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 莲

1942年4月初，距离“皖南事变”发生不过15个月，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屈原》便在战时陪都重庆首次公演，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至今回眸，仍令人叹奇。

一、国泰剧院的盛大演出

1942年1月11日，当郭沫若的话剧剧本《屈原》脱稿后，许多报刊的编辑便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郭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郭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他所料，有关当局还是让《屈原》连载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但尔后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可是《屈原》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已无法消除了。(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开排《屈原》，由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这实际上已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在排练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人们却振振有词地质问道：“《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他们于是又转而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夏云瑚则以不演戏就无法赚钱维生为借口顶住了。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的一座破的楼房的院落里排练。郭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他还特地作了16首诗，分别题赠给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1942~124月2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4月3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间就抱床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人有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爆炸了吧……”的声音。那时，郭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大致在5日晚上，郭沫若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即插话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听了这话，受到极大启示，觉得“这”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参见郭沫若：《瓦石札记》，《郭沫若选集》第三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二、《(屈原)唱和》与《雷电颂》

7日，郭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遂成七绝两首以赠沫若：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非许剐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郭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11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萧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4月12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更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约半年之久的大联唱。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17天，场场客满，卖座近30万人次。4月20日的最后一场演出，郭沫若特邀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约一同看戏。这天国民党方面有意破坏，对剧场一带停电。可是演员们却在台上点起一盏油灯，借着微弱的光亮演出。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有了“天人感应”，一片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紧握着郭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郭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

三、《屈原》之外的坚持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为《屈原》公演之事颇感头痛。为此，他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招待会”，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与会的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则紧随潘公展，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不料郭沫若竞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郭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

《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了，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的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郭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瓷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郭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郭沫若干杯。

《郭沫若传》及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曾先后在苏联(1951年)、日本(1952年)、波兰(1957年)、匈牙利(1958年)、冰岛(1958年)等国出版。其中，由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译本《屈原》，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郭沫若的历史剧也曾在一些国家上演过，如50年代初就在苏联莫斯科的叶尔米洛娃剧院上演过《屈原》。1952年，《屈原》在日本首次公演时，即由河原崎长十郎饰屈原；以后又在1962年、1972年和1979年三次在日本公演过。1981年河原崎长十郎率领剧团来我国，由土方与志任导演，演出《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8年，来访的河原崎长十郎还在北京对郭沫若说：“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1972年春，当河原崎长十郎在日本上演《屈原》的消息传来后，郭沫若十分高兴，特向河原崎长十郎捎信，对“长十郎先生孤军奋战，不胜苦劳”表示慰问，“祝愿取得非凡的成功”。同时，郭沫若还赠诗一首，日：

滋兰九畹成萧艾，橘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

《屈原》的蜚声海外，除了郭沫若的匠心独构、爱心倾注外，也说明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魅力是跨越国度的、永恒的。屈原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