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定广

国家到底以什么为发展目标？《环球时报》3月13日、18日先后刊登了阎学通、丁刚两位先生针锋相对的两篇文章，阎文认为，“国家的崇高目标不是致富”，应将中国30年来积累的财富应用于提升国家能力；而丁文则说“国家财富运用，关键在公平”，并将广大人民享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视为国家最崇高的目标。笔者认为，以当前的中国现实状况，两位先生的观点都不能单独地应用于中国现实。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既渴望公平地分配中国日益积累的厚实财富，也需要中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尊严。

中国领导人一直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位为“中国人民的梦想”。应该承认，这既是对鸦片战争以来160余年历史的正确肯定，同时也恰当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人民的利益追求。所谓民族复兴，其内涵自然是要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辉煌。“辉煌”本身是国际比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总量（财富）、科学技术水平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二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不但令周边国家而且使西方各路来客羡慕不已。因此，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并不单纯意味着“国强”，更不能是“国富民穷”。

另外，丁文以老百姓是否过上“幸福生活”作为标准，同样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公平与正义永远是相对的，而且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一味强调公平，可能将失去效率，到最后也会因此失去最终的正义，进而不会让中国人产生普遍的幸福。中国不能再回到上世纪中叶的“大锅饭年代”了；第二，“幸福”也只是一种主观感受，在中国既定历史语境下，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并不完全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与国家强大与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当前中国越来越希望赢得西方的承认，但却屡屡遭到西方的冷遇甚至嘲讽时，越来越多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中国人都会对西方国家的一些傲慢行为产生愤慨之情。

因此，笔者认为，均衡地发展，让中国每一个发展指数都获得充足和同步的发展，才是中国发展的目标要务。凡是能够在一定阶段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国家，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共同特点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并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当前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短脚太多”。经济改革步伐快，政治改革步伐相对较慢；国力发展较快，军力和文化力发展滞后；国家影响力崛起飞快，公民文明素质却远未跟上。因此，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需要保持均衡。“国家能力至上论”、“社会公平标准论”都不足以完全概括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

如果按照“中心—边缘”的国家结构模型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衰落主要是在世界现代文明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因此民族复兴，简而言之，也就是要能够重新进入世界文明体系的“中心”。要重新回到文明中心，就应该有一个综合指数，而不取决于单项或少数几项指标。▲（作者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