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度”隐喻大学本原缺席

朱四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认为大学越来越不像学术单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用行政力量来干预定职称、评教授、分经费，这是身处大学行政化之中个体的直接感受。

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本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此前舆论曾报道深圳三十个教授争一处长职位，现在则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种种事实，无非说明了“官味度”的上升趋势令人堪忧。

大学“官味度”的畸形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反省大学的本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就作出这样的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留下的名言至今传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道，在于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灯塔之角色和使命。

面对“官味度”这个充满反讽和警醒的词语，我们理应明白，大学之道，在于尊重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就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遑论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更应明白，虽然大学不能脱离政治而自存。然而过度的行政权力介入，不但无益于大学质量的提升，还有可能成为学术腐败的渊薮。

回归大学的本原。回归知识分子群体的本分，这是学人良知之要求，也是开放时代之必然。

编辑：衡洁

烧钱再造江宁织造府，是典型的折腾

谢浮名

元旦期间，历时三年、耗资超过7亿的江宁织造府再造工程面世了。府内建筑叠叠高起，如同一幅山水画。如果身处府内，朝北、东、西三面均不见现代高楼。

7亿啊!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地，类似的大手笔不在少数。光是12月，就有秦皇岛海港区港城投资5亿，改造“秦皇求仙入海处”；陕西偏僻贫穷的凤县则耗费6.5亿建造月光城，设置了2700余颗人造星星。更早一点，去年3月，山东省有关部门在北京高调宣布将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这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我们的各地方政府，太有钱了!

自然，舍得下大本钱，都有各自冠冕堂皇的理由。世界上有几个曹雪芹呢!秦皇岛让游客临时将自己想象成秦始皇，过一把游仙瘾，有何不可呢?至于陕西凤县，穷是穷了点，可是，为旅游业的兴旺，叫整个夜空都金碧辉煌起来，似乎也不好指责什么。至于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造，据称“是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意义更是大得吓人。

且不说纳税人的钱该怎样悠着点花，如果地方政府富得流油，能保证民众安居乐业钱还用不完，那么，要建造什么大观园、求仙处、月光城、文化城，犹有可说。问题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真的这么有钱吗?未必。以凤县而论，有资料显示，去年1～5月，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1.78亿元。据此测算，光建造月光城，就耗去了该县近两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凤县政府实际上是在负债运行。

和企业资不抵债要破产一样，如果政府的债务超出其偿还能力，同样是要破产的。2005年11月，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历时近三年打造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正濒临破产边缘!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富得流油!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大把砸钱，从事和国计民生相去甚远的不急之务!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折腾”，请教诸君，一些地方政府一窝蜂地下血本再造江宁织造府，重建秦始皇求仙入海处，搞人造月亮城，是不是瞎折腾?

编辑：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