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野草》世界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复杂的对立关系，在这一对立关系里表达出作者对于“他者”世界某种深刻的矛盾态度，本文细致分析这一“他者”世界的内涵，借以明晰作者创作的内心律动与倾向。

［关键词］野草;自我；他者；对抗；独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09)01-0063-03

［收稿日期］2008-12-28

［作者简介］欧阳小昱(1970-)，女，广东警官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野草》中几乎所有的篇什都存在着一种对立结构。例如《〈野草〉题辞》中“我的野草”相对于那“乔木”、“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显示了明显的独孤的气魄，《秋夜》中的枣树以及那苍翠精致的英雄“小青虫”，相对于天空与粉红花，确实具有独特的狂气与勇力，另外，《求乞者》中的“我”与“求乞的孩子”；《复仇》中在旷野上的“他们俩”与“路人们”；在《复仇》（其二）中那“人之子”与钉死他的以色列人；《希望》中寂寞的我与平安的青年；《雪》中江南的雨雪与朔方的雪花；《风筝》中“我”与小兄弟；《过客》里“过客”与老翁、女孩；《狗的驳诘》中的狗与人；《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垂老的女人与青年的夫妻、年幼的小孩；《这样的战士》中战士与“无物之阵”等等。尽管在不同的篇什里，这种矛盾关系的程度不一，或激烈或和缓，或单纯或芜杂，但其间都有隐约或显著地存在着一个“独异体”与“他者”世界的对抗。而显然，这一“他者”世界包括诸多的内涵。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谱系，来探寻其抒情叙述的表层下面的内在意义。

一、面对庸众世界的独异

《复仇》及其二为第一类矛盾的典型代表。《复仇》所讲述的是两个由于受到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所蛊惑、煽动、牵引的生命，在广漠的旷野中，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将要拥抱杀戮，路人们从四面赶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矛盾双方的生命状态的差异。站在旷野的两个人所追求的是“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路人“如槐蚕，如蚂蚁，衣服漂亮，手倒空的”，壮烈与平庸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篇作品所主要传达的是鲁迅对于中国不觉悟的精神麻木的群众那种“戏剧的看客“的精神和心理的复仇，鲁迅曾对中国群众这样失望而义愤地描写：“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场上，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数，正无需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50但在此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于鲁迅在这里用了“复仇”这一充满着强烈的愤怒甚至仇视、憎恶的情态来面对“民众”、“看客”们，二者之间已失去一切方法交流与对话的可能而已经呈现某种绝对对抗的凝固状态，“他们俩”也完全放弃了与其沟通的任何企图，然而，我们试图反问、推敲的是，对于在青年时期便以启蒙大众改良人生为生命信念的鲁迅，当复仇成功的“他们俩”看着路人远去的时候，其心境，真的可以单纯完整地沉浸在了复仇成功的快感之中么？另则，这里的“复仇”的行为实际又并未走向真正的暴力行为，与“复仇”一词所含动作性特征是脱节的，二人始终只是相拥而立，至多是在心灵上使观者干枯无聊，他们俩得“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并未对平庸的观望者构成真正意义的人身或生命威胁，这种单纯心灵层面的“复仇”方式实际具有一定的局限、被动的意义。这一矛盾在《复仇》（其二）中亦有所表达。

《复仇》（其二）与前者的主体意蕴可以说大体相似。这里鲁迅借用、改写了《圣经》中神之子被以色列人钉杀的故事。“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而这一承担人类命运与罪刑的义举却没有任何人理解，最终，“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场景与基调极为悲壮惨烈，神之子或人之子与以色列人的绝对隔绝不通的关系较之《复仇》更为严峻，他的拯救大众已经沦为被众人残害的理由，而“神之子”只能在临终“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以此来反衬“以色列人”的“可悯”，达到“复仇”的目的，复仇的悲剧意味更为深沉。

对于鲁迅作品中的“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矛盾关系，李欧梵认为：“必须上溯到他1907年的一些著作。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歌颂了一些西方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与社会上的陈腐庸俗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声音是形成历史的先觉得声音。”［2］尽管在“野草”时期的鲁迅已经不再如青年时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然而其内心深处，仍然对于孤独的战士，先觉的救赎者持有相当的认同、同情、激赏，即所谓“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1］139，也正因为此，他对于看客、庸众的怀疑、隔膜乃至仇视亦愈发严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二则激愤的“复仇”篇中看到他一再表达出来的那种被动性与悲悯感，这使我们感到作者对于庸众的复仇行为本身充满着混杂而繁富的矛盾心理。

二、直面亲友的疏离

《希望》中贯注了对于同类，对于青年的希望：“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地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青年本应该属于“血腥的歌声”“星和月光”“蝴蝶”的，然而青年们的“平安”多少让鲁迅失望。鲁迅的确曾对青年寄寓颇多的希望：“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动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营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1］99 然而在作品里我们分明地可以见出鲁迅对于自我与青年都有着苍凉的悲叹。

《影的告别》里所告别的对象便是“朋友”。如果说《希望》中的孤独多少由于“青年之消沉”，没有回应我的歌声，那么，《影的告别》则是由“我”来主动地离别“朋友”了——

有我所不乐意大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大。

朋友，我不想跟你了，我不愿住。

……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尽管“我”告别的原因并不明晰，但“我”相对于“朋友”的独异性在此被强调着。“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你”的所在我都不能居留，我的“独自远行”的独立意志即便以“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为代价，但却是决绝的。主动别离的姿态似乎暗示鲁迅对于同类、朋友在心灵深层的某种难以言明的隔膜的感觉。

与朋友、同类相近的关系，还有亲人。我们可以从《颓败线的颤动》、《风筝》、《腊叶》等篇什中体味到鲁迅的诸多矛盾意绪。《颓败线的颤动》描述了母子之间的悲情，母亲出卖自己的肉体，尽着养育女儿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待女儿长大成人，却责怪母亲让她受委屈，同时还斥责母亲将带累自己的孩子们。母亲痉挛了，“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原”。这位母亲的遭际实际与《复仇》二篇中的“他们俩”、“神之子”颇相似，但恩将仇报的故事设置于母子之间，似乎就更加多了其中的悲怆的苦痛。人与人的关系的紧张对峙隔膜态势也就显示出了更为严峻的趋向。《风筝》是《野草》中少见的现实感较强的一篇。从主旨而言，此篇表达的是“自我忏悔”，讲述的是我对于弟弟幼时的爱好“风筝”的态度的转变的经过。“我”不喜欢放风筝，“以为这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而小兄弟却爱风筝，“我”觉得他可笑可鄙。有一天，“我”对其爱好进行了“精神的虐杀”——将其正在制作的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直到我得到现代文明的启蒙，才顿悟自己的残酷，于是希望能“补过”。自此，“忏悔”主题似已完成。但是有意味的是篇末，在我向弟弟陈说当年糊涂，即希望弟兄俩可就此达成共同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弟弟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于是，宽恕之说无从谈起，价值共识的达成杳然遥远。

这里，鲁迅似乎一再地在作品中将亲友疏离化、隔膜化、有时甚至敌对化，他们或背离共同的理想追求（《希望》）、或无法提供作者灵魂安顿的场所（《过客》、《影的告别》、《风筝》、《腊叶》）、甚或也成为残伤人的元凶（《颓败线的颤动》），二者之间仿佛始终存在一道或隐或显的沟堑，受到某种强大的阻隔而难以达成深层的默契共鸣，最终结局只有告别、出走、沉默、沉重。鲁迅的叙说揭示了内在世界对于亲友态度的两重性，首先，鲁迅需要、渴望战友、亲人的理解共进，当其失去的时候，其内心失落而悲凉；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感知、强调某种生存本质意义上的孤独性质，反复书写着自我与亲友的失散、失语、甚至彼此的相伤。

三、无物之阵与人类整体生存的诡秘荒诞

除了庸众亲友，在《野草》中，“我”的对立存在的世界里还有一个充满荒诞感的莫名的、敌对的世界，这一世界的存在在《野草》中常常呈现出一种复杂甚至迷幻的色彩。

首先，这个世界十分强大，且扑朔迷离，《这样的战士》就走入了这样一个“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当战士举起投枪，中了他们的心窝时，“然而只得到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阵已经脱走，得了胜利。”《淡淡的血痕中》的“造物主”在猛士看来是个怯弱者，但实际上也是很强大的：“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在这些充满着变异性、模糊性、诡秘性的描述面前，战士与猛士颇为震惊。鲁迅曾言：“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1］150，无物之阵与造物主大概比中国的壁具有更为广阔的延展义。

关于人类存在的荒诞感、异己感的强烈表达在寓言型作品《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找到更为有力的回响。《狗的驳诘》借狗来讥笑人类的势利：“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立论》里说恭维话与谎言的人可以得到感激恭谢，但说出“孩子要死”的必然与真实的未来的人却遭打，想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只有打哈哈，人性的软弱遭到了作者的冷峻地嘲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聪明人的袖手旁观与傻子的见义勇为的道德意义与现实命运成为反比的寓言设置，暗示了人类的阴暗处境。这些以“类”为批判对象的篇章，渗透了某种颇带激愤情绪的整体性否定，对于自身所属之类的可鄙可悲的严厉审判，在张扬了严格的理性精神的同时也在低吟着虚无的幻语。

在嘲讽、抗争这种世界的阴暗、残忍、荒诞的同时，对于世界的异己性、非理性、荒诞性的存在，鲁迅的冷静的辩证态度或许更加增添其荒诞感的纵深度，就如对于庸众的既仇视又悲悯，对于亲友的既疏离又感激伤怀，对于这个荒诞的整体性异己世界，鲁迅常常既愤怒又悟晓其存在事实与某种宿命的悲剧性权威力量。

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鲁迅在《野草》中不断地变化其表述的形式、讲述的方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叙写的内在结构实际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稳定性的，也就是说，他总是执拗地把自己与世界的各种矛盾述说于《野草》之中，而这些矛盾大约又可以更浓缩地辨析为人格价值趋向矛盾与社会价值理想矛盾两种，这些矛盾的万难解决与荒诞险恶，其直接的心理后果便是巨大的个体价值的、生命价值的深刻怀疑与存在体验的孤独、虚无乃至绝望。

追本溯源，作家的孤独体验可能来源于作家的强烈的自我意识。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以自己的价值和情感指导生活，不需要和他人长期稳定的接触”，“自我实现者倾向做个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他们受内心世界的指导；如果一种文化标准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反时，他们将公开地不依附它。”①而更具体深入而言，在鲁迅这里、在《野草》这里，则更直接地指向作者自身的启蒙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痕以及个体生活的复杂尖锐的矛盾，这一裂痕与矛盾有时令鲁迅难免由此及彼、由小见大地扩大为对于人类存在的合法性也产生了联想性的幻灭感。换言之，鲁迅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精神谱系中吸取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以道自任的意识，自觉地把振兴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承担到自己肩上。这一信念也终成他生命的支点和价值基石，他的虚无心态（而非虚无主义）便产生于既坚持启蒙又感到启蒙的艰难之中。《野草》便成为这艰难中的呻吟，这里，“铁屋子”的对象似乎在增加着，自我与世界的矛盾，自我与理想的矛盾所构成的焦虑被强化，自身黑暗与绝望在此得到空前的敞亮。同时，我们仍然应当看到，他的复仇更是基于爱，对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无条件的、抽象的爱。这种强烈的爱与同样强烈的憎相反相成地交织，构成了《野草》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与潜在的张力，正是由于这种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爱一再落空，鲁迅似乎便难以坚持，唯其如此，我们才可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那份与自己的初衷颇有些背道而驰的想象与情绪。

①马斯洛语，转引自王克俭《文艺创作心理学》，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60.

［参考文献］

［1］鲁 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50.

［2］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25.

Analysis on the Otherness World of “Weeds”

OUYANG Xiao-yu

(Public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Police Officers College, Guangzhou 510230, China)

Abstract:“Weeds” reveals an obviously complex contradiction in which the author expressed a certain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wards the “He” worl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He” world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uthors inner tendency.

Key words:“Weeds”; ego; the “He” world; resistance; individ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