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岩

当年叱咤风云的“中国烟王”锒铛入狱，今日却自愿到穷乡僻壤种橙当果农。人生沉浮，百味杂陈，面对社会上再次涌起的各种议论，年逾8旬的褚时健淡然回应：“有生之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果园管理好，让当地农民富起来。”

2008年的最后一天，在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中，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赫然名列其中，而且排名第五。这位昔日的中国“烟草大王”、最受争议的财经人物，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当年“烟王”，让生产卷烟如同印钞票

红塔集团的前身是玉溪卷烟厂，建于1956年，虽然地处盛产烟叶的云贵之地，但一直默默无闻。1979年10月，时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上任后，褚时健做的第一件事是挨门挨户到职工家走访。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家中，发现祖孙三代挤住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落泪了；当得知全厂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居住条件都如此困难时，他眉头紧蹙，当即决定为职工建宿舍楼。这个决定感召力很强，全厂当时一片沸腾。

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之后，褚时健当厂长后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烟厂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让玉溪烟厂打了翻身仗。此后他又两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先进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工厂迅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95年9月，褚时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整合周边烟草生产和营销资源，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成立仅一年后，褚时健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就从他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实现税利9700万元，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税利193亿元，固定资产超过70亿元，所创利税不仅超过了当时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一的大庆石化，而且占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

同时，“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达到了353亿元，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红塔集团”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红塔集团时感叹地说：“这不是烟厂，简直就是印钞厂!”

从无名小厂到行业大鳄，在玉溪卷烟厂发展成红塔集团的过程中，褚时健的付出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表彰，他先后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1994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很多普通老百姓更是把他称为“中国烟王”。

晚节不保，临近退休落马陷囹圄

1998年，对于“烟王”褚时健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整整70岁的他，在带领红塔集团继续创造着经营神话之时，人生一下跌入了深渊。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查，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其妻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

1999年1月9日，案侦终结，提起公诉，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被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今果农，带领农民种橙致富

判决后，褚时健认罪服法，积极改造，两年后即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又因患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中，褚时健为自己的罪责感到了深深的内疚，家中只剩下年迈多病的老伴马静芬，而女儿褚映红早在1995年12月被收审后，在牢房里自杀身亡。短暂的休息后，经过一番认真而沉痛的思考，褚时健带着病痛走出家门，和弟弟褚时佐一起来到位于云南新平县与景东、镇沅、楚雄、双柏等五县交界处一个叫哀牢山的地方，承包了2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植甜橙。

这里海拔3000多米，又刚经过泥石流之灾，因此当地村民称它是“鸟不拉屎”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功夫，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经过褚时健的建设，竟奇迹般地变成了盛产冰糖脐橙的大果园。

褚时健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一片荒山变成花果山，成功的秘诀就一条——他沿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的管理办法。以前在管理烟厂时，褚时健实行了“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制，现在，他给种橙的300多名果农定了生产标准，标准细到每棵果树每年应该结多少果。

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年终还能发2000多元奖金。这样，一个果农一年收入就能达到上万元，比到外面打工要划算，因此生产积极性非常高。褚时健把他这种管理办法称作是与农民互助共赢的种植模式，褚时健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利益联盟，这一办法，无论我干什么都会使用，不会轻易改变，尤其现在，因为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有好日子过!”

现在，褚时健已把果园建成了一个年产量达6000吨的现代农业企业——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他虽然不是法人代表，但是实际掌门人。他给自己的甜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云冠”，并注册了商标。由于品质好，供不应求，短短几年时间，他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

看尽沉浮，淡对议论只愿安心种橙

不久前，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时，有人问他：“您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令记者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就是褚时健。

当王石怀疑褚时健从湖南引进的“冰糖橙”种苗能否适应这遥远异乡的水土时，褚时健给他详细分析了当地土地的酸碱度以及高海拔地区的湿度、温差等因素，并一一列出了这些因素对橙苗生长的有利之处，分析得非常清晰，王石不由自主地感叹：“他简直变成了种橙专家!”

尤其听了已经75岁的褚时健对果园未来发展前景的描述，王石更是感叹不已。这次与褚时健见面后，王石公开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工作“玩命”，生活俭朴的人，最终沦为贪污犯呢?许多法律界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体制和分配问题，是导致褚时健犯罪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原因。17年间，他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建成了品牌价值近400亿元，实现利税上千亿元的“烟草帝国”，而他17年的全部收入仅80万元，还不及一些明星大腕—年收入的零头。正如云南大学一位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付出与所得严重脱节，悲剧很难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褚时健一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很快建立并推行企业家激励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了那些为国家创造出高额利税的企业家们，付出辛勤劳动后有了相应公平的回报。仅以红塔集团为例，褚时健之后，他的继任者年薪已达到了上百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讲，褚时健的落马，也算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

现在，对于媒体的再次关注和社会的各种议论，褚时健很平静，他说：“外面的议论我听到了，我希望对我的事情能淡下来，有生之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果园管理好，让当地农民富起来。”

编辑：孟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