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形成了他独具科学观风格的文学批评观和世界观，极大丰富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内涵，促使他加强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并指出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科学文学批评观 自然科学 过分文明 《朋友》

引言

19世纪初，机体学说和理想自然哲学对于发展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理想主义在整个世纪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电化学的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哪一种科学是可以脱离假设、直觉、类比推理而得到发展的。自然统一的理想假设为经验实验提供了飞跃性的理论基础。在很多情况下，只通过实践调查研究，我们还不能决定科学竞争理论并将一些经验性的实践同科学竞争等同起来。一些所谓“错误的”选择或是过时的解释事后不应受到嘲笑。我们可以从伽凡尼发现交流电或赫兹发现收音机电波快速穿过电火花装置的事例中得出：从意外的事件和瞎撞运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规律。不过，如果对于世界我们先前没有设想，没有根据这些设想形成假设，我们所要探寻的这种意外惊喜也是很难发生的。令科勒律治关心的是韩佛利·戴维的研究。戴维的研究表明万有引力物理学将有可能被电极物理学所取代，而这将发展成“场”物理。通过经验研究，把精力集中到探究电极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上，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们将看到关于自然力和理想主义的宇宙理论会将自然的、社会的内在力量全部统一于一个主要的体系中。这不是幻想，亦不足为奇。这是该时代以真正的科学革命为基础的乌托邦的预言。

一、19世纪初英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繁荣

神奇的自然能量似乎充斥着整个世界，为了了解其中的意义，波伦尼亚的解剖学家伽凡尼（1737—1798）开始了一场电流发现的研究。那个在静电发电器附近用金属解剖刀去接触一只青蛙的腿部而使之产生自动痉挛的人就是伽凡尼。18世纪90年代，伽凡尼和他的助手游历全欧洲，在农场各种各样屠宰后的畜体上做实验来制造痉挛。他们了解到有一种不可见却又拥有巨大能量的力量存在着，它可以联结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伽凡尼指出，当青蛙的脚接触一个装有金属棒的银盒，同时他用金属接触该银盒，即便没有外来的电流，青蛙也会弹跳.所以伽凡尼这样假定：一些“运动磁场”残留在其肌肉中从而引起了反弹效应。伏特偶然发现了这一著名论断：即使没有青蛙或根本就没有有机体，电流照样能够在两个相异的金属之间流动。历史学家、科学家威切尔预言：这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将有可能改变人类文明世界的实质。电流电池（电池组或电池）的设计、戴维、安培、奥斯特的电实验都将在这个发现下得到肯定。

科学家奥斯特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看法，而且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发展方向。奥斯特确信：电和磁场是一个简单“起源力”孪生的两个方面；这个“起源力”可以引向电子表磁场的定律，引起科学和工业上的革命。1820年冬天，奥斯特在一堂著名的授课中，面对他的听众说出一个结论：移动的电流可以产生热、光和磁场。他在听众面前来回地演示了该实验：在一个指南针的下面，电流通过一根电线，指南针微微倾斜。这个实验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证实了理想自然学家们一直所期待的一个结果，即自然力量的统一。

19世纪20年代初期，安培证实了：在铁棒的上面螺旋式地缠绕着带有电流的电线，最终会产生磁场。磁场是由于电流的运动而产生的。地球是由于自身的运动而产生了磁场。从1800年戴维的电流实验起，人们就开始在无关联的“力量”中寻求自然统一。现在我们追寻更高境界的自然统一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1800年11月，戴维告诉科勒律治，他已经有了对流电的发现，这些发现似乎可以通向神秘生活之神的殿堂之门。戴维已经演示出了电与化学亲和力的关系，表明了静电与交流电、化学亲和力、热反应、电化学等一系列学科之间的联系。正电和负电力量之间相互作用支配着整个化学过程，通过这一认识，化学将得到组织和运行。在1820年，戴维和托马斯·威基伍精心写出了一篇关于如何利用硝酸银转移图象到皮革和玻璃上的论文。戴维早已对光化学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1799年，戴维发表了《论热、光和光的混合物》，并猜想本质的一般类比、起因的神秘简单而效果的复杂莫测能证明光对视觉与植物有好处，还可用于其他目的。早在1796年，戴维就已经阅读了关于康德的书籍，并开始怀疑光本身就是化学、磁场、电的基础，甚至是人类智能的超验起源。戴维建议法拉第在纸上放些铁屑，让带电流的导线通过，磁场本身的模式会被绘制出来。尔后，戴维展示出了第一个可视的图像——一种物理领域的“磁针自记仪”。早在18世纪20年代法拉第就开始了着手描绘一系列极妙的场的图画，这将引起一场物理领域的革命，并将明确地改变牛顿暗喻学说：分离的分子穿过远距离的空间进行相互作用。事实上，戴维在英国电化学的实验不仅受到经验影响，而且受到观念主义者和乌托邦预期思潮的影响。在科勒律治的布里斯托派思想中，牛顿学说里的“宇宙充满着分离的粒子，这些粒子是沿着不变的轨道运行的”，这一点成为了政治和想象惯性的象征。但是威谦·布莱克是众多英国激进学者中唯一反对盲从于牛顿暗喻学说的人。他认为宇宙不应只沿着不变的轨道运行。新的电化学表明：在暗喻中这个转变不仅远离了经验研究中的旧模式，而且远离了在处理人类事物中所沿用的等级制度的“公正法则”。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劳伦斯指出，化学表明了物质和精神的本质问题。一个新的流行词语“能量”既标志着人类辛勤劳动的经济力量，也标志着自然客观物质对人类创造力的制约和抵抗沉重惯性的精神。这些词汇不仅服务于新兴阶级的革命理想，也满足了他们在开发经济、利用技术所使用的新方法过程中的物质利益。这样一来，新的科学观点就成为了扩展了的政治暗喻。经验研究丰富了千年的期盼，反过来千年期盼也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发展。

二、科勒律治与戴维的理论

科勒律治认为戴维的理论比牛顿的理论在反映人类本性中更具智慧、更高贵、更有权威性。戴维猜想在意识世界中只有一种力量存在着.这种力量在粒子之间表现为化学吸引力,在特定的聚合中表现为电力，在普遍的事物中,又被表现为了星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当这种力量被证实的时候,我们就只留下把这个力量运用于一些生命智慧法则上的问题了。所有人类的知识将形成科学和形而上学理论,这种知识也便成了唯一的科学。科勒律治把超验观念所有力量运用到“一些生命智慧的法则上”，这使他脱离了戴维的观点，从而标志着他的关于科学真正的社会利用价值的晚期思想开始逐渐形成。科勒律治认为戴维在研究技术发现的过程中成为了一名唯物主义者同时把自己束缚于功利主义的政治队伍中。1808年，科勒律治在《雅各布·波姆》的页边注解中写道：“戴维在实验中对科学思想所做出的努力远比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哈特利这些形而上学主义者们对科学思想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科勒律治是一位托利党人，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仍是保守的生机论者。生机论被戴唯和科勒律治所接受，认为这种生机论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提供着保障。戴唯的技术工作代表了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正在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戴唯晚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认同了工业文明，认同了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譬如，戴唯的“安全的灯”则可以用来很好地象征在工业革命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这个“灯”不是用来挽救生命，而是用来探究更深奥、更危险的接合处，这个接合处反过来所产生的效果会引起更多的死亡！戴唯化学中的这个“力量”在结构上紧系着社会物质力，这个力量不会平衡，而且也不可能平衡。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无法避免地要对充满矛盾的工业秩序进行开发，在这一贡献过程中，他的工作是“机械化的”。科勒律治，像许多十九世纪的保守人士一样，他开始退却了，从所有有利于以无尽的物质开发和人力利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退却出来。他一直所抱有千年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国家（即使物质没有必要平等）。在那里，所有的人一起分享信仰和道德目标。他写第一部主要的政治性著作《朋友》，目的就在于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和谐的国家不能单纯地由理念来创造，也不可能仅凭那通向乌托邦的知识增长来创造。

三、《朋友》中所体现的科学观

1818年，科勒律治的《朋友》中的高潮章节“机械哲学”作为“分离时代”到来的前兆受到攻击。但是这些机械哲学受到“国家革命中同党派”的拥护，他们制造出了自然权利系统，这替代了社会和世袭的特权制度，贵族意识大范围地受到暴风雨般地袭击，并被渐渐削弱下去。在宗教的冥想中，科学知识引发了解决社会冲突和千年秩序问题的方法。在《朋友》中，极性按谢林的方式发展与被科勒律治称为“学术阶层”、“国家之精英”所构思的理想规律相一致。“有知识的阶层”是“一个国家中的基本要素”。这个阶层创造出来的，不是新的体制，而是新的思想概念和新的智力协调力。随着更高级，更抽象的观念均衡的目标的临近，新的智力协调力也将有组织，有秩序地提上日程。这些新概论和新的智力协调力从与它们相近的化学和电学实验理论中分离出来，并又与所有这些理论相关联。我们没有观念上的流体物，也没有化学的混合物，更没有基本的物质，但却有这样的想法一两个相反的力量由于均衡，有停止运动的倾向。事实上，这个观念协调的概念就是科勒律治著作中社会和政治的主题：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精神中的每一种力量一定会使所有相对势力得到发展，这个概念展示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的相对势力都将趋于再统一。内在智力的成就将有系统、有组织地缓和物质观察和物质利用率之间的矛盾；内在智力的发展将加速人类进步的进程。

科勒律治思想发展的过程反映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崛起的新科技权威和精英面前，资深英国知识分子阶层从早期顽固的政治实践主义转变到旧的无权力的冥思当中，这是一种思想进程中的“倒退”。这种反映是很难忽视的。在《朋友》中科勒律治认为：在开发了的理论和实践的协调中，把人类文明中有秩序、宗教和道德与物质进步区分开来，这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年轻人受教育花费昂贵的金额，但除了受教育，其它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摒弃了技能、力量和勇气，而接受了武器和军火；他们十分凶险且过分文明；卑劣无耻，毫无教养。技术的教育只是改善了“人们世俗满足的方式”；“愉悦”的人性变得狭窄、自私起来，因而团体的博爱精神也就很容易与贪婪挂勾。这是人类的邪恶面。这些年轻人对于文明感到恐慌，所以从文明形式中退缩回来。唯恐这点会被人们所忽视，科勒律治提醒我们：社会必须对于重大的事实有预期的洞察力，尽管这点让人害怕，甚至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开始上演。一个民族十分有教养则难，而过分文明化则易。

参考文献：

[1]Life of Samuel Tailor Coleridge by Hall Caine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2）.

[2]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ilor Coleridge ,Edited by James Engell and W.Jackson B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English Romantic Poems-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 by M.H.Ada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0）.

（胡亮才 益阳 湖南城市学院国际交流处 4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