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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美的良知

2009-04-01张持坚

中外文摘 2009年6期
关键词:松田藤原方正

张持坚

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城的一条小街上,有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从外表看,它和周围的民居没什么两样。但进到屋里,从家具的样式、墙上挂的书画、书橱里的一排排书籍,以及待客用的茶壶、茶碗,无不洋溢着浓浓的东瀛气息。不错,它的主人是位日本老太太,名叫松田千卫。

松千卫和中国本无任何关联,她的家乡在日本山形县。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她和丈夫一家被动员进了移民“满洲”的“开拓团”,落脚在我国黑龙江省依兰县北靠山屯的一间土屋里,开始了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农耕生活。那是1941年3月,松田千卫22岁,女儿出生才100天。

多年前,我去采访的时候,松田千卫已年逾七旬,中国话很流利。她告诉我,那时生活太苦,弄得背井离乡加入开拓团,是希望能过好一些的生活,丈夫安达市助能逃脱当兵上前线送死的危险。然而,上了岁数的公婆难以适应这里的水土,不久相继告别人世。而日军由于兵源不足,将开拓团的男青年全部派往前线。短短两三年间,一个完整的家庭生生地被战争拆散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要求开拓团移民步行到六七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再取道回日本。一大群妇女、儿童,背着大包、小裹,担心被苏联红军发现,不敢走大路,就往山里转,而山里没有路,只好扒草丛、钻树林,带的粮食吃光了,就采野果、野菜充饥。女儿佐智子病死在路上了,她自己也病得不能动了。后来,一个二十八九岁的中国青年来到难民收容所。把她接到了家里。松田千卫说:“我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缩减。为渡难关,政府号召城镇居民到山里开荒种地。松田千卫到炮台山附近去开荒,意外地发现了一大堆日本难民的遗骨。松田千卫很难受。她想,虽然中日两国邦交没有正常化,但民间交往已经多起来了,应该为这些死去的难友做点事了,哪怕挖个坑把他们埋上也好。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这么多日本开拓团的遗骨,是不是要经过政府的同意?松田千卫为此找了政府。

1963年5月2日——松田千卫牢牢地记着这个日子。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她请到办公室,说:“关于掩埋日本难民遗骨一事,已经批准了。中国政府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和那些已死去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现在你们还活着的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都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努力工作,你们都很忙,掩埋遗骨建立墓碑的事就不用你们动手了,中国政府会处理好的,请你们放心好啦!”松田千卫很激动,也感到很温暖。县政府的同志说:“我们一级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请示到了周总理。省里转告我们,说总理有批示,同意在方正建一个日本人公墓。”

日本开拓团难民的基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墓碑正中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左侧下方是“1963年5月立”几个字,墓园入口两侧各写着八个醒目的大字,分别是“中日友好,永不再战”和“真诚友谊,代代相传”。

方正建立日本人公墓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很大震动。—些人开始了“方正扫墓之旅”。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行”更是成了一条“热线”,每年从日本来扫墓的团组有几十个之多。松田千卫成了大忙人,每次祖国来人,她都要去探望,她成了两国民间的友好使者。

1980年6月20日,“日本友好黑龙江省农业视察访中团——扫墓与农业视察之旅”一行二十多人来到方正。车上有一位叫藤原长作的老人,他对公路两旁的秧苗格外注意。扫完墓,老人问陪同的方正县的干部:“你们这里水稻亩产多少公斤?”回答说:“二百来公斤。”“太少了!”藤原长作直言道,“我看你们稻田里的苗太密了,这样根系不发达,阳光也照不透,肯定影响产量。我的家乡日本岩手县和你们这里的自然条件差不多,我用的是旱育稀植的方法,效果很好,一般亩产可达到四五百公斤。”

方正种水稻有年头了,一直沿用的种法是撒籽、密植。稀植苗少能高产吗?翻看旅行团的名册,知道这位老人是个农民,但不知道他有日本天皇授予的“水稻王”的“头衔”。

藤原先生看出了人们的疑虑,想了想,认真地说:“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县里的领导感到很突然。在1980年,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来工作还是件很稀罕的事。然而,当他们弄清了藤原长作的“背景”后,便积极向上请示。正在兴起改革开放浪潮的中国,新风已徐徐而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方正的请求。

1981年谷雨前两天,藤原长作再次来到方正,那年他70岁。他宣布不住县里的宾馆,就住到农民家,给一块水田,配几个助手就行。“丰收了全归村民,欠产了,全部由我赔付。”

老头倔强,说话算话。他被安排在德善乡富余村,借宿在比他小两岁的杜印武老人家。村里划出一块27,4亩的水田供他“试验”。第二天,他就下地修整苗床了。他先在旱地育秧,到了节气便把秧苗插到水田里。秧苗插得很稀,行距9厘米,株距4厘米。插完秧,一望,一片黑色,秧苗遮不住土壤。而四周,农民们用传统的“漫撒籽”方法播种的稻田,小苗已露出水面,密匝匝地一片翠绿,煞是好看。这一来,说啥的都有了。“日本老头那玩艺儿逗人玩呢!”“稀不楞登几棵苗,能打多少粮?”藤原先生听了,笑而不语。二十多天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藤原植下的秧苗开始分蘖了,宽敞的空间,使一棵秧分出的蘖多达三十几株,像扇子一样,欢欢实实地长开了,然后扎扎实实地往上长,真是一天一个样,一棵棵都长得好壮实,瞅着叫人好不喜欢。而当地农民种的,苗密,分蘖少,瘦瘦弱弱地挤在一块,一点不壮实。到秋收完一过秤,藤原先生试验田的亩产347.5公斤,而村民种的平均亩产只有72公斤,其他村亩产高的也就160公斤。人们惊讶了!藤原先生说:日本北方和中国北方一样,是寒地水稻,地温低,灌溉用的井水也很凉,用稀植的方法能充分利用阳光,提高地温,也能改善通风条件。再说旱育稀植靠的是增加分蘖,这样既能提高产量,还能节省种子,降低成本。

然而,传统的势力仍有很顽强的力量,不少农民看是看了,但并不急于仿效。藤原长作理解这一点。1982年初春,他又来了。在县科委和农委的协助下,试验扩大到了7个乡的25个村,面积达到4556亩。藤原先生是想让方正的农民在更大的范围里认识“旱育稀植”技术的科学性。他不顾年迈,一遍遍地站在水田里作示范。农民们过意不去,有的要给他送好吃的,有的要给他人民币当零花钱,他一概谢绝。他很诚恳地说:“我来方正不是为钱,是为这里能多产大米。”他还一再说:“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是有罪的。今天我作为一个日本公民能

为中国做点事,感到非常欣慰。”结果,这年试验田水稻平均亩产377公斤,比县里其他稻田平均亩产高241公斤。农民们信服了。到1983年春,不用动员,全县一万多户农户在4.6万亩水田里采用了“旱育稀植”技术,占当年水田面积的51%。这年灾情严重,又是风又是雨,但“旱育稀植”的水稻仍然获得好收成,平均亩产388公斤,比传统种法高出一倍还多。从此,这项科学、实用、易学的水稻栽培技术,像插上了翅膀,迅速地传开了。

这期间,藤原先生是松田千卫家的常客,品茗聊天之中,藤原先生对方正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和更漏入的了解。

藤原长作的举动,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在他的家乡,对水稻种植理论有深入研究的原正市和佐佐木两位专家,致力于水稻超稀植研究的有马富男专家,也都先后来到方正县,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和完善“旱育稀植”技术,探讨“旱育稀植”技术和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的衔接和配套问题,使这项技术更加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更便于推广。这项工作,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我国的国家科委和农业部门也注意到了方正掀起的这场“水稻革命”,专家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调研,得出一致的结论:“旱育稀植”是项好技术,适合在我国的“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地区推广。国家科委为此专门发出文件,使“旱育稀植”技术在“三北”地区迅速推开。

藤原长作没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很高兴,也更忙碌了,但无奈“分身无术”。跟了藤原先生几年的方正的农民技术员们一个个顶了上去,他们成了“香饽饽”,成了“三北”地区“争抢”的对象。他们肩负着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的委托,把“旱育稀植”技术推广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我从黑龙江调回上海工作后,一直关注第二故乡的建设。也一直吃黑龙江生产的大米。过去黑龙江鲜有大米,就像那首有名的歌曲《松花江上》唱的:“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后来高粱少了,主要品种是小麦、大豆和玉米,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二十多年前每个居民每月配给的大米也就区区三斤。现在完全变样了,黑龙江省已一跃而为我国第一大米生产省,“黑龙江大米”不仅行销全国,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绿色、无污染、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等等。了解内情的我深深知道。“旱育稀植”技术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场由扫墓引发的“水稻革命”,松田千卫当年在提议设立墓地时,怎么可能想到呢?

当了三十多年记者,采访了许多人和事,但真正能留在心灵深处的不多。松田千卫和藤原长作,这样的草根人物引发的和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故事,是储存在我记忆中的“珍品”。我愿深深地为这些有着纯美良知的人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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