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见

出版改革已经进入到实质性的攻坚阶段,改不改已经不需要讨论了,怎么改也有了大的方针与政策,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改革重塑出版的市场主体。目前的突出问题是怎样落实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同时在推进改革时又要做好当下的发展工作。如果国际、国内市场是我们需要抢占的阵地的话,改革是在运动中调整作战而不是停下来修整备战。由此所引发的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就成为无论是改革的推动者还是被改革的对象都需要审慎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家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的负责人,笔者最近参加了多轮的出版改革培训,深切感受到出版改革不仅是实践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一方面,我们对于出版改革所赋予和期待的实效是积极而又迫切的;另一方面,改革对于广大出版社来说,虽然已经意识到很多发展问题亟需解决,但能否通过改革造就一个更为健康、发达的出版业,有的人还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既是一场产业格局的调整战,又是一场思想解放的心理战。我们对于改革的迫切性还有着这样与那样的不同的认识,对于改革的方式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存疑。这是因为,出版有着与其他产业相比的独特属性,在过去的30年里,人们已经形成和习惯了所谓的事业化性质和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思维。要在思想上与实践上真正走向市场主体,需要我们在改革的视角下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产业主体建立层面、出版人的文化角色转换这三个层面重新定位和拓展我们的认识。

处境的局促与视野的拓展

在文化的责任上,我们要拓宽出版视野,形成世界和中国并重的眼光。

文化竞争力已经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为增强,但文化的影响力却远远逊于经济的成就。表现出来的几个值得关注的出版上的困境是:其一,在国际上,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很少,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版经营比重很低,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思想学术,我们都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和有代表性的作者。其二,颇为局促的是,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发声的渠道。如果有那么三两家影响力大的国际性传媒集团,可能效果就会大不一样。我们未必要强人为信,但至少可以发表出一些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其三,国内出版的市场竞争缺乏创造性,雄踞在畅销榜上的图书多数是引进类的图书。除了生活实用类的图书外,大量内容拼凑的图书充斥市场。引进版的图书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文化滋养,但我们自身培养精神内涵,提高人文底蕴的原创性作品更为重要。这虽然与整个社会的功利化趋向密切相关,但也与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出版者缺乏长远的战略很有关系。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在于:行政干预和保护下的畸形市场竞争,事业身份的保护和行业资源的分割使很多出版社没有开拓的冲劲。小富即安的日子使我们很多出版人忘记了作为文化人的精神追求。相当一部分出版机构缺乏文化理想,这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是值得忧虑的。因为,文化的浸润将使一个国家处于文化的劣势上,从而成为别国文化的附庸。文化上一旦没有了自己,这个民族就将衰亡。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兴衰上去理解出版改革的重要性,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考虑出版发展。目前的现状是,在面临国际的激烈的竞争中我们的产业格局需要调整,而我们小的出版个体的思想认识又局限于一城一池。这是出版改革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即让我们的出版微观组织从一种依附型思维转向市场竞争的主体性思维。

出版界如果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来理解中央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就会在文化的责任上形成自己应有的担当。文化起着培本固基的作用。目前的现实是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西方文化的欣赏与消费,而对本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疏离,甚至是鄙视。问题在于,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中国人自己也渐渐不通中国文化,文化之衰微,其何以堪?而我们再怎么学也是有中国痕迹的西方文化,就像中国人过圣诞节是聚在一起大吃一顿一样,这种非西非中的文化在国际上怎么会有影响力呢?所以,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激活我们文化的创造力。当然,我们不能也不该夸大出版对文化发展的绝对性作用,但通过改革,出版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有所拓展:其一,大的出版集团军中应当有那么几支国际劲旅,他们是海外市场开拓的方面军,能为中國出版的国际组稿、国际出版、国际营销趟出几条路子来。其二,我们的教育与出版实践应当着眼于培育具有国际、国内两种眼光的青年出版梯队,在学校教育与工作实践中有意于人才的专门培养。弱化出版的身份级别,培养出色的国际出版经营人才。其三,将文化与经济做深度联姻,共同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尝试两个战略思路。一是借助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济的全球拓展成果,把文化播衍出去,中国经济的触角伸到哪儿,中国的文化就经营到哪儿。二是研究各国传媒的特点,将文化与经营方式深度结合,开辟新的领域与市场。

产业主体性缺陷与转化

从市场角度来说,需要推动出版建立独立的文化市场主体地位。这需要我们要用市场主体的眼光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传统出版产业的主体性缺陷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文化建设上功能发挥上出版产业的内容经营不足,往往为他人做嫁衣裳。从文化的产业链上来看,出版产业应当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产业。它是电影、电视、动漫等文化产业的内容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有影响的文化作品首先是以出版形式最早出现的。但出版机构各自为战,其小而全,散而多使出版产业一直没有确立自己应有的文化产业的基础地位,往往内容贡献较大而经营不足。其二,缺乏公正、有效、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旧有的出版机制与体制下,一个明显的现实是,出版作为一个产业,其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程度非常之低。这与出版社没有作为完整的市场主体密切相关。有的出版社想做大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有的出版社濒临倒闭而依附于政策资源,长久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不公正的发展现实,使强者不壮,弱者不死。这是一种市场的不公。有的发行企业的诚信更是声名狼藉,而国有出版社对印刷、稿费的拖欠也是很多合作者的隐痛。其三,缺乏持续的品牌经营战略。过去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的级别考核,使很多出版社社长亦官亦商,从领导层面上来说容易缺乏做大做强的动力。在旧有的机制下,有的老牌大社、名社开始出现空壳化。有的出版社社长不是着眼于市场而是着眼于政策资源与行业垄断资源,忽略市场资源的积累。于是乎,很多出版社过分依赖于行业与政策资源,市场经营能力很弱,但职工的小日子却过得还不错。这一切都使改革充满了复杂性与艰巨性。

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使我们积累了相当多的改革经验,而改革的一些教训也使我们很多出版人心怀忧虑。但国力的增强使我们具备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改革的各项措施考虑到文化的特殊属性相比较其他行业改革有着更多的保障,极力体现的是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但笔者注意到两个较少提及的层面。一是主管者思维的转换。如果改革只注重出版社这个主体而对主管者的思维转换关注不够,那么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行政特性很容易导致思维惯性。出版社的主办者无论是脱钩与不脱钩,最终作为带有意识形态定位的特殊企业这个属性仍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的主管者转换好改革后的管理思维。第二,政府在市场主体建立中的产业指导定位问题。目前政府在促进出版主体的确立,提升企业获得更大的、自主的市场经营权,形成企业健康发展的市场主体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促使出版产业在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中脱颖而出,通过兼并重组,跨地区、跨国界形成大的出版集团旗舰,从而为文化建设贡献更多更大的重大文化项目。同时,出版产业的壮大,也能突破目前出版社社会文化功能单一的现状,形成多媒体发展,用更多的文化方式,发挥服务更广大人民的积极作用。但一旦产业主体建立后,政府需要从推动产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调整好自己的定位。

文化个性的缺失与凸显

出版人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对于文化建设应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在社会文化中也应当有着很高的文化地位,但目前我们的出版人的文化地位并不高。这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凸显出版人的文化作用,使我们的出版人具有更为高远的文化眼光,形成更富特色的文化个性。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大家、名家同时也是出版家、编辑家,如王云五先生等。鲁迅、茅盾等文学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做着编辑的工作。建国后,有相当一批编辑家在文化界德望很高,如周振甫先生等。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出版人在“半”市场化的运作中文化地位相对降低了。具体表现在,其一,出版人的文化个性不突出。有的出版社给钱就出书,这使编辑的文化含量降低了。社会风气对出钱出书认同后,也增加了有特色的名社坚持按传统品位出书的困难。同时有的编辑对编辑的文化定位不准,模糊了书、报、刊的界限,出了很多时效性太强的书,失去了书籍应有的厚重,这使出版人的文化个性日益模糊。其二,出版人的社会文化地位不彰显。不断强化经济效益的出版绩效考核使很多编辑眼光向外,内心浮躁。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日益成为利益关系。出版人的文化地位经常被认为是“书商”,本应很具有文化权利的编辑人与出版人在文化见解上缺乏创见,造成出版人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处于“失语”状态。第三,跻身于出版业的人才在出版的功利化考核机制下要么放弃学术品位,要么离开出版进入其他文化组织,使编辑成家的人越来越少。

出版改革能推动出版业不再依附行政、教育和行业,能使出版业本身的文化属性日益凸显。对出版人来说,在产业独立与壮大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出版人这一群体将显得更为独立、自信。这将显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一个发达的出版业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文化人来加入。这将真正提升出版的文化形象。每一个出版方向有那么几个大文化人,那么,出版引领文化的作用就会凸显。如果没有出版业界的编辑大家、出版大家,那么我们期待的出版对于文化建设的作用只能是自说自话。其二,出版将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职业出版人的出现将有利于改变有些人认为的出版有点文化就可以干的状况,尤其是出版社的社长,未来将由从业有年,又业绩突出的出版人来担任。这样出版的文化理想才能得到更好地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