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梧

每年春晚过后，总会给当年留下一些流行语，而且大都来自赵本山的小品。从“忽悠”开始，到这几年“那是相当地”、“你太有才了”等等，无不成为平日大家调侃谈笑的作料。今年春晚赵本山与小沈阳搭档的《不差钱》，毫无例外又增添了新的流行语，“我们不差钱”成为牛年里人们的口头禅。

本来，影视作品里面的经典台词成为一定时候的流行语，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有些流行语事隔几十年依然难以忘怀，比如《南征北战》里国军军官所说的“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闪闪的红星》中“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等等，在某种语境和场合中稍带而出，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轻松效果。可是，今年“我们不差钱”的流行中，得到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轻松，还有略带苦涩沉重的味道。特别是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新址辅楼发生大火的次日，手机里短信内容里无不突出了“不差钱”这句话，令人苦中带笑。

一个年代、一段时间出现什么样的流行语，没有任何的规律性，也不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而产生。特别是来源于民间的流行语，谁要去计较和追究，只能是自讨没趣。但流行语之所以能流行起来，肯定是迎合了公众的某种趣味，在大家心目中引起共鸣并产生愉悦，才能口口相传，会心而笑。去年春晚，主持人有意识将“那是为什么呢?”推荐为当年流行语，结果并没有多少人应声。而今年的“我们不差钱”并没有在舞台上有特意反复地强调，却在一夜之间流行起来，在很多事情和场合上立即被大家“活学活用”，说明这句话的确挠到了公众的“痒”处。

那么，公众的“痒”处在哪里呢々问这样的问题，又会有无聊之嫌。尽管春晚在严格的审查把关中，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效果和影响。但是作为观众，大年三十闺家团圆图的就是一个乐字。“不差钱”是所有节目中最能逗乐的一个，乐在大家都能看懂，乐在这样的荒诞事情似乎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乐在角色的每个尴尬和无奈是那样的真实；在我们心灵上立即就能引起共鸣。“不差钱”传达的内容再简单不过，为了能踏上能让人一举成名的“金光大道”，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差的都不是钱，而是代表着关系与后台的“毕姥爷”。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去寻找他、贴近他，尽管年过半百的人，也得认自己的晚辈为“姥爷”。大家最忌讳欣赏小品时，要思考它所体现的什么“意义”，得到的什么“启示”，讨厌里面贯穿的教化作用。但是，“不差钱”之所以逗人乐，恰恰大家领略到了其中的潜台词，看到了山里穷人要想“翻身”所必须作践自己的现实普遍性。于是，笑痛肚皮的观众都体会到了《不差钱》折射出的批判意义。

由此看来，对流行语的出现，完全认为是因为它的新奇、上口、另类，只是一种娱乐化的现象，可能会低估了它的作用。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流行语的频繁出现与在青年人中成为特定语言，已经非影视所及。“很黄很暴力”、“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你很国足啊!”，“我只是在做俯卧撑”、“正龙拍虎”“秋雨含泪”……每一个网络流行语的出现，都有不同的事件为背景，里面集中着情绪和愤懑，体现着无奈与嘲讽。如果无视它的存在，恐怕是对民意民声的一种疏忽漠视。“我们不差钱”的流行，有人认为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危机。此话虽有点危言耸听，可要是联系到当前金融风暴中许多企业的命运，联系到几百万求职无门的大学毕业生的境遇，联系到春节后近2000万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悲哀，联系到被披露出来的种种官场腐败的丑恶，你就能理解到这句话能广为迅速地流行，的确烙着这个时代的印记与色彩。尤其出现在广大青年中的流行语，更容易相传运用。如果不加以正确关注和引导，很难说不会淤积成为新的危机。

中央电视台成功举行了又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诞生牛年的第一条流行语，可又集中地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愿，我们都不要光从娱乐的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