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记忆中的阿拉法特

今天发生在加沙地带惨烈的巴以冲突，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殊死的战争，让人们在惊愕中回想起逝去的阿翁，那个被誉为“中东之子”、“巴勒斯坦之魂”的亚西尔·阿拉法特。

亚西尔·阿拉法特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就投身于反抗以色列占领的军事斗争，经过数次中东战争的洗礼，阿拉法特崛起为巴勒斯坦的战斗领袖。战争缔造阿拉法特，和平也铸造新的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说：“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到了阿拉法特成为第一届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机构自治政府主席之时，巴以之间似乎硝烟散尽，和平的橄榄枝在地中海季风中招展，与约旦河、死海与红海上泛着的熠熠阳光交相辉映。

然而，2004年11月1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巴黎不幸病逝，次日葬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阿拉法特官邸内大理石下，而此时的官邸早已残垣破壁，铁丝网遍布。

巴勒斯坦内部民族矛盾激化的痛苦局面映照了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对待“犹太复国主义”态度上的结构性冲突的事实，也映照了自治地方治理上传统极权主义与某种外来思想激烈排斥的现实。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有一句名言：“当城邦和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时，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联系阿翁的离场与今天中东的乱局，不免让人感觉凉气袭背。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困局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不期而至，宣判了“奥斯陆协议”框架下由四方达成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无限期推迟，而“麦加协议”破产后，法塔赫和哈马斯割据一边，他们之间的裂隙宛如永不粘连的西岸和加沙两块领土之间的鸿沟。

2007年5月与法塔赫公开翻脸，并大打出手，这次被称作“加沙政变”的事件使哈马斯错失了藉由与法塔赫的联合政府将自身“合法化”的机会。政变后哈马斯将加沙地带约7万名法塔赫拥护者解除武装，并逮捕和处决了其中的一些人，从而使得两派的调和变得不可能。

今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缺乏一个阿拉法特式的领袖，法塔赫的阿巴斯奋力争当阿翁第二，但终究不是阿翁，他的威信从选举的票面上看只是在西岸人口的60％的水平线上，他的影响也仅仅覆盖在西岸，随着加沙炮声轰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指责阿巴斯“借刀杀人”，想利用以色列之力重新控制加沙地带。

而哈马斯流亡于叙利亚的哈立德·马沙尔能不能“崛起”为一个新的阿拉法特呢?战争升级后，马沙尔表现出“主和派”的极大灵活性，不但建议立即与以色列协议停火，还称为实现巴勒斯坦的和解，准备派人参加巴各派对话会。之后，他又表示准备在以军撤退到1967年边界的基础上展开和谈。

同样，没有了阿拉法特时代的拉宾和沙龙(沙龙已成植物人状态两年有余了)的以色列，在去年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大战34天之后，战局的失利让执政联盟陷入信任危机，并最终沦为当前的看守内阁。执政联盟急需一场真正的战争来实现“政治的延伸”，他们选择了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没有阿拉法特的时代使国际上热心于调停的政治人物往往无功而返，或是找不到重点。四方中东特使、英国前首相布菜尔在加沙战事升级面前几乎没有作为，萨科齐的中东和平之旅也只能在外围打转，借用埃及的影响来包装自己无力的事实。

话语的困顿

国际社会于1947年底推出的关于“以巴分治”的联合国181号决议，使次年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第二日就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之后历次中东战争和巴以冲突，都具备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国交战”形态，尽管巴勒斯坦人至今没有在181号决议划定的土地上建立起巴勒斯坦国。然而，目前发生在加沙的巴以战争，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却没有成为战争的当事方，它还在隔岸观火，这使我们对战争如何定性感到莫大困惑。自以色列军队2005年全面撤出加沙之后，又先后通过三次军事行动攻入加沙境内，从历史演变上看，加沙曾是一块被以色列占领了的土地，以色列军队重返加沙，构成了“入侵”的实质形态，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以色列会不会重新占领和统治加沙。

以色列军方把战争定性为“以哈冲突”，而非“以巴战争”，并称以色列军事行动设定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消灭哈马斯，而是让其完全失去武力抵抗的能力。1月6日，以色列看守总理奥尔默特提出了停火两条件：一是终止埃及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武器走私，二是终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所有形式的攻击行为。与前面只声称瘫痪哈马斯武力的目标相比，以色列的停火条件事实上扩张到对所有有可能进行军事攻击的武装组织。照这个思路上看，这是一个国家与一个或数个敌对组织之间的战争，是有限的军事行动，与巴勒斯坦无关。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哈马斯除用射程不远、准确度不高的火箭弹予以反击之外，就是采用针对平民的自杀性攻击手段。以色列把这场战争称为“反恐战”，从而确立了行动的合法性。

顺着以色列的逻辑，随着以色列去除加沙地带存在的恐怖主义根源，恢复秩序，并为迎接阿巴斯管理加沙创造条件，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成了新一代“十字军东征”的正义之战。而美国则以哈马斯不间断对以色列的挑衅为借口，支持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动，并把停火的条件设定在可持久地解除哈马斯武装上。沿着这样的思路，哈马斯停火就得交出武器，相当于投降，这是哈马斯不可能做到的。

而在国际政治话语上，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把这场战争视为埃及、阿巴斯和以色列合谋的“绞杀”亲伊朗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一场“内战”。“内战”说反映了后阿拉法特时代巴勒斯坦民族矛盾重重的客观现实。而从以色列国内政治情势来看，这场战争被视为一场岌岌可危的执政党联盟的执政地位“挽救战”。随着战事顺利推进，国防部长巴拉克的支持率大幅攀升，工党和前进党的票源正在增加。从最大受益人角度上看，这场战争只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外部延伸。

透过战争的政治逻辑，我们对这一层次上的巴以战争可以有个大致的把握。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就是政治的延伸”。哈马斯因加沙长期被以色列和美国等一些国际社会的封锁而百业凋零，经济萧条，与法塔赫治下的繁荣的西岸形成对比，他决意投入战争就是冲着经济政治利益而来，而以色列执政联盟面对马上要来临的选举急需打开票源，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以色列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战争。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沙所发生的战争具备了“国家间战争”、“侵略”、“内战”、“非主体战”、“主动防御性的反恐战”及“政治战”等形态，这么复杂的动机下的战争，是阿拉法特所崇尚的一手橄榄枝和一手冲锋枪的简单逻辑不相符合的，这只能把今天的加沙冲突拖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编辑：邱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