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利

[摘要]鲁迅已经被无可否认的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不难发现，鲁迅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成熟的过程，东渡日本后，鲁迅于1908年接连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三篇文言论文，对他以后的思想起了很大的铺垫作用。

[关键词]精神界；战士；三篇文言论文

1902年，怀着青年人的梦想，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日本求学时期，在此期间，他于1908年接连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三篇文言论文，这可以说是鲁迅拉开了其作为一位文化战士笔耕不辍、不屈不挠战斗一生的序幕。鲁迅初到日本的四五年间，是其思想转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鲁迅的思想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光也越来越深刻，而1908年接连发表的几篇文言长篇大论，正是这次“思想革命”的成果。当他面对儒家文化掌管的中国现实时，自己的这种感情却不得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击，他也不得不对儒家提出质疑，终于他接受了尼采的建议：“求古源方尽者，将求方来之源，将求新源。”——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个时候，鲁迅并未对“古源”（我以为正是儒家的治世思想）有太多的批评，甚至当他痛斥中国自古缺少“撄人心”之作时，也决不明确地把矛头对准孔子，却独拿老子开刀，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在安人心、抚民怨方面岂不更甚！——个中滋味，也许你我都无法体味得到。

在鲁迅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不但有如鲁迅先生之后回忆的清朝留学生的刺激，更是当时日本流行的思潮的冲击。这两者的影响，终于使他弃医从文，转向精神领域。据许寿堂回忆，鲁迅大约在弘文学院时，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他经常跟许寿堂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中，对于中国人“国民性之陋劣”，鲁迅先生在随后是一步步探寻并严酷批判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时他的理想还在于建立“理想的人性”，即“立人”。但观其一生，气势前其他主要是“寻”“人”，后来当其逐渐成熟，越来越弄不懂现实——“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时，就转为“批人”，即“找出病根，寻求疗救的注意”，而把“立人”的工作，留给了后人，所以，“立人”的理想，我认为对于鲁迅先生来说，逐渐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伤痛的梦。

也是在这个时候，鲁迅碰到了尼采。那么，又是什么使鲁迅和尼采之间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亲和力？

诚如今天的鲁迅研究者所指出的，此时的尼采正是以“药方”的姿态出现的，在鲁迅看来，尼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从而达到“改进人类（立人）”的主张正是此时的中国所急需的。在这一点上，我不想赘言。不过我想，在思想认同方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进化论”的问题。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据说是当时鲁迅所接触到的尼采的唯一著作）一文中，尼采曾经说：“猿对于人类是什么？一个讥笑或一个痛苦的羞辱；人对于超人也是如此，一个讥笑或一个痛苦的羞辱。”[1]尼采的这个“猿——人——超人”的貌似进化论的链条，也让鲁迅深有同感。因为在这中间，鲁迅一致认为尼采“剌取达尔文进化论”，而这恰好与他在南京读书时因酷爱严复译的《天演论》而培养起来的进化论信念颇具一致性，从而也拉进了二人之间的距离。当然，诸如此类的思想的共鸣是不可少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唯一原因，充其量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乃是尼采的那种反叛权威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恰好与这位此时满腔热血的青年暗合，同时，在一个基督教的天下，尼采依然几乎放肆的狂嚣“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敢及为此而苦苦跋涉的孤傲也给了鲁迅极大的鼓舞。唐弢也曾经说：“我人为鲁迅主要是将尼采作为一个诗人或文学家来介绍的。”[2]因此我想，在鲁迅的眼里，尼采也许首先应是一个文化先驱、精神领袖的形象，然后才是一个说教的思想家。

在这个时候，“重尚武，鼓吹复仇，不仅使鲁迅的特点，而且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3]此时的鲁迅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烈士都有很好的关系，同时，主办《民报》、站在革命前列的章太炎其时正在日本，并给清国留学生开课。鲁迅就是他的忠实听众之一，在思想和学术上深受他的影响。后来，鲁迅回忆说：“前去听讲也是在这个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另据《鲁迅传》的记载，有一次，章太炎先生问文学的定义，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发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虽然鲁迅的回答未得到老师的褒扬，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并盛赞拜伦文章中“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另一方面，从鲁迅先生早期的这几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鲁迅对诗尤有嗜好，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甚至说“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荒地，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这与他后来对诗的态度好像大相径庭，但我想，同样的道理，“在讽刺诗里，僧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4]

“在正确地把摩罗诗人理解为现实的反抗、行动之后，至为关键的是要读出其中的价值内容。其实这个内容就是爱：爱生命，爱生活，爱自己，爱他人 … 他们多是破坏者，抗争者，是魔鬼，是反抗上帝的剑客，同时是上帝的消毒者，而拯救着上帝的人，是博爱的人…没有爱在其中的反抗和革命，在鲁迅是不可想象的。”[5]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我们渴望流着眼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远，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6]

鲁迅先生借奥古斯丁的话说：“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报希翼而求足爱者也。”

读了以上几段话，无需再做任何注脚。不过还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此时的鲁迅是把构建在人道主义关怀之上的那份感情通过中国的国民转移到了对国家的爱上，毕竟，在鲁迅那里，也即是在传统中国人心中，个人永远是属于国家的。“任个人”绝非“无政府”，“爱人”首先是“爱国”。例如，在《摩罗诗力说》的起文，鲁迅并没有直接引入正体，而是首先对“古文明国”逐个进行了剖析，我想，这其中应该包含了他对中国几多的忧虑！而在《文化偏至伦》文末的“眷念方来，亦已焉哉”的哀叹中，又到处了他对中国前途几多的失望！

终其一生，鲁迅先生一直一个启蒙者自居。[7]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文坛，由于鲁迅的存在，再也不那么平静了。战士最重要的使命也就在于破坏，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战士，而鲁迅的一生恰恰处于这样一个生产战士的时代。有人把鲁迅的性格归结为：“任真太认真、冷静乃至冷酷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后期，更像一个冷眼直视的思考者，不过我认为，支撑着一切的，还是他年轻使得这种勇气、爱的热望、不媚于世俗的摩罗之美、以及戴着点乌托邦式的理想，所以，以“精神界之战士”称谓鲁迅先生，即使观照先生的一生，也不为过！

注释：

[1]尼采著，伊溟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6 .

[2]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

[3]郑森淼.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54

[4] 周作人.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

[5]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 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 1999:226

[6]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56，（转引自《鲁迅的生命哲学》，同上）

[7]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着人生。”《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2页。

作者简介：程利（1984—），安徽大学现当代专业研究生，现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