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守国

今年过年时，在老家，喝完酒后，王海拉着我的手说，表弟，你就写写我吧!我也给你稿费。中国最牛B的报纸一个字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写完后，还不用你发表，把稿子给我就行了。我自己掏钱印843份，给合庄每家每户发一份，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我王海是个啥样的人就行了。王海说这话时，语气沉重，神情严肃，看起来不像是喝多了或者是开玩笑。

王海走后，我问父亲这是咋回事。父亲说。你大表哥在咱们这片名声不是太好，人们都背地里骂他是小地主。他走在大道上，人们看见他都扭着脸，谁都不乐意跟他说话。这让我这个当舅舅的都跟着抬不起头来!父亲说着真的低下头去，并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看着父亲难过的样子，我便安慰他，说这跟咱们啥关系，王海又不是你的亲外甥，你犯得着这么去在乎吗？

父亲瞪我一眼，他说这叫啥话?这些年你不在家，多亏王海照应着。家里有个啥大事小情的，只要是吱个声，王海就过来帮忙。每到逢年过节的，王海都来看我，哪回都不少地拿东西。王海在外头也跟人说，我就是他亲舅舅。

父亲每次说起王海的好处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满足的神情。父亲的这种神情，以前在说起我的时候，也曾流露过，只是这几年，好像是越来越少了。而表现在王海身上，不但经久不衰，而且与日俱增。我知道父亲与王海之间，打小就有着一份很特别的情感，王海是我父亲一手哄大的，

王海不是我的亲表哥，这是合庄人都知道的事。实际上他跟我们家族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他只是我姑父的儿子罢了，

我姑父年轻时，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在省城读过国立高中。他的上几辈人，都是合庄的地主，属于家称人值那伙的。我姑父不到20岁就成亲了，说的第一房媳妇就是王海他妈，是当地名门旺族家的闺女。可是，这女人生完王海三个多月后就没了。我爷爷见缝插针，看老王家的日子过得滋润，就托媒人去他家说媒，主动把我大姑嫁给人家做填房。

我大姑过门时，还是黄花闺女，对拉巴孩子一窍不通，而我姑父的母亲死得又早，家里连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我大姑便回来把我奶奶接去了，让我奶奶帮着她照看王海。

我奶奶到那一看，吓了一跳。王海跟纸糊的一样，只有一把骨头架子，都八个多月了，还不会翻身。我奶奶便问我姑父，你们都给孩子吃啥，把孩子经营得这样?我姑父说家里雇了奶娘，可这孩子一吃奶就哭，奶娘说这孩子认生人。我奶奶就让我姑父把奶娘叫来。奶娘来到后，我奶奶上前摁了摁人家的奶子，挺肥的，我奶奶就看着人家给王海喂奶。奶娘刚把奶子放到王海嘴里，王海就哭起来，怎么也不肯吃。等过一会，王海不哭了，刚吃几口，奶娘又给他换另一个奶子，王海又哭起来。我奶奶看出些门道，她把孩子抢过来，用舌头尖舔了一下王海的嘴唇，感觉有些辣。我奶奶问奶娘这是咋回事?奶娘不得不说了。原来我姑父家雇的这个奶娘是兼职的，家就住在我姑父他们的那个村子。她家里也有小孩，好像比王海还小两个月。她只是每天过来奶孩子，奶完了就回家。她怕把奶水都让王海吃光了，自己的孩子就吃不饱了。所以她每次来我姑父家前，都用辣椒皮在奶头上抹几下。

我姑父听完后，气把那个奶娘臭骂一顿，把支付给她的工钱也要回来了。我奶奶当天就把王海抱回到我们家里，那会儿正赶上我们家的母牛下犊子，王海就跟那个小牛犊一起吃牛奶，这才活过来。王海从我们家一直长到7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姑父才把他接回去。王海在我家的那些年，每天都是我父亲哄着他玩，我父亲只比他大8岁。

关于王海的这段经历，我奶奶活着时，就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过。奶奶认为王海大难不死，肯定是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以后一定能发达起来。奶奶每次都嘱咐我，让我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王海。不然，她就饶不了我。

可能就是因为奶奶说得次数太多的原因，让我产生逆反心理，我表面上应付着，内心里却极端地疏远他。我背地里几乎不叫他表哥，而是直接叫他的名字。奶奶偶尔听到后，便沉下脸来教训我，说你别王海王海的瞎叫，该你叫的?他是你的表哥，以后我再听到你这样叫他，我拧掉你的耳朵。

奶奶去逝后，父亲接着为我纠正过一段时间，我每次说走嘴叫起王海的名字，父亲就不是好眼神地瞅我。后来随着我渐渐地长大，父亲也就懒得去计较这些小事了。比如现在，我竟然可以这样去问父亲：王海究竟做下啥缺德事，让合庄的人们这么憎恨他?

父亲没直接回答，他问我知道咱们村委会的那栋小二楼吧?我说知道。父亲又问我知道咱村的理石厂吧?我说知道。父亲说打去年秋天起，这些地方都变成你表哥家的了。

父亲的话，让我很吃惊。如果说理石厂转变成个人的，这没啥。现在很多集体企业都变成个人的了，别说一个小小的村办企业了，这是大势所趋，这些年我在报社工作，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但村委会的小楼，那可是全村人的政治中心，怎么会变成王海的个人财产呢?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问父亲村委会搬到哪去了?父亲说搬到小学那个院子去了。我又问父亲小学呢?父亲叹口气，说跟李庄小学合并了，搬到李庄去了。要不人们都这么恨王海呢!谁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多跑十来里路心里好受啊?所以人们把对村上的怨恨，都撒到王海身上了，

其实对于我，从考上高中那天起，就算离开合庄了。家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我知道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很难一下子把过去的王海和现在的王海联系起来。记得我上学时。他还只是个小瓦匠，跟村上的很多瓦匠一起，临时组成一个小工程队。他们其中的哪位联系到活计，谁就当包工头子。等干完了，大伙把钱一分，这个临时的建筑队就解散了。等哪天谁再找到活计。再组建新的班子。就这么一个骑着破摩托车，车的后架上挂着一个布帆兜子，兜子里面装着大铲、刨锛的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里，一下子成为合庄乃至黑龙镇的首富，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父亲说王海起家也挺不容易的。别的瓦匠挣了钱。都忙着盖房子、买彩电、买冰箱，图享受了。只有王海不，他挣了钱就去置买工具。凡是建筑队用得着的，包括绞拌机这样的大机械，他都置买全了。他家还住那三间老房子，还看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后来人们看到王海的设备先进，能提高工程进度，来找他盖房子的人就多起来，那些手艺好的瓦匠，也都纷纷投奔到他的这杆大旗下。没几年工夫，王海的工程队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成为黑龙镇上最大的专业工程队。这时正好村委会想盖一栋二层小楼，村主任薛怀仁主动去找王海，他们接洽几次后，王海就把村委会的那座小楼的活包到手了。小楼竣工后，村委会一直拖欠着王海的工程款。直到去年秋天，王海向法院提出诉讼，他们算了一把总账，王海把理石厂和村委会的那个小楼一起算到他手里去了。

听完父亲的讲叙，我觉得事情肯定不像父亲说得这么简单。我便让父亲给我讲得详细一点。父亲说他也就知道这些，内情究竟怎样，就得去问王海了。当时我就顺口搭音地说，等以后再说吧?有

机会采访他一下。

第二天，我去镇上看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喝了很多酒。回到家里，都是下午4点多了。我进屋时，父亲正倚在炕头看报纸。可能因为我是记者的原因，这几年，父亲对报纸突然感兴趣了，竟自费订了两份，一份是省报，一份就是我们出的市报。由于这里是农村，投递不及时，往往半个月才送一次，比如他现在看的这张，我在没回来过年前就出版了。我用来往回包东西的那些报纸中，可能就有这份。不过能看得出来，这两份报纸对父亲还是很有影响的。他现在说起话来，水平比以前明显提高了。有时候还能捅出一些比较时髦的新词来，前天他还笑着说他是我的粉丝呢。

我刚脱下外衣坐到炕沿上，父亲便对我说，王海来电话了，约你明天去他家喝酒。你不是想采访他吗?所以我就替你应下了。父亲说完，仍旧看他的报纸，并用报纸把脸挡起来了。

这时坐在炕梢的母亲转过头来看我一眼，见我没啥反应，这才又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从母亲的这个举动里，我感觉得出并不是王海来电话约我喝酒，而应该是父亲打电话告诉王海，让他明天约我喝酒。其实我昨天就看出来了，父亲很希望我能帮王海这个忙。

第三天早上，王海真就骑着摩托车来了。见面后，他跟我使劲地握手，一个劲地跟我说，老弟，我不会让你白受累的。你想吃啥，只要是咱们这疙瘩能捣腾到的，我都能搞到。说着就拖着我去他家。

我没推辞，父亲答应的事情，我不好再说啥了。同时我也的确想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更多内情，想看看村民住在村委会里是一种什么情形。

村委会离我们家三里来地，王海骑摩托载着我不到5分钟就到了。

村委会的这个院子，至少有三亩地，与合庄小学的院子连在一起，中间只隔了一道墙。本来这两个院子的墙都是红砖砌成的，可现在村委会的这个院子用豆绿色的外墙漆涂了一层。原来用白漆写在大门两边的标语还依稀可见，看样子这墙应该是王海入住后粉刷的。大理石门垛上刻着合庄村民委员会的那个地方，贴着对联。好像就是为了掩盖那上面的字，对联做得很超标，宽度有70公分左右，长度差不多两米，对联上的字写得很讲究，应该是个懂书法的人写的。只是对联的内容很平常，写的是那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老词。大院里的地面处理过了，靠近墙跟的水泥地面被刨开，沿着四面院墙栽种两排胳膊粗细的杨树。在靠近小学那边的墙下，还搭了一溜半人高的鸡舍，大约有七八间的样子。鸡舍的门前每隔一米左右竖起一根钢筋柱。上边系着绳网，形成一个围场，里面有几十只鸡在休闲地走动着。整个院里院外，只有那栋小二楼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整体看起来，已经不像一个办公地点了，有了些农家大院的气息。从当院到屋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室内的大理石地面上，留着刚刚拖过的印痕，空气中还弥漫着清新剂的味道。底楼的房门全都锁着，看情形，显然是没投入使用。我被王海让进了二楼，王海指着走廊的西边说，那边是他儿子的领地，这边才是他们俩口子的地盘，

我以前来过这个小楼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到这里来办理户口迁移。我记得一楼是财务室和妇联主任、治保主任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小食堂。二楼楼梯的西边，是村主任的办公室和一间图书室。楼梯的东边，是书记的办公室和一间会议室。我被王海让进紧东头的这间客厅，我记得就是那个会议室。而他们的卧室，就是当年村书记的办公室。

客厅的面积至少有60平米，尽管屋里的东西不少，沙发、茶几、电视柜，酒柜摆了一大溜，却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在门口的斜对面，摆放着一个老板台，是大理石做的，差不多有台球案子那么大。上面安放着两部电话，还有一部传真机。后面的老板椅是真皮的，椅子的靠背很高，以王海的个头，坐在这个椅子上，挺直身子，也就只到椅背一半的高度。

王海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表嫂就开始一趟一趟地往上端东西。瓜籽，花生，糖果和各种水果。表嫂每端上一样来，都递到我面前，说表弟你吃这个，表弟你吃那个。让得次数多了，让我惭惭地反感起来，好像我啥东西也没吃过似的，好像我来他们家就是来吃东西似的。我不住地点着头，不停地把这些东西向外推着，最后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摆了一大溜。

王海指着这间客厅对我说，表弟，你看这客厅还可以吧?尽管这一路上，王海不停地问话，但问的都是我在外面的工作生活婚姻等情况，真正提到他或他家，这是第一句。

我听完后，不得不重新打量了一下。我说，不错啊，市长家的客厅也就这么大吧。王海听后嘿嘿地笑了几声，说他也是第一次住这么大的房子。说完，他从身后的一个小柜里找出两盒烟来，一盒是中华，一盒是玉溪，边打包装边对我说。来一般的人我不给他们抽这烟。抽也是遭践了，他们都不知道这烟多少钱一盒。咱们这疙瘩都认红梅这个牌子。

王海并没在沙发上坐下，他绕到那个老板台后面，坐到那个转椅上去了。坐下后，他又问我，表弟，按照你们城里人的布置，你看我这个办公室还缺点啥?

我不得不再次环视一下，我说缺点文化气息，再放一个书橱和一台电脑就好了。王海说，书橱和电脑家里都有，在孩子的房间里。我这屋放电脑没用，不会鼓捣。说完又朝我嘿嘿的笑了两下。

我们聊了一会家居的布置，王海便急于把话题引向他要叙述的内容。讲他是如何节衣缩食地置买家当，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谋求发展。这些跟我父亲讲叙的基本一致。只是在说到他与村委会的纠葛时，比我父亲说的详细一些。

王海说他和薛怀仁以前就熟，他们在其他的场合上，一起喝过很多次酒，毕竟他们在合庄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天，薛怀仁突然打电话约他去镇上的福盛楼饭店吃饭，说顺便跟他谈点生意。这让王海点受宠若惊，他很高兴地前去赴宴，临走时还用报纸给薛主任包了两条红梅烟。

在酒席桌上，薛怀仁主动提出把村委会的这个工程包给他，激动得王海连敬薛主任三杯，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薛怀仁让他核算一下工程的总造价，给他个准数。王海回来找人测算一下。光材料费和工时费就得30万元。第三天，王海仍在福盛楼设宴，回请薛怀仁。王海说全下来得35万元，这其中王海为自己加了5万块钱的利润。薛怀仁当即拍板，说行，就按你说的数，明天咱们就签合同。王海没想到事情这么痛快，他高兴得又敬薛主任三杯。

直到喝完酒后，薛怀仁才提出村上没钱的事。王海说没钱你们盖的哪门子楼啊?薛怀仁说就因为这个才找你呀，你先给村上垫上，等到上秋后，村上收上来包地钱就还你。王海说那可不行，我没那大的本钱。薛怀仁说，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你可以找砖厂跟他们赊砖：找水泥厂跟他们赊水泥：工人的工资也先欠着。这样就用不几个钱了。你跟他们打交道这些年了。这点面子还是有的嘛。王海还是不干。说他不能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到时候村上还不上钱，他咋跟人家交待。薛怀仁说，村委会也不让你白干，给你40万元还不成吗?多给出的那5万块钱，算做好处费。王海听后核计了一下，觉得薛怀仁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就口头上答应了。

合同是薛怀仁拟定的，他只约定承包金额，工程质量和交工时间等，并没提及还款期限。当时王海提出过异议，薛怀仁说这事没法往合同里写，这要是写上多给你5万块钱好处费，没法向村民交待。那样，我这楼也盖不成了，你这钱也挣不着了。当时薛怀仁看到王海还在犹豫，迟迟不肯下笔，就拍着王海的肩膀说，只要你小子会办事，村上欠不下你这点钱的。

到了秋天，村里明明有钱了，薛怀仁就是卡着不给。王海没办法，只得给薛怀仁送红包。第一次送了2000块钱，换回来1.4万元：第二次送了3000块钱，换回来2.1万元：第三次又送了5000块钱，又换回来3.5万元。王海一算计。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他想把这40万元拿到手，就得给薛怀仁送5万块钱的红包。薛怀仁正好把多给王海的那5万块钱的好处费弄到他自己手里去了。

王海感觉心里不平衡，特别是那种被人戏弄的感觉让他受不了。王海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一个对策，那就是不再跟村委会要剩下的那些钱了，他要把这些钱做为投资，就算是买一只母鸡放在村委会养着，让它生蛋，再让它抱窝，让它孵出小鸡仔来。

五一节前，王海又给薛怀仁送去5000块钱。他对薛怀仁说，他很理解村上的困难，他暂时也不等着钱用，村里欠的钱就先不用还了，算是他借给村上了。但借钱是有利息的，他让村上给他打个欠条，按1万块钱每年1000元的利息计算。王海这话一出口。薛怀仁立即表示接受。第二天，他告诉会计给王海打了欠条。王海说就是从这时起，他和薛怀仁成了一个绳上的蚂蚱，越缠越紧了。

王海隔三差五就以要钱的名义去村委会视察一圈，赶上薛怀仁他们喝酒，他就跟他们一些喝酒。赶上他们开会，他就坐在那旁听，有时候还帮着参谋两旬。他也经常请村委会的人喝酒，在酒桌上，他抓到点什么信息，就抢过来利用一次。村委会欠王海的钱，就不得不把村上的一些工程继续交给王海去做。他先后给村上修建了30多个机井房，还给村上建了500多米的拦河大坝，甚至是村委会搭个锅台，都是王海出人干的。这样一来二去的，村委会欠王海的钱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就滚出这么个结果来。

尽管在与村委会的商业交往中，王海最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但王海说，他的确笑不起来。住在村委会的这栋楼里。夜里总睡不好觉。总觉得房前屋后有几千只眼睛在看着他。有几千嘴在啃他。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到底还是没斗过薛怀仁，又让薛怀仁把他耍了。替薛怀仁背了黑锅。

王海说他所以要起诉村委会，只是想把村上的理石厂拿到手。他在决定不跟村委会要钱那会儿，就打起理石厂的主意，但他绝对没打算要村委会的这栋小楼。他没想到理石厂被薛怀仁他们掏得那么空，账面上一分钱没有不算，外面还欠着一个大窟窿。法院的判决书下来后，村里没钱执行，把理石厂划给王海后，村上还欠王海20多万元，再加上理石厂的应付款，正好35万元。薛怀仁说反正村委会的这个小楼是你建的，我们也没住几年，也折给你吧，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王海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又暗中送给薛怀仁2000块钱，便乐颠颠地搬进来了。等他搬进来后，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薛怀仁把村民对村委会的矛盾一下子甩给了他。再加上王海的祖上就是地主，他便自然而然地得个小地主的外号。村民们都认为，是王海骗了薛怀仁，最后把村委会给霸占了。

王海在叙述完事情经过后，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地吸了一口，吐了个烟圈，他对我说咱们这疙瘩能写东西的人也不少，镇政府的秘书一类的，他也认识几个，但他相信不着他们，他怕这件事传扬出去不好收拾，这才想到找我的。他问我这事应该咋写合适?我说总不能照你说得去写吧?他说当然不能了，那样我和薛怀仁不又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了?他又强调说，他没打算祸害村委会，给村上盖楼，他只想挣他应该挣的那部分。现在这个结果，是薛怀仁把他逼的。但他还不想整薛怀仁，他说既要把他从这个事件中拉出来。又不把事情的真相捅出去。真要是把薛怀仁整进监狱，他也脱不了干系，倒那时就更解释不清了。

我对王海的苦闷表示理解，但并不同情。不知道因为啥，我对这个表哥从心里总是好不起来。我觉得他没有啥可委曲的，自始至终，他也是受益者。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毕竟坑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大伙骂他也是应该的。我甚至感觉他和薛怀仁就是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实在地说，我根本也没想给他写什么材料，我来这里只是看看。

午饭是在王海家吃的，这是我这半年来吃过的最实惠也是最没有胃口的一顿饭。桌上全是肉，海陆空都有，整得跟仪仗队似的。鸡是河北沟帮子的，板鸭是南京的，都是整个一只，头缩在翅膀下，平趴在盘子里，看样子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肘子是自己家烀的，没切，圆乎乎的一个大肉蛋，让人感觉就像猴啃西瓜，无处下口。鱼是我们家乡大凌河里的鲤子，红烧的，看起来很有食欲，但没做好，闻起来一股土腥味。八个菜里。就是炒鱿鱼里面放了点韭菜算是菜了。

菜上全后，王海说家里白酒啤酒都有。喝什么听我的。我说昨天喝多了，今天不想喝了。王海俩口子不依不饶的，说我都有十几年没端他家饭碗了，不喝酒就是瞧不起他们。我们争执一会，我也就不好推辞了。我说咱们来点白的吧，大冬天的喝啤酒太凉了。王海说行，说他也不乐意喝啤酒，那东西和马尿似的，喝着没劲。说着就转到他的那个老板桌后面，从下连拖出一个纸箱子来，说咱们就喝这个吧。我看了一眼，是我们当地产的凌塔老窖，也算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酒了。年前我回来时，给我父亲买的也是这种酒，每箱6瓶，38度，商店卖270块钱一箱。

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王海的儿子没在家，他在理石厂当他的厂长，桌上就王海俩口子和我，我们呈三足鼎立的形状围从在那张大圆桌前，每个人中间都隔着一把椅子。这顿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家的那套进口的高脚杯了。以前我也用过这种杯子喝过酒，不过喝的都是红酒。用它喝白酒，我还是第一次。酒杯的口不大。个子也不高，但是肚子很官僚，我照着王海每次喝的标准去喝，结果还是把我喝多了。饭后我们都说些什么，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王海打电话给我叫了出租车，他亲自把我送回来的。

我去王海家那天是正月初七，正月初九我就回单位了。我走时，父亲提起过王海要的那个材料。我搪塞父亲说，等我到单位再写吧，写完后给他邮回来。

这之后的一个月里，父亲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专程问及此事，说王海等着用呢。每次我都以工作忙为借口，一直往后拖延着。第二个月，父亲再打电话时，竟然不提此事了，这让我终于松一口气。我在跟父亲唠磕时，凡是涉及到写东西的事，我都不敢提起，包括采访这样的字眼。

五月中旬，我往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我问父亲干啥去了?母亲吱唔着没回答。我觉得不对劲，又问一遍，母亲这才告诉我，说父亲得了阑尾炎，开刀了，刚出院，在炕上躺着呢。我问母亲为啥没告诉我一声呢?母亲说父亲不让，怕影响我工作。我问母亲家里缺钱吧?我想往家里寄点钱。母亲说不缺，她说父亲看病没花家里的钱，一切都是王海给操办的，连医疗费都是王海给掏的。母亲的话，让我又想起了我的这位表哥。

我问母亲王海现在咋样了?母亲说，王海当村主任了，都干两个来月了。我问母亲这究竟是咋回事?母亲说，王海在村委会换届前夕，到底给合庄每户人家发了个告示，说他愿意把那个小楼献给村委会。结果大伙在选举时，把薛怀仁整下台了，把王海选上了。村委会现在又搬到小楼里去了，小学也搬回来了。因为王海家的旧房子去年秋天就扒了，他家没地方住，还住在那个小楼里，王海坐在家里就能上班了。

听完母亲的话，我心里觉着挺对不住这个表哥的，便小心翼翼地问母亲，那个材料是谁给他写的?母亲放低声音对我说，好像是省报的一个记者。

放下电话，我还在电话旁愣着。对座的大刘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有点想家了。其实我真想回去看看父亲，也顺便看看表哥当上村主任后是怎样的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