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 人

1934年4月下旬，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与师长陈伯钧等人，被一个有如在头顶炸响的雷声给震惊了：中革军委所属的独立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政委方强，同时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收押接受审查。该师的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楫伍等十几名营、团干部，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审。

当时，中革军委作出严惩独立二十二师一批师、团军政主官的决定，原因是该师在筠门岭战役中“弃阵逃跑”，致使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敞开在敌人的面前。

宋任穷和陈伯钧等人在心里都明白独立二十二师“弃阵逃跑”是怎么一回事?

短促突击的危害

筠门岭位于会昌县南部，与福建武平临界，距离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仅130公里。该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成为拱卫苏区的南面屏障。扼守筠门岭的红军仅有独立二十二师，而面对国民党粤军和桂军6个整师的兵力，该师还是毫不畏惧地坚守阵地。4月中旬，粤军第一、二纵队向筠门岭发起攻击，中革军委严令第二十二师“务必死守到底”。独立二十二师官兵在程子华、方强的指挥下，与进攻之敌浴血奋战长达七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被迫于4月27日放弃阵地，剩余部队撤至筠门岭西侧十余里的站塘、李官山一线。

军力的悬殊那么大，有谁守得住筠门岭呢?

宋任穷当着师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和师部参谋人员的面，倾吐心中的忿然：

“怎么能这样对二十二师呢?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兵力上一比六，武器弹药无法相比，就是天王老子也守不住的。”

行伍出身的陈伯钧窝在心里的火气更大，接过师政委的话以四川口音骂道：“这大半年来打的是啥子仗哟?啥子‘节节防御?那是在敌人的碉堡面前活活地挨打!这个操娘的‘短促突击真是害死人!照这样打下去，几个月就能把红军毁掉!”

“是啊，在他看来，二十二师只有打光了才算是好样的，可是打光了又守得住筠门岭吗?”宋任穷对于话中的“他”字说得格外重。

在场参谋人员和陈伯钧、赖传珠等人都知道，宋任穷所说的“他”，是指外国军事顾问李德。

在国民党以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之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抛出了“短促突击”的对敌战术。所谓的“短促突击”，就是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情形下，与之针锋相对地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也构筑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碉堡时，红军就发起出其不意的短距离突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博古等领导人竟将李德这种愚蠢的战术当作克敌制胜的法宝，强令红军部队执行。在中革军委的高压之下，红军各军团只得按照李德“百战百胜”的新战术，进行阵地战、堡垒战，结果败仗接踵而至。

联系到程子华、方强的被拘押，宋任穷不禁想起了这几个月以来所在部队的作战情形。宋任穷3个月之前从红五军团原三十八师调到第十三师任政委。他调到第十三师后，部队的第一个败仗是在1934年1月下旬打的。当时，敌北路军第五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由江西黎川向福建建宁推进，红五军团十三师据守在横村、樟村一带。根据师部侦察小队带回来的敌情，十三师应该针对敌人已在正面20多里宽的地方修建“乌龟壳”，离开横村、樟村一线，迂回到敌人背后去击其要害。可是，军团指挥部不敢批准侧击敌后的作战方案，要求十三师正面御敌，相机进行“短促突击”。部队按照军团的部署实施了两次“突击”，每次非但没有得手，还伤亡了好几百人。十三师本来没有满员，历次战斗的损失来不及得到补充，扼守的防线又太宽，从战斗力来说根本无法与敌人抗衡。宋任穷眼见半个多月的战局没有一点改变，反而呈现出对红军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便对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相熟的老搭档陈伯钧说：“老伙计，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再捱下去吃亏的是我们，这样的窝囊仗打不得了，还是撤吧。”

断然之举的勇气

作为十三师的军事主官，陈伯钧对没有接到军团命令就撤离防线的问题，显然考虑得更多一些。然而，师政委的话也不能不考虑，因为事实像铁板定钉那样摆在那儿，再打下去部队非吃大亏不可。从井冈山游击战争摸爬滚打出来的红军悍将，那种潜藏的秉性被激发得难以遏制地进发出来，陈伯钧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撤吧”。

第十三师从横村、樟村一线撤出，在事实上没有对红军的整体防御造成危害，因为4个师的敌军以稳打稳扎的态势推进，那是预料之中的事。军团指挥部倒是闭眼聋耳地没有追究，等于默认陈伯钧他们在强敌面前不搞死守硬拼的一套。可是，中革军委按照李德、博古的指令，给军团发来了语气严厉的电报，指责十三师放弃“节节防御”的战略，撤离阵地，应当负政治责任。在中革军委的苛责下，陈伯钧写好给中革军委的检查，本想不给宋任穷看。不料被宋任穷知道了。他要过材料看后，未加犹豫就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宋任穷的断然之举，使陈伯钧感到惊讶，目光直直地望着这位井冈山走出来的老战友。

凭实而论，作为一个师政委，宋任穷的名字在李德脑子里挂不上号。但自从横村、樟村战斗失利起，掌握了红军指挥大棒的外国军事顾问，开始记住了这样一个人。而随着同年3月中旬红军在五都寨、马鞍寨、石下寨几个地方的阻击战失利，李德对宋任穷、陈伯钩两人的名字更是记在心里。

宋任穷与老搭档陈伯钧，又一次以直接对抗“短促突击”的逆举，惹怒了根本不懂中国红军战争规律的“图上作业家”李德。

1934年3月8日至3月17日，红军第三、五、九军团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南丰五都寨、寺前、白舍、马鞍寨等地，与敌北路军第三纵队主力近4万人，进行大打阵地战的“短促突击”。兵力分散又久战劳顿的红军，几乎每战必损必败。仅在南丰县三溪圩一战，红三军团就伤亡了3000人，这个数目对正规军力只是10余万人的红军来说，足以令很多的人痛如锥心。

在这场大规模的硬对硬的阻击战中，第十三师于3月14日左右，接到军团指挥部的命令，要该师于第二天上午10时前赶到白舍，驰援正与敌人苦战的红九军团某部。军令森严，第十三师立即撤出阵地，仓促地向八九十里外的白舍赶去，师部的命令是路上不准开炊，饿一餐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

心有灵犀的相通

第十三师比预定时间有所提前赶到了白舍，师部作战参谋向老百姓打听，得知所要去的援战地还相距七八十里。这时候，将士们真是又累又饥，许多人一坐下来就东倒西歪地在地上睡着了。宋任穷与陈伯钧到部队休息的地方看了一圈，两人都眉头紧拧得像一条毛毛虫。几个人走在路上，宋任穷对陈伯钧忧心忡忡地说：“部队已经饿了两餐，再往前赶怕是不可能了。”

陈伯钩闻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下定决心回道：“天塌下来也开炊再走!这样下去谁打熬得住?”

宋任穷闻言从心里升腾起一种庆幸

与欣慰：不愧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很多事情两个人都想到一块。

此刻，陈伯钧抬起头望向空中，心情沉重地自语道：“真不晓得是怎样指挥的?命令我们赶到这儿来，实际上相差七八十里地，这不是害死人吗?”

“完全是瞎指挥的一套，等我们赶过去，仗早已打完了，九军团指望我们不上，与其这样，不如……”宋任穷想说欲止。

“我晓得你在想什么。也罢，瞎指挥的一套听不了这么多，弄清楚情况再说。”陈伯钧说。

宋任穷听了连连点头，回应说：“我看是这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失去了赶过去的意义。”

“恐怕不仅是这样，也许等我们赶过去，正好撞进敌人布好的口袋里!原路撤回，宁愿受处分，也不要再吃败仗!”陈伯钧说完站起来。

第十三师这次驰援落空，完全是李德“图上作业”的结果，陈伯钧、宋任穷的抱怨是对的，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李德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量着地图上的距离来算路程，确定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

杀鸡训猴的对象

第十三师又一次抵制了李德脱离红军作战实际的瞎指挥，使得对李德“短促战术”奉若神明的博古等人大为恼火，专就此事给红五军团指挥部发了严厉指责的电报。军团长董振堂当然明白个中的缘由，只是心里有苦说不出罢了。他给中革军委回了检讨性的电报，而在事实上并未对陈伯钧、宋任穷加以责备。

宋任穷没有想到的是博古、李德对第十三师前几次的举动不能释怀。就在中革军委下令拘押程子华、方强后的不久，即1934年5月初，中革军委下发命令，宣布撤销宋任穷第十三师政委一职，由红军总政治部另行安排。相隔数日，总政治部仅以电话通知，任命宋任穷为红五军团政治部民运科长。之所以对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未加处分，大概是博古等人考虑到师级军事主官撤得太多无人顶替的原因。与宋任穷同时撤职的还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他被调到红一军团任一个团的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到了军团政治部民运科后，警卫员没有了。而他的右手在一次行动中脱臼，骨头合臼后还没有好，用绷布吊在脖子上，行动很不方便。军团政治部刘伯坚了解到宋任穷的情况后，把他的两名警卫员，分派一个给宋任穷，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后，红军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突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带，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左”倾领导人将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视为救世主，授予他指挥一切的大权。这位对中国红军军事战略毫无实践经验的外国顾问，将在德国打过的巷战经验搬到苏区，实行“堡垒对堡垒”。在李德的瞎指挥下，所谓的六路分兵，一路也没有取胜，战场上空洒了成千上万战士的鲜血。博古、李德不但没有检讨军事上的失误，反而为继续推行他们的瞎指挥，对一些曾经抵制过他们的红军指挥员，实行组织上的惩罚，对他们或处决，或监禁，更多的是撤销职务，降级使用。

宋任穷就是“左”倾领导人欲要达到杀鸡训猴目的的一个对象。突然降临的政治厄难，并没有把宋任穷击倒，他心里思忖着共产党人应以天下为己任，为了苏维埃的事业，那么多的红军将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降职又算得了什么呢?

突围西征的无奈

3个多月之后，1934年8月初，宋任穷奉调进入瑞金红军大学指挥科受训。该班的学员不到20人，其中有程子华、张宗逊、郭天民、杜中美等。

“左”倾领导人瞎指挥的恶果是，中央苏区连失要塞，红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到1934年6月，苏区的腹心地区仅存瑞金、长汀、宁都等5个县城的狭小地域。苏区的人力、物力濒临枯竭，中央红军数年血战，得不到起码的各方面补充。在蒋介石欲对苏区实施“铁桶计划”的险恶局势下，只剩下突围转移的一条路了。

突围西征前十余天，中革军委决定将苏区的4所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干部团共有1200余人，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动。1934年10月中旬，宋任穷随干部团踏上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