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思想源远流长，意蕴丰厚，具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鲜明特质。“贵和”与“尚中”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当我们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时，应该重视古人的“贵和”思想，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贵和”一词，核心在“和”字。“和”在甲骨文中写作“稣”，原义为一种类似于笙的乐器。《仪礼·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也就是说：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才能成乐。由此又引申为和谐。《说文解字》释“和”为“相应也”，意思是鸟儿在树上彼此和鸣。《周易·中孚》：“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就是最好的注解。母子相和，表现的是喜悦之情，故“和”引申为和悦。从和字的产生可知，和谐和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同步诞生的，是古人从自然和人为的现象中领悟出来的思想。但古人并未到此止步，和的概念随同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中国传统“贵和”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一是全方位的和，是无处不在的和，是大和。它体现的是自然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无论从本体论角度还是从方法论角度，古人总是把人与天、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认为社会的规范，以和谐最重要。和谐是天之道。人应该遵从天道，把天道，也就是大道，贯彻到人类社会当中。四是人与人的和谐。所谓仁、义、孝、慈、悌、友、序、别、敬、信等，都是人与人具体沟通、交往的行为准则，其目的都在于使人与人达到和谐和悦的状态。五是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的道德和学问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即孔子所说的“我欲仁则仁至”。孟子认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即，能够保持善心，培养善性，就是在行使天道。不管生命寿夭始终坚持如一，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安身立命的要点在于保持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由此可知，古代“贵和”思想全方位地体现了人生智慧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的大和谐，不但提供了行为的准则，而且还提供了精神的源动力，使我们能够用“心”来感受和的无上价值。

古代“贵和”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重要的是，它与实践保持着紧密的结合。

和的思想曾经体现在治理国家上。《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天保持中和就能发挥天地生养万物的功能。万物间保持中和，万物就能正常地生长发育。中和的核心价值就是天地万物各就其位、各尽其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就是各司其位、各尽其责。为此，儒家提出治国以德的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认为只有从道德人手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人民才能像众星围绕北斗一样，真心地服从。老子则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这一根本原则人手，主张治国应尊道而贵德。由于人性具有趋利的本能，如水之趋下，与生俱来，不待教而自备，因此君子治国，不重诱之以利而重育之以德。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能化物以生；君子所以为君子者，以其能化人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采取行政和法律的强制手段，仅可以使人被动地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耻于犯罪。而采取道德和礼义的教化手段，则可以使人对坏事感到羞耻，从而能自觉地加以制约和防范。人的欲望是天生的，没有满足的尽头，所谓“欲壑难填”。如果单纯地以有限的利来满足人无限的欲，而不以道德来约束人的欲望和行为则社会你争我夺、弱肉强食，永无安宁之日，和谐只能是空谈。

对于社会。儒家是以正名的思想来促进社会的有序化的。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很多，例如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长辈与晚辈的关系、长者与幼者的关系、养者与被养者的关系、师父与徒弟的关系等等。正名的思想就是明确各人在家庭社会、国家，甚至是文化、历史上所担任的角色，明确各色人等在承担不同角色时应当遵循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这些行为规范与准则构成各种社会角色的内涵。每个社会成员在充任其中一个角色时就必须遵守这些规范与准则的要求，做到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老师要像老师，学生要像学生，各人要尽到自己的本份和责任。正名是实现对社会结构的客观表述和规范。正名思想维护的是社会秩序，保持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的融洽，是礼会的安定和谐。任何社会要想安定和谐，就必须保持有序化，秩序是安定和谐的前提。

“贵和”思想不仅体现在治国与治人上，而且还体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孔子就提出“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有修养的人与人相处讲究协和而不主张肓目附和。一般人则相反。何晏《论语·集解》解释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嗜好者相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心地平和不争，但见解思想可以彼此保留的，这就是“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的君子风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也应当保持这种“和而不同”的宗旨，相互间彼此尊重、彼此宽容、和平共处，但文化、思想、信仰、风俗习惯可以保持自己的特色，不必强求一致。即使出现矛盾冲突亦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是符合当代多元文化精神的。我们可以把“和而不同”看作是推动文化健康交流、促进文化合理发展的一条原则。

另外，孔子在个人修养上也提过“君子和而不流”(《中庸》)，认为君子虽然讲究以和待人，但也不是毫无原则地迁就别人，随波逐流。孔子很欣赏这样的人格：“强哉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刚强。什么是“和而不流”呢?那就是和要符合礼义，不能违反道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在儒家看来，“和”与“流”是有原则差别的，绝不因为要讲“和”而媚俗。这一点还可以从孔子对“乡愿”的谴责上得到照应。所谓“乡愿”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分是非，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认为乡愿是对道德的破坏。这里也显示了孔子思想的严肃性和原则性。“和而不流”的思想对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社会矛盾乃至处理国际事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而传统“贵和”思想将为我们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应当为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而感到自豪。

责任编辑：刘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