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燕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在王安忆的都市系列作品中，女性无疑是她书写的重点。从早期的《流逝》、《“文革”轶事》到晚近的《长恨歌》、《桃之夭夭》，女性始终是她都市想象的主角，她们熠熠生辉，摇曳多姿，在都市的繁华世界里尽情展示着女性的无穷魅力。王安忆曾经说过，“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1]在城市中，女性摆脱了农业社会中体力不支的弱势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女性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她们较男性更易适应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快地与城市融为一体。女性与城市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王安忆选中女人作为都市的代言人，以女人的命运演绎城市的历史，在她的笔下，城市就是一个大女人。

一、日常的都市，凡俗的女人

王安忆提到《长恨歌》的时候曾说到：“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2]她将女人和城市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既写女人，也写城市，城市的历史就是女人的命运史。从女性的角度观照都市，王安忆的都市处处充满着女性的细腻感觉和审美体验。她的都市没有时尚与新潮，没有所谓的都市文化样式和生存方式，正如邱华栋曾说：“我在写作时，就非常注意以九十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在我作品中予以凸现，我想我得以我的作品保留九十年代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符号。”[3]王安忆的都市是由弄堂和弄堂世界构成。弄堂是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代表着上海城市文化的精髓。弄堂世界也没有风云变幻、灯红酒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流言蜚语，是平凡琐碎的穿衣吃饭。王安忆在一次访谈录中这样描写过她印象中的上海：“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不像别人把它看得那么浮华的，那么五光十色的，那么声色犬马的，好像上海都是酒吧里的那种光色，抽抽烟，喝喝酒，与外国人调调情，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市民气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对日常生活的爱好，对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爱好。”[2]王安忆的都市呈现出典型的日常生活形态。《流逝》中充塞于字里行间的是买菜、炒菜、做衣服、带小孩、织毛衣、街道工厂做工等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文革”轶事》里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安，张家亭子间的生活却平静琐碎，“亭子间里的生活是具体的生活，吃饭，穿衣，睡觉，再有几个暧昧不明的小手势。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日常化的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留一丝缝隙。”[4]《长恨歌》直接说出城市是由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这几个方面构成，城市里上演的永远是“牌局”、“饭局”、“下午茶”等鸡零狗碎的生活场景。《富萍》则书写了上海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作者以富萍为线，叙述了上海的吃、穿、住、行、玩，描写了上海的里弄、电影院、苏州河的船民区、梅家桥的小披屋等凡俗景观，一个日常的都市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王安忆的都市是日常的，都市里的女人则是这日常生活形态的表现者。和弄堂生存空间相对应，王安忆笔下的女人莫不是弄堂女人，是平凡普通的上海小市民。她们地位低微、生活平淡，整日盘算的是吃饭、穿衣、房租、水电，时常被这些琐碎卑微的日常事务弄得焦头烂额，却也心安于这种日子，并努力发掘其中的浪漫诗意和温情。《庸常之辈》中的何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生产组女工，干的是贴塑料袋的零活，想的是怎样才能挣一份和别人一样的不伤体面的嫁妆。《流逝》中欧阳端丽的生活由买菜、做饭、带小孩、到工场间工作等琐碎的事情连缀而成。《香港的情与爱》讲述的是一个情色交易的故事，但女主角逢佳“不是那种一夜欢情的女人，她的欢情是要匀在许多日夜里用的，她的欢情是有穿衣吃饭这类日常琐事的欢情，是类似家庭气氛那样温厚弥漫的，是有点粗糙的、沉渣泛起的。”[5]她和情人老魏的交易在凡琐的家居生活中蒙上了温情的色彩。《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有“上海小姐”的美誉，也居住过豪华的爱丽丝公寓，但这段热闹的日子只是昙花一现，她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弄堂度过的。未出名前的她平淡无奇，随处可见，“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6]铅华洗尽后的她选择了平安里这样的寂寂里弄度过自己凡俗的大半生。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王琦瑶的天地却另是一番风景：给弄堂的居民打针，和朋友聊天打麻将，做清新可口的家常菜，与女邻居比试漂亮衣饰，翻新下午茶的点心花样……生命由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连缀而成。就连她声名在外的那几年，她也只不过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影子，“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马路上走着的都是三小姐”，“三小姐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6]她们以自己琐细日常的人生构筑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坚实底座，打造出一个日常世俗的上海。

二、欲望的都市，功利的女人

王安忆曾说，“女性特别适合在城市里生活，首先人多，聚集在那里；其次它有消费”。[2]消费可说是城市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城市的物质高度发达和繁荣：服饰、美食、流行汽车、各种建筑物、各种电器等应有尽有。而城市的这些特性和女性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性不谋而合，女人对物质有特殊的喜好，她们由衷地惊叹和赞美城市里繁荣的物质生活，她们无疑是物质消费的主要承载者。另一方面，物质的高度膨胀导致人们的各种欲望泛滥，性欲、钱欲、权欲在都市的空间里一一释放，生活在其中的女人们也难以逃脱欲望的诱惑，她们纷纷以各种手段计算着个人的得失，追逐着自我的利益，沉溺于都市的欲望大海中。王安忆清楚地认识到都市的欲望特色和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用她细腻的笔触将都市女性的欲海沉浮呈现在我们面前。

“城市是人类欲望的象征，也是人类欲望的结果。”[7]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无疑是最真切最全面的欲望演绎场，上海的女性较其它城市的女性而言面临着更多更大欲望的诱惑与挑战。王安忆的女人们莫不追逐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而物欲更是首当其冲，“上海女性具备着对物质主义的极大承受力”[8]。如《庸常之辈》中的何芬、《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富萍》中的富萍等人、《妹头》中的妹头、《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等等。而都市女人对物欲的特别关注则体现出商业社会重利弃义的人生观念，反映出都市女人的功利思想。王安忆提及上海的女人时说到，“上海的小姐们是与众不同，她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6]王安忆的上海女性具有严密的经济头脑，她们精明功利、世故老道，对人对事，都是权衡过利益、计算过得失的。她们不放过些微好处，尽力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以求得欲望的满足和实现。上海女人们的功利用小市民的语言来说就是务实，一切以实用实际为前提，力争利益的最大化，很多时候甚至不惜以婚姻或身体为代价。《流逝》中，为享受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端丽嫁入张家；而端丽和小姑之间的龃龉同样因财产而起。《“文革”轶事》延续了这一话题。小家碧玉胡迪菁以婚姻换来了地位与财产，为了挣得更大的利益，务实的她不惜打碎自己和赵志国之间难得的温情，故意透露张思蕊与赵之间的爱情纠葛，引起公婆对赵志国的不满，从而成功地夺得一间大房子。《鸠雀一战》中的小妹阿姨为得到一间栖身的小房子用尽手段、费尽心思。《香港的情与爱》中女人逢佳想通过肉体交易实现她的美国梦，而这梦不过是奢靡的物质生活。《我爱比尔》中阿三的悲剧表面上是因为情欲造成的，实际上仍然是物欲。阿三其实是以“爱比尔”为幌子遮掩着她追逐时尚的物欲。《米尼》中外婆总要从米尼母亲寄来的钱中扣下一些，“在这茫茫人世上，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9]而米尼同样为了钱与外婆讨价还价、争执不休。为了金钱，婆孙俩人甚至断绝了关系。《长恨歌》是一个女人与都市欲望的故事。王琦瑶通过她的美色实现了自己的物质欲望，住进了豪华的爱丽丝公寓，拥有了物质之本——李主任给她的一盒金条。在爱情与物质之间，她舍弃了风花雪月的程先生的爱情，选择了李主任的权力和地位。她是精明的，也是功利的，作为弄堂女儿的她要想摆脱自己下层民众的身份和生活，就只有放弃自己的情欲，攀上李主任这颗高枝。李主任死了，可他留下的那盒金条却成为王琦瑶一生的底，正是有了这底，她才敢去追逐自己的情欲：她爱上康明逊，毫不畏惧地生下私生子薇薇；晚年的她爱上儿子辈的老克腊，并企图用这盒金条作交换，但最终她仍然被情欲放逐了。王琦瑶的功利还表现在对女儿的算计上。在女儿出国陪读前，王琦瑶曾犹豫是否要给女儿一根金条，但她终于没有拿出。更为悲剧的是王琦瑶终因物欲而命丧黄泉。

为实现自我欲望的满足，都市的女人们逐渐形成了功利务实的生存观念，这往往通过她们的婚恋观表现出来：以婚姻或肉体作为物质交换的工具。这看似是女人们一种精明的选择，我们却从中看到女性欲望的扭曲与遮蔽，看到女性被商品化、物化的一面。王安忆的女人们在貌似主动的同时成为都市消费的对象，成为男性窥视的目标和欲望的载体。

三、漂泊的都市，孤独的女人

现代都市社会科技发达、市场繁荣，日益膨胀的物质一步步挤压人们的精神空间，使人找不到停靠的家园，处于漂流不定的状态。而城市里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公寓为主体的封闭居住空间，快节奏的生活均导致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乡村社会中邻里间的亲密与温情，使人们普遍感受到自己的异化状态，感受到精神的失落和人生的漂泊无依。就如王安忆所说：“人们互相都不知根底，只知道某些人的某些阶段与某些方面，他们在某一处工作，又在某一处住宿，他们和某些人谈工作的事，又和某些人谈爱情的事。”[10]王安忆对都市漂泊感的体验是非常明显的，她的许多作品都书写了人们在都市中的漂泊命运。《本次列车终点》里的陈信在度过十年知青生涯后终于回到了上海，此时的他却发现城市中早已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他漂泊不定，无所归依。《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是寻根之作。作品中王安忆不仅指出上海新移民居所与精神的漂泊，更认为漂泊其实是人类的共同存在状态，是人类的宿命。这种漂泊的状态更清楚地体现在都市女性的身上。一方面她们要承受物质化都市对人的异化造成的精神漂泊感，另一方面她们的思想深处依然有着浓厚的传统家庭意识。虽然她们身处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但千百年来的社会规范和女性潜意识仍然左右着她们，牵引着她们将寻找家庭、寻找男人的依靠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重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她们不断寻求着，但收获的却是失望和孤独。如《米尼》、《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富萍》、《长恨歌》等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生命状态始终处于不断的漂泊之中，她们一直不停的寻找着生命的归宿，但总是以孤独告终。

《米尼》中米尼从小孤独寂寞、缺乏父母之爱，家庭的温暖是她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在遇到阿康后，她积极主动，一心一意想营造属于自己的小家庭。但她所遇非人，阿康从不表示任何承诺，在勉强结婚后对家庭也毫不负责，三心二意。最终他俩离婚了，但米尼对阿康仍难忘怀，仍想重构自己的小家庭，可她的愿望不仅彻底破灭，反倒因了这爱而锒铛入狱。《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则憧憬一场浪漫的异国恋情和婚姻。她先是恋上西方外交官比尔，为讨好比尔不惜付出被学校开除的代价，但比尔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打破了阿三的梦想。比尔走后，她重新爱上马丁，愿意为他流浪四方，但马丁粉碎了她的一切希望——爱情、婚姻、事业。失望的她竟将寻觅异国爱情的机会选择在酒店大堂这样的地方，这注定是一场悲剧，最终的她依然漂泊无踪。《香港的情与爱》中逢佳同样处于漂泊的境地中，她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再次遇到老魏时虽只是以情人的身份做着一场交易，但有时候她想就这样保持这种生活也好，可惜这种情人生涯仍不能长久，末了的她飞到澳洲，再次开始自己的漂泊历程。《富萍》中的富萍、奶奶、舅妈们均是城市的外来户，是城市的寻梦者。她们在城市生活多年，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找不到自己的根。奶奶在城市当了三十年的保姆，有了城市户口，可她仍想着在乡下过继一个侄孙以便老有所靠；舅妈们虽然在城市闯荡多年，但生活领域只限于闸北棚户区，她们只能说是城市边缘人。富萍是第三代移民，作为城市的寻梦者，她从淮海路到闸北到梅家桥不断地流动，小说以一场大洪水结尾，预示着富萍新的漂泊，也意味着富萍漂泊的一生永无止境。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男人：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可这些男人均是懦弱自私的，李主任不能给她任何名分，程先生不敢大胆追求，康明逊不愿承担家庭的责任，萨沙更是作壁上观。风烛残年的她又遇到儿子辈的老克腊，她甚至拿出用自己一生为代价换来的金条乞求老克腊陪她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但她依然失望了。王琦瑶终其一生渴望爱的彼岸、寻找家庭的归宿，但在一个冷漠漂泊的都市社会中，她只能是永远的漂泊者。与漂泊的生存状态紧紧相连的是都市女性们孤独无依的情感体验。王琦瑶虽然和许多男人有过纠葛，但她始终没有找到情感的依靠，她的一生是漂泊孤独的，孤独地居住在爱丽丝和平安里，孤独地养育私生女，孤独地死去。文革后的她似乎迎来新的时光，但晚会一角的王琦瑶感受更多的是孤独，就如作者所写，“她们穿着不入俗流的衣装……走在热闹非凡的淮海路上，那身姿有着无法掸去的落寞。”[6]《鸠雀一战》中的小妹阿姨在上海做了一辈子的保姆，临到头却连栖身的房子都没有，现实的居无定所已令人叹息，而她精神的孤独凄苦更是人们难以揣测，王安忆从房子这一安身立命之所出发，将都市下层移民孤苦漂泊的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

都市女人的孤独更经常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在王安忆作品中无名的都市女性身上。如《小新娘》里小新娘对做新娘的极度渴望无疑是个体孤独寂寞的反映。《伴舞》中四个独身或相当独身的女人费劲心计寻觅舞场上的舞伴，但最终仍以失望告终。《闺中》通过一次旅行中抢新娘的游戏将一生未婚的女人孤独寂寞的心扉显露无疑。王安忆以她尖锐的笔触写出了现代都市女人精神上的漂泊孤独感。

概言之，不同于男性作家将注意力集中在都市重大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变动上，王安忆以女性的眼光书写都市，关注都市中恒久不变的日常生活，聚焦都市里平凡庸常的世俗女性。她们身上莫不体现出都市欲望的泛滥，体现出商业都市的功利原则。王安忆同时还指出都市的漂泊性质，生活在都市的女人们或为物质或为爱情而不断漂泊追逐寻找自己的归宿，但收获的却只是失望和孤独。王安忆以她独到的眼光书写了都市女性艰难的生存境地，透过凡俗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被遮蔽扭曲的欲望，体会到的是女性永远的孤独与漂泊的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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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75,207,168.

[3]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寻找定位[J].上海文学,1995,(8):77.

[4]王安忆.“文革”轶事[A].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C].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467.

[5]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A].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C].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511.

[6]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20,66-67,53,284.

[7]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67.

[8]王安忆.物质世界[N].解放日报·朝花副刊,2003-02-17.

[9]王安忆.米尼[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31.

[10]王安忆.城市无故事[A].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之四[C].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