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2009-03-27
珍惜文物，我们做了多少？
“圆明园”这3个字早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耻辱的符号，自然，园中的那12个兽首，也让中国人充满着无奈、愤怒、悲伤以及更多的复杂情绪。
西方收藏家充分利用了多数国民陡增的爱国主义情绪，将兽首炒上了天价，围绕兽首拍卖的诸多种种，沸沸扬扬，不免也会被外界视为多少带有闹剧色彩。
本期封面指出，文物保护困局，在于“破旧”却无法“立新”，在遍及神州的城市化过程中，文物继续肆无忌惮地遭到摧残，继续透过黑市交易大量流失，相比历史上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是我们更应该面对的现实。
文物和历史不可复制，难于克隆，谴责西方文物贩子之外，我们扪心自问，珍惜文物，我们自己究竟做了多少？
杨锦麟（凤凰卫视）
《苦恋》的苦味
读《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6期特稿《白桦 “苦恋”三十年》一文，我深感震撼。
《苦恋》最大的争议，是女儿对父亲的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在那个时代，这是一句真话！
仅举一例：1950年代，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写信给留美的堂弟水利专家傅作恭博士，劝其回国参加新中国水利建设。1957年，傅作恭被划为右派，随3000余人的右派大军到甘肃夹边沟。傅博士饿极了，写信给堂哥求救，傅作义无法相信，没有寄钱物。傅博士到猪厩里找猪食吃，倒下了，大雪覆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发现。夹边沟饿死的右派高达2500余人。他们很多是归国的精英啊。
顶尖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饿死？托洛茨基说过一句名言，“在一个国家成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那个不劳动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种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者不得食。”白桦先生说了真话，为何不从中检讨原因，反而动用官方力量批判他呢？
傅天雨（云南大理）
无题可拟，有话要说
今年央视的“3•15晚会”我没怎么看，早上上网，看到有“九九九纯金牛”之类“收藏品”的案例，这样的忽悠骗术其实不难识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想说的是主持人的一番话。主持人陈伟鸿先生在介绍完案例后善意地提醒道：“像这样的造假真是花样翻新，很多所谓的收藏品不断造概念或者虚夸一些收藏价值，我们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收藏爱好者一定要擦亮眼睛，发现这些不法行为一定要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
这里我就有些想法了，这样的行为还用举报吗？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广告每天都是，几乎可以认定为自投罗网，工商部门要管还用得着举报吗？莫非投报纸的也像垃圾短信，把一些重要人物给事先“过滤”了？
老S（山东淄博）
如此吉尼斯，重庆人民答应了吗？
重庆正规划建设“世界第一航标塔”，其建设资金足以建造50所希望小学。近日，长江重庆航道局航道处处长何波透露，只要相关部门支持，航道部门计划投资近千万元，在江北嘴两江交汇处占地10亩建设这个塔。建成后，将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为重庆争光。（《华龙网》3月16日）
相信大家看到“世界第一航标塔”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万州投资千余万后又被拆除的烂尾子工程“三峡明珠塔”和奉节“华字塔”，甚至年初南京欲耗资15亿打造518米的“亚洲第一高楼”的传闻。然而，在谈塔色变的今天，重庆为何还要抱着走个“三峡明珠”来个“世界第一”之势，打造一个圈地10亩、耗资千万的航标塔呢？相信大家光从“吉尼斯”这3个字就可以看出端倪。
不可否认，这“世界第一航标塔”建成后有导航和观光的功能，但这“申请吉尼斯，为重庆争光”的功能又从何说起呢？如此申请吉尼斯，3000万重庆人民答应了吗？
邓子庆（山东师范大学）
被城管对了一次号
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博文，讲的是一个城管野蛮执法的事。这篇博文，被老家一位关注我博客的内刊编辑看中，转载了出来，不料却引出一场轩然大波，险些让她丢了饭碗。而此事的祸根，就是因为我的文章被当地一位同姓的城管队员对上号，对方认为写得太像他了，而要求编辑部交出作者，收回不负责言论，并开除当事编辑。他酒气醺天地在编辑部里冲来冲去，指着编辑们的鼻子，如对着无证摊贩一样地叫骂。
发稿编辑强忍委屈向其解释，作者在成都，离这100多里路，根本不认识他，绝不是写他的事情！
他不依不饶地说：“不是写我，为什么和我同姓？而且那么多人都觉得像我？一定要把作者交出来，否则没完。”
斯文秀气的编辑哪见过这种阵仗，吓得声带哭腔地给我打电话，请我给他做解释。
面对这种无妄之灾，我本不屑解释，但听对方语意凄切，于是决定说几句。刚接过电话，那边就传来一声勇猛的咆哮，我把电话拿离耳朵，隐约听他说了意思，耐住性子对他说：这篇文章不是写的您，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您，请你千万不要对号！
对方不同意，强说就是写他，众人都在取笑他就是证明！
我听后，差点把鼻子笑歪，于是提议说：“要么，你耐住性子等几天，我休息了，回老家来，自费印一万张表格上街请大家投票，看是不是写的你？看你比文章里写的那个人更好还是更坏？你想想，这该是多好玩的一条新闻？”
这个提议把他噎住了，他嘟囔着放下了电话，此后再没提此事。我也因此与一个轰动性新闻失之交臂。
《成都晚报》记者曾颖
未央的《未央歌》
知道《未央歌》是因为过去的一段阅读历史，那个时候我对中国远征军的材料非常感兴趣。
一位西南联大毕业却又投身远征军的老先生回忆起当年联大往事时，用到了“未央歌”这个词，形容当年同学少年、意气风发又青春昂扬的生活。
《未央歌》就这么走进了我的视线，但直到听黄舒骏的歌曲《未央歌》时，我才认真注意到了这个词。
这是一本描写当年西南联大学子生活的小说，作者鹿桥（吴讷孙）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了那段时光，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主题，有的只是真善美。
小说一经发表，震动除大陆外的华人世界。1990年，被《中国时报》选为“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李安拍《色•戒》时，还把《未央歌》指定为其主演的必读书目。
不过，同是描写抗战时期的大学故事，不同的人就有着不同的感受。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卑微的一面，而王蓝先生的《长夜》描写了联大里国共两党对学生的争取和政治斗争的残酷。
在距离西南联大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一路之隔的云南大学里，我对这本小说有着另外一层了解：
著名华人物理科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先生一次在这里演讲，他的岳父陈省身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数学教授。
朱先生先是用中国式的礼仪客套了一下，作为6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他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他说，“我曾有幸见过鹿桥先生，今天来到《未央歌》的发生地，非常高兴。”
只是，观众席非常安静，并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互动场面。
也许，听众们太含蓄了。也许，他们没听说过这本书，尽管那段美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本刊记者张欢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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