么做，显然暗示了他与勒保的关系非同一般。众同僚见状大惊，从此一改之前的冷淡，对勒保刮目相看。虽然勒保的官职还是成都通判，但他的权力值肯定大异于从前了。

相同的官位，嵌入不同的关系网络中，产生的权力值是大不一样的。那部分不受正式权力结构设定、可增可减的权力，我将它称为“隐权力”。

其实，官场上存在着两套权力系统，一套是正式的官僚体系，另一套就是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正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些识别符号显示出来：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隐权力并不是根据官位+之高低来排序，它在正式权力结构之外自成体系，其价值取决于个人在某一关系网中的地位，与人情、关系、陋规、面子有关。

二

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多时候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隐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候补道合因为关系网络的改变，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这是我们观察隐权力系统如何建立，又如何运作的一个绝佳案例。

一日，刘中丞正在传见一般司、道，忽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类似于中央政府公报)，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粜台(即按察使)是当小军机出身，说道：“据司里看起来，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来简放钦差，查办的是山东，上谕上一定说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备；等到了山东，这钦差可就不走了。然而决计等不到钦差来到，一定亦预先得信，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刘中丞道：“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司、道听了无话。送客之后，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个要好的小军机写给他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个御史一连参了三个折子，所以放了钦差查办。刘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惊。

上面的刘中丞指浙江巡抚，按清代官制，巡抚领右副都御史衔，右副都御史古称中丞，所以巡抚又尊称为中丞。阁抄与京信，隐喻的正好是一明一暗的两套权力系统，即正式的权力系统与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简放钦差是正式权力系统实现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为了防止被查办的官员早做防备，中央政府在阁抄上放烟幕弹，但真实的情报还是会从隐权力系统泄露出去。在正式的权力系统中，那些小军机只是军机处的小吏，职卑权微，但到了隐权力系统中，他们就成为封疆大吏巴结的对象了。在某种程度上，外放的大员是要“服从”这些朝中小吏之“命令”的。

钦差奉旨办案，挟天子之权威，地方官不能不小心伺候。钦差禁止随员出门会客，各官来拜也一概不见，又叫人打造新刑具，这个架势显示了正式权力系统的公事公办原则。但钦差只是拉弓并不放箭，一连两日不见动静，煞有介事的关防严密也是虚张声势。到了第三天，钦差给刘中丞送去了一份涉案官员的黑名单，行辕关防忽然就松下来了。原来钦差这一趟出来办案，目的并不在整饬吏治，而是想趁机敲诈地方官。

三

关防既松，钦差的随员偶尔出来走走亲戚、叙叙年谊，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联结钦差衙门内外的隐权力系统悄然生成了。杭州候补道台过富因为与正钦差有师生关系，与钦差亲信有同年关系，自然进入了这个隐权力系统。

根据隐权力法则，我们可以评估出过道台进入隐权力系统前后的权力值。清代的道台，正四品，官不算小了。过道台又是正途出身，祖先在官场上也给他留了一点人脉，按理说，他的官应该当得比较顺当才对，无奈他烂泥扶不上墙，挂职17年还是个候补，最后被安排了一个看管城门的差事。可以说，过道台的正式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的隐权力资源也仅限于上代的面子。但是，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后，全新的隐权力系统生成，过道台的隐权力资源显然今非昔比了。而且隐权力的改变，迟早将促成其正式权力的再分配。

果然，当刘中丞得悉过道台与钦差大臣原来有亲密关系之后，立马依了臬台的提议，给过道台委了两个肥差。为了表示与过道台特殊的亲近，刘中丞还闭门谢客，单独约见他，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擦背，亲热得实在有点肉麻。

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道台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属僚示好。但是在隐权力系统中，过道台具有他不具备的从钦差那里传递来的隐权力，如今正是钦差办案的非常时期，刘中丞需要假借这种隐权力来摆平事情，所以与过道台套近乎也是意料中事。

四

刘中丞给过道台灌了一通迷汤之后，才绕回正题——委托过道台打探一下钦差大人将如何向皇帝汇报查参案的结果。过道台是个老实人，对中丞的“知遇”与“厚爱”受宠若惊，自然应承下来，花了两万两银子，从他的老同年拉达那里拿到了钦差奏折的底稿。

钦差利用查案的正式权力扩大打击面，目的自然是想抬高筹码、卖个好价钱——按钦差开出的盘子，赎买这个折子，要二百万两银子。按光绪年间白银的购买力折算，差不多是现在的两亿元人民币。果然，刘中丞不干了，道：“我情愿同他到京城里打官司去!”钦差也说：“一个钱不要，立刻就要提审。”听起来好像双方都不打算在隐权力系统内解决问题了，其实双方只是嘴上嚷嚷，心底里谁也不想将事情弄僵。被吓毛了的地方官首先妥协：由藩、臬两司行文通知，让被参的官员凑份子出钱。藩台大人(即布政使，浙江的副省长)亲自拜会过道台，托他将银子磨少一点，又再三拜托过道台多加关照。

在钦差与地方官员的这场隐秘交易中，“拉迭受了钦差的吩咐，有心要叫过道台做拉马”。“拉马”的意思即交易中介。不过，将过道台的角色称为“非正式的权力经纪”可能更切中问题的实质。因为在帝制时代，主权归于君主，官僚系统里的百官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所谓“为君分忧”、“代天子牧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们难免会假公济私，将权力用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这种事情又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所以通常委托给亲信、亲属去办，受委托的亲信、亲属于是就成了“非正式的权力经纪”，这也是最典型的隐权力者。

在这个故事中，钦差受皇帝委托出巡地方调查、核实官员被参案，是公共权力的正式代理

人，现在钦差为了中饱私囊，将部分权力转手给了他的门生过道台，过道台成为钦差权力的经纪人兼二级代理商。虽然按合法的权力分配，过道台并无半点参与查案的正式权力，但是现在，哪个官员有罪、哪个无罪、哪个罪重、哪个罪轻，还不是由过道台上下其手?这个时候，过道台是不是正式权力系统的候补道，是不是支应局、营务处的署任官，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私人身份——钦差的门生、钦差亲信的同年、钦差有意拉拢来的经纪人。过道台对经纪人“职责”的履行，当然是遵循隐权力法则，谁送了银子过来、谁登门请托、谁有关系网庇护，谁就可以得到法外开恩。难怪原来无人问津的家里如今变得“臣门如市”，说情的电报和信件也“足足积了一尺多高”。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了：

正、副两钦差晓得大致已妥，便传谕随员们，把不出钱的人，逐日分班问案。丝毫不徇情面，该打的打，该收监的收监，好遮掩人家的耳目。如此者又有七八天。等到这边的人证问齐，那边过道台经手的银子也就送到了。正、副两位钦差。一面督率随员，查照原参各款，分别清理。哪个应该开脱，哪个应该参办，虽早有成竹在胸，只因头绪纷繁，断非一两天所能了事，因此又拟议了七八天，方才定案。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最后被参办的尽是“候补知县、佐贰太爷”等下层小官僚，而地方中高层，如道台、臬台、藩台、巡抚似乎都顺利洗脱了干系。这提醒我们，隐权力的能量巨大，但并不表示正式权力不管用，只不过在正式权力既定的条件下，有无隐权力对官员实际上能掌握多大实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式权力大的人可能更容易营建半径更长的关系网络，从而假借到更多的隐权力。这大概也是浙江的道台、臬台、藩台们最终免于被参办的真实原因吧。

五

隐权力系统的存在对官场风气的腐蚀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上面“查参案”故事所揭示的：隐权力系统为钦差将正式权力体制内的纠错机制扭曲成私人的牟利工具提供了通道与载体。

隐权力系统显然破坏了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在中国传统的正式权力结构中，很早就出现了都察院、御史台、科道等旨在监督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但是，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皇帝要简放钦差，马上就有熟人通风报信；地方官为保平安，也绞尽脑汁寻找熟人请托。所谓熟人，就是隐权力系统中的庇护者。正式的权力当然可能会被滥用来假公济私，但是隐权力本身就是为了“济私”而出现的。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隐权力系统也破坏了权力授受的公共性——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至少在形式上为进入体制的人创造了一个不因个人地位差异而特殊对待的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隐权力系统的生成，使得公共权力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制度的安排，而是看你是否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有门道、有面子、有人情，就如过道台在被发现与钦差有师生关系之后，才得以咸鱼翻身，从看管城门转到支应局、营务处任职。公职成了私器，只向特殊的关系户开放。

隐权力系统还破坏了权力行使的理性秩序，科层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私人的情感因素在公共管理中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但是隐权力却主要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并沿着这个网络而随意流窜，完全不受正式权力结构与制度程序的约束。如果说，以前的正式权力是专断的，那么隐权力无疑更加专断，其后果是强化了人们对私人的效忠与信赖，而削弱了对制度与程序的忠诚与信任。

最终，隐权力系统将破坏整个正式权力系统。晚清礼崩乐坏、纲纪松弛、国家控制力逐渐丧失，与当时隐权力的泛滥是不是有因果关联呢?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