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建林

摘 要：后发优势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地区）在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信息化的过程中，由于具备后发优势，使其可以直接吸收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经验与管理，因而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后发优势，一些依靠后发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却纷纷陷入“发展陷阱”。后发优势发生逆转，制度性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成因。制度性因素主要由不发达国家自身制度和国际经济制度构成。因此，改革国内制度和改革国际经济制度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后发优势； 制度； 改革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2-0058－06

后发优势是指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在实施赶超发达国家时所具有的有利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后发优势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地区）在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信息化的过程中，由于具备后发优势，使其可以直接吸收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经验与管理，因而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二次大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通过实现一系列的战略与策略，使其后发优势得以显现，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取得成功，有的甚至接近或成为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但是，在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半个世纪以来真正能发展起来的也只有二十多个，这说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后发优势；一些依靠后发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却纷纷陷入“发展陷阱”。

分析后发优势逆转的成因，制度性因素是其重要的方面。这里首先需要分析后发优势逆转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它

是分析制度性因素的认识基础。

一、后发优势逆转的主观与客观原因

发展中国家取得后发优势有的为什么发挥不出来？有的为什么发挥到一定程度会发生逆转而变成后发劣势？

从主观（或内部）原因来看，主要有六点：

一是后发优势战略存在先天不足。即落后国家在实施经济赶超发展战略中，往往会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指标而不顾及成本（包括对环境的破坏）和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漠视，极易滋长急躁冒进和急功近利行为。因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发展得很快，但难以持续发展，后发优势没有长效功能。

二是劳动率水平低和科技水平低。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支撑点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劳动力成本低是与劳动率水平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劳动率水平低又与单位GDP的资源耗量高分不开的。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所构成的产品和服务的优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会被大大抵消。而在国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也难显优势，从而使整个国家经济缺乏总体竞争力。同时，由于科技水平低，自主开发能力差，引进的先进技术难以消化，发展中国家也就难以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使自己处于国际生产的“加工厂”地位，劳动力价格低造成所获得的国际分工的利益份额相应也低。

三是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的限制。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对资源的消耗量很大。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都不强，因而难以通过国际资源采购来支撑本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受自然禀赋与科技条件的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也缺乏；由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容量小。这样，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市场的开拓来发展经济之路就比较窄，而参与由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控制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其后发优势所能占有的空间极其狭小，所得利益也很少。

四是经济过热提高了商务成本。不少发展中国家对后发优势的发挥都持乐观态度，不少国家都提出了“提前”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加快了推进现代化的步伐，致使出现经济过热，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并且吊高了高收入、高消费的“胃口”。这些综合因素推动了包括工资在内的商务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后发优势中劳动力价格低的竞争力。

五是政府运作成本太高。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赶超战略。政府在动员和组织生产要素加快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太多，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低等弊端也成为严重抵消后发优势的重要因素。

六是难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少发展中国家，因受宗教、种族、部落、民族、国内统一、与邻国摩擦等诸多矛盾困扰，社会动荡不安，政权不稳，乃至爆发内战，难以实现或难以持久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后发优势发挥的载体不强或不稳。

从客观（或外部）原因看，也主要有六点：

一是全球资源日趋紧张而对后发优势的制约。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0倍，但对资源的消耗量却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总和。在以矿产物质为主要资源的存量和开采是一个既定量的前提下，在人类尚不能很快地寻求和开发出替代性的资源情况下，资源的稀缺与价格的猛涨严重地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原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资源缺乏和价格上涨所制约与抵消。

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对后发优势的制约。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后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却进入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阶段。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绿色壁垒”越来越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保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和生产绿色产品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对劳动力成本低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的制约力。

三是先进技术转移的限制条件对后发优势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可以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先进技术的转移受到两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方面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愿不愿意将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不具备接受先进技术的能力。虽然现在先进技术的国际间转移与扩散是必然的，但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却表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将本国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都是自己研发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主要还是在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转移，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吸收到的先进技术，最多只是二三流的，这就对后发优势理论中认为的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先进技术实现跨越性发展的可行性大打了折扣。

四是世界专利保护力度的日益加大对后发优势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在追赶战略中多采用“拿来主义”，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等，采用模仿策略进行仿制。这种策略曾在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取得成效。但是，随着世界专利技术的保护力度和全球“反假”的不断加强，再实行这种策略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客观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赶超。

五是高科技产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对后发优势的制约。高科技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高科技产品生产过程中，从事操作性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低已不构成商贸优势，从而也就严重消弱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严重挫伤了后发优势。

六是经济全球化对后发优势的制约。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开放，另一方面也使各国政府，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府试图保护民族企业、保护国内竞争力弱的行业的行为受到限制。这样，经济落后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政策保护能更多地发挥后发优势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二、后发优势逆转的自身制度因素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卡尔•冈纳（Myrdal Karl Gunnar）对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11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了分析，揭示这些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不仅在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条件不良、生活与工作态度消极，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滞后。这些制度因素包括：阻碍农业进步的土地所有制度；没有建立起企业、就业、贸易和信用制度；国家内部不团结；政策不稳定和效率低；行政部门不够清廉；地方自治政府无能等。这些制度因素相互关联，互为因果，进而对生产力、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不利影响。另外，生产力、居民收入和生活（尤其是教育）水平低下又使制度上的缺陷持续存在。这些制度上的缺陷缘于政治的普遍参与程度不够和体制僵化，以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等。

因此，缪尔达尔认为，不发达国家要取得发展不仅要重视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更要重视制度的变革。为此，他在《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穷的研究》一书中恳切地提出：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打破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等级制度，使人们在地位、财富、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平等是促进生产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制度和态度的改变意味着要改变所有陈腐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以增进劳动效率，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机会均等；国家团结、政府部门既要有权威又要有效率、不能存在敌对集团。只有这样，才能坚定有效地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同时他还指出，国家要团结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政治的民主意味着政府行为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并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应该允许人民拥有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基层的民主是指中央政府应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地方政府或区域组织，使它们能处理自身的事务。这样能使政府的发展政策，经由人民大众的合作和共同承担责任而减少阻力。

对于如何消除不发达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缪尔达尔的改革主张的中心是“平等”。为此，他提出了三项主张^{[1］（pp-511-512)}：

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尽管不发达国家的土地状况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租佃关系严重妨碍了耕种者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阻碍了农业现代化。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是很低的，这说明不发达国家迫切需要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这种改革，并非只有私有化一种途径，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应因国而异。可以把土地平等地分配给耕种者和其他缺乏土地的人；可以组织合作农场；也可以把土地收归地方市镇或国家所有；还可以组织资本主义式的农场。

二是进行教育改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起了阻碍作用。一些不发达国家一再宣布扫除文盲，举办成人教育，发展初级教育，可实际上没有这样做。现实情况是，在大量学龄儿童未能入学的情况下，中等教育发展得比初等教育快，而高等教育又比中等教育快。而且这些中等和高等教育，主要不是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而是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为了获得学位以谋取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因此，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农村和城市贫民区，甚至不愿到工农业生产一线去工作。只有改革这样的教育，才能促进发展。改革的内容是：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停办一些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或改变其教学方向；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以便培养更多更好的教师、医生、技师和农艺师等。总之，改革教育方能使教育实实在在地为提高生产力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三是进行权力关系的改革。许多不发达国家，权力掌握在特权集团手里。特权集团包括地主、实业家、银行家、大商人和政府官员。这些人的大多数只顾自己发财致富，而不关心国家的发展。所以，要进行权力关系的改革，使权力从上层集团手里转移到下层人民大众的手里。

缪尔达尔对亚洲一些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的分析，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阻碍发展中国家跨越性发展的国际经济制度因素

在研究阻碍不发达国家跨越性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时，只看到不发达国家自身制度的落后，甚至认为其起了根本性、决定性作用，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阻碍不发达国家跨越性发展，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此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有识之士，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巴兰•保罗•亚历山大（Baran，Paul Alexander）指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物质、文化进步，无论在时间顺序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平衡的。”“在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进步，仅局限于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而东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拉丁美洲、亚洲（更不用说非洲了）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则处在社会落后、经济停滞、生活贫困和精神痛苦的阴影笼罩下，经济不发达国家生产率始终很低，人口增长却很迅速，生活水平自然也就每况愈下。”巴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虽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社会制度的实际转变过程中受到的“双重剥削”，即不仅封建领主的剥削没有削弱，而且还增加了资本主义方式的压迫^{[2］（pp-39-40)}。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威廉•阿瑟（Lemis William Arthur）认为，国际经济秩序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1］（p-416)}。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处于不利地位。这是由于其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的地位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率低，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低下，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来改善不利的贸易条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即前者生产要素价格高而后者生产要素价格低，国际贸易给它们带来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是贸易使发达国家获得很高的人均收入，带来了对制成品的大量需求、进口替代的种种机会和迅速的城市化，同时国内财富积累率也很高；而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状态。

第二，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这有两个不利之处：一是国际经济波动将通过价格传导和资金流动机制影响发展中国家，使其抵挡不了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是例证；二是债务费用迅速增加，使其负担沉重。

第三，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出口制成品，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状况却没有根本改变，而是由一种性质的依赖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依赖。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却难以消除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因为从理论上讲，缩小这种差距的办法是发达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实践中看，如果发达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放慢①。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并严重地拖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也深受其害，就是最好的说明。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尖锐。埃及经济学家阿明•萨米尔（Amin Samir）认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掠夺，并且认为国际经济制度与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性是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阿明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秩序安排，已由不平等的贸易转向“不平等的剥削条件”所取代。他分析道，“外围国（指欠发达国家——笔者注）现代企业中雇佣工人受剥削程度甚于中心国（指发达国家——笔者注）同类企业的工人”，但欠发达国设备落后企业中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率却低于发达国。如果后类企业雇佣工人远远超过前者，以及前类现代企业广泛使用资本节约型技术时，这个国家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及平均利润率）就低于工业发达国。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欠发达国的不同部门或不同企业之间的劳动力的剥削率非常不平等，其差异程度大于发达国；二是尽管欠发达国的平均剥削率可能低于发达国，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部门的剥削率却较高。换句话说，即欠发达国的资本利润产出率（即剥削率）会高于发达国。这是发达国资本输出的原因。同时阿明还认为，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自然资源、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人力资源和人类环境）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这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财富增长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1］（p-15)}。

四、坚持改革，消除后发优势的制度性障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实现跨越性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消除制度性障碍，尤其是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展到一定程度而面临逆转甚至有可能陷入“发展陷阱”时，更应以坚持改革来突破发展瓶颈。对于国内的制度性障碍和国际性的制度障碍，发展中国家都应以改革的态度对待之。但是，在理念与方法上须有所区别。

对于国内的制度性障碍，发展中国家应充分意识到其危害性，要有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把改革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会有更多的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因此往往比较热衷用技术模仿来替代制度模仿。技术模仿替代制度模仿的策略，在短时期或一定时期确实可产生显著效果，但是难以持续发展。因为，制度改革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易触及既得利益，而更多的技术模仿反而会使制度改革延续。如果制度不改变（这里所指的制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指土地所有制、企业制度、就业制度、贸易制度、信用制度、权力制度等），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代价极大，它可能使后发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可能使后发优势发生逆转而成为后发劣势。仔细观察，凡是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是在引进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的同时，对自身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而那些陷入“发展陷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自身制度不变革或不进行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打开“国门”引进外资。有些国家意识到制度性障碍的危害，但在自我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掌握改革的主动权，结果虽然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但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与原有的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以致导致了社会动荡、国家内乱甚至分裂。

发展中国家面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经济秩序，关键在于要有科学的理论与科学的策略。当前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经济秩序是由国际分工和各国的产业结构为基础形成的，而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结构则是由各国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实力所决定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结构中占有优势地位，是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长期剥削的结果，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已形成的这种格局难以在短时期打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而世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变化使各国的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地调整与变化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围绕着高附加值、高利润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下游产业展开，同时将附加值低的产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要承认这种现实，正视这种现实，善于抓住机遇，通过利用外资和全球市场，引进、吸收和发展高新技术，适时地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在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投资重点从过去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如能接受这种转移，那么其产品的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就会迅速上升，新的高层次产业的发展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产生新的进口需求。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实力与科技实力增强了，就能有效地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结构的格局，从而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秩序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认为由于国际经济制度与秩序的不合理，便拒绝参与合作，甚至与之对抗，非但不能改变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环境与地位，还会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的政策也是不尽合理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格局的形成，也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主导地位而造成的。目前，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的60%以上，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占全球贸易量的1/3以上。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超过80%，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初级产品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到20%。在服务贸易上，发达国家更是据有绝对优势地位，服务贸易比重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1980年的16%上升到2004年的25%，其中，发达国家所占的份额超过80%^{[2］（p-15)}。但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同经济规模却呈负相关关系。发达国家的贸易作用主要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低且差距大，经济规模大不一定国内需求和内销的比重就大，反而造成出口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度增大。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要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加，一些产业已构成对发达国家的威胁，因此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即由过去的单边贸易自由化原则转为双边的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并用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来约束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往往处于不利境地，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度很大。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刘易斯提出：“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相互之间进行更多的贸易，而不至于那么依赖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粮食和劳动力。它们可以结成关税同盟，从区域一体化中得到好处。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宜过多依赖出口，眼光应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的关键是，突破面向国内市场工业生产所受到的限制——50%以上的劳动力生产国内消费的粮食而剩余农产品很少，要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在于改革粮食生产状况，使农产品有剩余，可以养活城市人口，因而为国内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奠定基础。如果我们能在国内进行这种变革，那么，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1］（p-416)}

五、对中国后发优势的一点思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基本方面仍然是好的，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可以这样说，我国是一个后发优势发挥得比较好，实现赶超战略取得成功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但是，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遭遇到能源、资源的告急，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商务成本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加等困难。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我国的后发优势的能量是否释放完毕而将发生逆转？我国会不会陷入“发展陷阱”？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将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结合起来，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导权与主动权，使改革能有序推进。但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制度性障碍的阻挡期，其突出表现就是体制改革的速度与深度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体制滞后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显著。此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广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要求全党“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由此，我们应更加明确，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并加快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步伐，才能使我国的后发优势持续地发挥功能。否则，也有可能陷入“发展陷阱”。

中国要避开“发展陷阱”，一要通过积极参加与国际分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促进自己发展壮大。二要在承认国际经济与秩序的现实性基础上，团结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修改相关条款使其逐步对己有利。三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应尽量用谈判协商的办法来争取“双赢”结果，避免“两败俱伤”。四要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率（尤其是农业生产率）和人民（尤其是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扩大内需，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我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上的实力与发言权。

消除后发优势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这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后发优势的技术性发展更为艰苦与更为复杂，并且充满着危险与变数。我们要正确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继续推进改革深化的精神指导下，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继续实施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战略不动摇，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注释：

①

《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晚版2005年10月3日载文认为：中国今年的贸易盈余……有望逼近1千亿美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还是有许多不安因素。其中之一是美国经济走势。即使被说成是贸易大国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是，中国的这一比率已达70%。如果美国经济失速，中国的出口就会减少，企业和就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转)姚开建，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张伯里.当代世界经济[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岳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