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到底是“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还是“高投资必然高储蓄”?

最近我们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

逻辑是这样的：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或者说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这些储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一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产出(通货紧缩)。为了免于通缩，于是扩大投资成了次优选择。通缩成了逻辑的起点，而它本应该是高储蓄的逻辑归宿。

中国高储蓄率的由来

还是回到起点，看看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怎么来的。

现在关于中国家庭储蓄率的解释相当充分。中国的人口参与率还在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人口红利依然为正，加上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改革等，所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近20年来一直维持在高位20％上下，低的时候17％，高的时候22.9％，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印度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前(上世纪90年代前)，家庭储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以上因素足以解释，中国目前的家庭储蓄率是符合一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

但是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

一切尽在不言中。人口红利、工业化、城镇化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率的合理性，却无法解释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激增。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我看这是官方最近为扩大投资的合理性所作的注释。当然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但也不尽然。我们看到，大部分私人部门获得融资的成本，要远高于国有企业。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掌控在谁手中。

而笔者以为，“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似乎倒是“必然”的。投资拉动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将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与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大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会越来越无法消费掉投资形成的产能，这些产能只能销往国外，变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会彻底完蛋。

而我们现在的办法居然是，期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笔者要问，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

目前，我们自己在给自己造一条“悬河”，储蓄会越来越高，而消费越来越小。

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当然，如何促成的这个循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在一个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于是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着低廉的资金价格，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超低的环保标准，超级的税收优惠。当然，这些更多是流向符合政府利益的方向和部门。

林毅夫教授曾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为经济体制中有三方面的剩余扭曲，包括金融上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和垄断暴利。

首先是金融结构的扭曲。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往往是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用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还不能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此外，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压低了利率，导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从而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

其次，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至今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

最后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而这些垄断部门很少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企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

根据中欧商学院学者黄少卿测算，由于人为压制存款利率，企业部门至少少支付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给家庭，约合7850亿元；若企业部门给2亿农民工支付了占他们工资总额20％左右的社会保障金，约合4000亿元：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亿元。仅此三项，中国的家庭在2007年就可以多收入1.455万亿元。

而这部分收入如果留在企业部门，则100％成为了储蓄。如果转移到家庭部门，按照当前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0.3计算，则这一收入结构的调整将使中国减少大约1万亿元的储蓄，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储蓄率下降足足4个百分点。

这种调整还没有考虑改变资源配置方向的根本性的结构性变革。比如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比如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

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才有利于就业，有利于收入。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能形成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中产阶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一个何等的光明前景。

所以，解决中国储蓄率的问题，到底是用一个高的投资率去维系一条高储蓄的“悬河”，还是进行结构改革、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储蓄率过高的应对政策

日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对于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企业储蓄增长是中国储蓄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减少企业”强制性储蓄的关键所在。

中国储蓄率持续偏高，主要是近年来民营企业强制性储蓄所致，应对之策是放开民间投资，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周小川认为，政府在分析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后，再度意识到民营企业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一个更广阔天地。

周小川指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储蓄率不平衡，中国的储蓄率总体水平偏高，储蓄额目前占GDP总额的比例超过50％，而在其他国家中，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这项比例也只有30％多。

中国的储蓄分为政府、企业、家庭三部分：政府储蓄近年来增长较快，但基数低；企业储蓄增长是中国储蓄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家庭储蓄率变动很小，但基数很大。

中国长期储蓄率较高，主要是因为存在“强制性储蓄”问题，在企业领域，

“强制性储蓄”表现为部分投资领域管制较严，没有彻底放开，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使得民间投资不能更积极地参与进来，这种限制在服务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实际操作中还会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考虑，例如，电信服务等行业要不要对民营企业放等。

对于如何发展服务业，周小川认为，中国税收结构中存在的部分需改进之处，也会在行业准入方面产生歧视，例如，目前绝大部分服务业仍然缴纳营业税，由此造成的成本负担过高问题使得一些公司在成立时就遇到困难，因此形成越好的服务价格越贵，也造成了中国在服务领域的消费较为低下。因此，可考虑将增值税改革扩展至整个服务行业。周小川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