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芳

刘少奇是一位身居高位的人民公仆。他，因平凡而伟大，因伟大而显得平凡。

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衣食父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是儿子就要为父母、为亲人办实事、办好事，因此，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他终生的追求。人民的衣食住行怎样？人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能为人民办些什么事？这些都是他始终思考的主题。

以下几个文物故事，就反映出了这位平民主席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刘少奇创办的《江淮日报》

1941年2月2日出版的《江淮日报》第53号，报纸长52厘米，宽37厘米。第一版报头上有“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二日”“星期四”字样。报刊刊名为“胡服”（即刘少奇）的手书印刷体，整版呈黄色，有多处破烂并有折皱。它是2003年江苏省东台市程源捐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领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领导机关到达皖东。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1940年12月1日，《江淮日报》（初为四开一张，不久即改为对开大型日报）在江苏盐城创刊了。刘少奇兼任社长，王阑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苏北地区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时说：“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已于12月1日在盐城出版，订购者甚多。”《江淮日报》是继延安《新中华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之后，我党公开出版的第三张大型日报。

《江淮日报》先后作为中原局和华中局的机关报，一直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为了使报纸办得有生气，刘少奇指示，除每天登3000字的延安电讯外，要抓住重点，多登群众爱看的新闻报道，也要注意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他还要求，《江淮日报》要面向一亿人口，要使报纸直接成为对敌伪顽斗争的武器，要对敌伪顽的反动言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该报的重要稿子，刘少奇都要亲自审阅修改。皖南事变后，该报总编辑王阑西接连写了10篇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这10篇社论，都经过刘少奇的审阅修改，常常是夜里十一二点把社论草稿给他送去，次日凌晨两三点，刘少奇改毕退回。每天报纸一到，刘少奇也要先看，而且善于从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刘少奇兼任《江淮日报》社长期间，十分关心党的新闻工作。他和陈毅曾几次策马同行，来到《江淮日报》社检查工作，与记者、编辑、排字工、印刷工亲切交谈，要大家艰苦奋斗，认认真真地办好党报。凡是重要的文稿，刘少奇都坚持亲自审看清样。有一次，报纸上搞错了一个字，已经印刷了一大半。有人认为这个错字无关紧要，刘少奇发觉后，立即指出办报要对党对人民负责，要注意宣传效果，下令重新印刷。

《江淮日报》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各阶层人士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尽管受敌后交通不便、设备不足等条件限制，但《江淮日报》日发行量仍达万份。它除发行到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到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城市和大后方重庆等地，香港以至东南亚华侨社团有时也能看到《江淮日报》。

因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盐阜地区实行夹击围攻，为使敌人搞不清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去向，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指示，该报于1941年7月22日停刊。

《江淮日报》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但对于推动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选国家主席时穿过的中山装

1959年刘少奇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国家主席时曾穿过一套中山装，衣长76厘米，宽45厘米，重1280克；裤长105厘米，腰围92厘米，重850克。此制服为黑色毛料，上衣内全挂羽纱。衣外有4个口袋，衣内左右各一个口袋，右边内口袋上有一“北京雷蒙”商标。裤子的两膝盖处挂羽纱内胆。制服保存完整，但已陈旧，衣领有磨损、已褪色，衣袖磨破并有污渍，掉了一粒衣扣。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套制服连同其它物件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被退回给王光美。

1983年11月，王光美率子女前往花明楼刘少奇同志故居参加刘少奇诞辰85周年的纪念活动，故居负责人喻孟成提请王光美征集有关刘少奇生前遗物资料，以充实故居辅助陈列内容。同年12月，王光美便托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秋月带回一批遗物资料交刘少奇同志故居，其中就有这套中山装。2006年11月，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4月27日，大会进行选举，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场上，与会代表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祝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当选。掌声中，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刘少奇，习惯性地用手梳理了一下几乎全白的头发，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主席台站起来，与大家一同庆贺。当晚，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群众敲锣打鼓，举着旗帜标语上街游行，

从会场出来，刘少奇坐上车静静地回到中南海西楼甲号楼住处。会场上的掌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但他的心里却感到很不轻松，高兴不起来。“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在危难时刻就任国家主席，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

二届人大传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刘少奇办公室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和他的子女家人们，早已等候在门厅。刘少奇一进门，大家一齐迎上前去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可是，刘少奇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向大家点了点头，便又像往常开会回来一样，匆匆地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默默地目送他走进办公室，大家从刘少奇的表情上仿佛又读到了他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如今，每当人们看到这套中山制服，就会联想到刘少奇在国家主席任上，努力做了《宪法》规定的应做的工作。如代表国家接受许多国家驻华使节递交国书；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和其他外宾，宣传我国所实行的方针政策和建设成就，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会议，研究、讨论、制定工作的计划、方针和政策；多次公布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特赦令；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朝鲜等国，签署文件，加强与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特别在1960年到1962年间，他大力纠正由“大跃进”引发的严重的“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刘少奇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全国人民的肯定，因此，在1965年1月3日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直到最后逝世。

回乡调查时坐过的木椅

1961年5月5日，刘少奇回家乡作农村调查时亲自去农民李桂生家坐过的木椅，椅高70厘米，长26厘米，宽35厘米，重2805克。该木椅由坐板和靠背两部分组成，坐板是用竹篾条镶嵌的，其余均为木料（松树）。1984年10月，为充实刘少奇同志故居的辅助陈列内容，在炭子冲柘木冲李桂生家征集的。征集时已破烂，当年11月按原样修复。现收藏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它充分体现了刘少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注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94年7月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李桂生，湖南宁乡花明楼人。1904年出生在罗家塘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比刘少奇小两岁。少年时曾与刘少奇一起学习、劳动和玩耍。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直到刘少奇到长沙去读书，两人都是经常在一起劳动的好朋友。1961年刘少奇回故乡调查农村情况时，李桂生正负责安湖塘生产队的耕牛饲养。5月4日，刘少奇便请李桂生到炭子冲旧居去晤谈。当李桂生来到炭子冲时，只见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恭敬地站在屋门口迎接他。刘少奇一见李桂生，便对王光美介绍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同学，看牛、刈草的老朋友！”然后一把握住李桂生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深情地凝视着，两人好久没有说话。刘少奇拉着李桂生的手进到里屋，他和王光美给李桂生敬烟、送糖和泡茶，一边与李桂生谈起幼年时的往事。刘少奇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看牛、刈草和洗冷水澡的事吗？”李桂生感慨地说：“记得很清楚啊！”

第二天，刘少奇和王光美一道又去李桂生家登门拜访。刘少奇坐在木椅上，与李桂生交谈了一些农村情况、公共食堂以及退陪问题等。接着，刘少奇在李桂生的陪同下，看了他们小时候游过泳的安湖塘和塘基下的一片农田。忽然，刘少奇指着前面的一大片鱼池子，不解地问：“那里原来不都是水田吗？什么时候挖成了鱼池了？”

李桂生满肚子怨气：“这是大队书记王升平干的好事，说什么要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良田挖鱼池，馊主意咧！”

“养了鱼没有？”

“没有，一丘丘良田，变成一池池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

刘少奇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干了吗？”“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有一年干旱，塘底干得晒得谷，但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他俩边走边说，进了安湖塘屋场的食堂。食堂里，又乱又脏，灶屋里空无一人。方格蒸笼，几格架在锅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的饭钵子没有洗，堆在案板上。一堆莴笋叶子，放在渍湿的地上。李桂生告诉刘少奇：“这是全食堂的人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望着眼下的食堂情景，刘少奇一阵心酸。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采用李桂生的提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接着，刘少奇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调整措施，很快扭转了农村的困难局面。

这把普通的木椅见证了刘少奇1961年的回乡调查，体现了刘少奇平易近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调查时用过的望远镜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藏品中，有一架珍贵的望远镜，格外引人注目。上宽11.2厘米，下宽21.5厘米，高18厘米，重690克。左右镜筒及连杆轴上均有英文“JAPAN”的标志，这说明是日本产品。颜色为黑色，由一个棕色猪腰形状的背式牛皮盒装着，盒内为绿色平绒。此望远镜是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外出调查视察时使用过的。如1961年回乡调查时使用的就是这架望远镜。每当人们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想起在天华山上刘少奇手持这架望远镜，神情忧郁地眺望远方的镜头……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同时也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了湖南农村进行蹲点调查。

当时长沙县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出名的先进单位，刘少奇决定前去看看这个“红旗大队”。然而，一到天华大队，刘少奇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像汇报中的那么好，虚报浮夸严重，群众生活困难。这里的干部还多了一个“先进”的包袱，不愿揭露问题。

从4月12日起，刘少奇居住在天华大队王家塘生产队一间阴湿的破土砖房里，两条长板凳上搭了两块门板，上面铺些稻草，算是一张床。一张破旧的三屉桌周围放了三条板凳，桌上一盏煤油灯。刘少奇就在这间卧室兼办公室屋子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住就是18天。几乎每晚刘少奇都要工作到午夜之后。

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在调查中，刘少奇感到食堂问题是影响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对此，刘少奇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刘少奇除了召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外，还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找老人、妇女、青年等个别交谈，实地体察民情，每到一处，他总是鼓励群众如实反映情况，讲真话。当他了解到天华大队因办公共食堂烧柴多，破坏了山林，他便亲自到海拔430米高的天华山实地考察。山虽不算高，但上山路窄，雨后路滑，给攀登增加了困难。沿途一位陪同人员看到63岁的刘少奇登山很吃力，顺手砍了棵小树给他作手杖。刘少奇拒绝了，并且神情严肃地批评说：“你怎么能随便糟蹋一棵小树呢？这棵小树长成这么大要好几年呀，再过几年它就可以长成栋梁之材啦，你们要爱惜这里的一草一木啊！”在山顶，刘少奇拿起他那架一直带在身边的望远镜，极目远眺，环顾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本来是一幅美丽的景象啊！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田地荒芜，山林稀疏，鸡犬之声全无的萧条景象。他从这架普通的望远镜里，仿佛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农村，心情十分沉重。

在下山的路上，刘少奇对随行人员说：“看来，公共食堂的争论可以下结论了，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办公共食堂既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人民生活，食堂不解散不得人心！”

回乡期间，刘少奇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写了数万字的笔记，获得了大量的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在当年5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结论及时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作了修改，正式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这一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全国范围内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农村调查，是刘少奇带头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次成功的伟大实践，充分表现了他艰苦朴实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望远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查抄，交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被退回给王光美。1987年3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建馆办负责人易凤葵、何光国等人到王光美家征集有关刘少奇生前遗物时，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1994年11月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